灵魂的挣扎与价值观的重建

余秋雨说：“苏轼走向黄州是带着罪名走来，带着耻辱走来，带着冤屈走来，带着痛苦走来。”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获罪，“上不忍诛，以为黄州团练副使，使思过而自新焉”。苏轼虽侥幸从监狱中出来，以流放的身份做着 “团练副使”的小官，无实权、无编制甚至连一个办公场所都没有。而一个才华横溢、怀济世之才的文臣，竟然做了“保安”，岂不滑天下之大稽？“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冤乎，能无怨乎，能无痛乎？

但苏轼走向黄州又何尝不是带着渴求走来，带着超脱走来，带着重生走来，带着辉煌走来。“二律背反”、“穷而后工”、“史家不幸，诗家幸”在苏轼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卜算子・缺月挂疏桐》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即创作于此。如果说黄州带给了苏轼创作的辉煌，那么赤壁无疑是辉煌中的巅峰。苏轼神游赤壁，灵魂在矛盾中挣扎，生命在超脱中重生。

一、在凄苦中挣扎探寻灵魂的归宿

“苏轼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比冠，博通经史。”父洵虽大器晚成但饱读诗书，其母深明大义兼以忠义礼智信教之，可知儒家文化在他的思想中早已根深蒂固。“奋厉有当世志”的淑世精神必然是他生命的精魂，可是“乌台诗案”打碎了他的“忠君报国”梦。“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苏轼继承了《楚辞》中用“美人”隐喻君主的传统，“美人”指当朝神宗皇帝。遥望天一方，“山高皇帝远”，山水渺渺，我心渺渺，我梦亦渺渺。“一尊还酹江月”，苏轼祭奠的何止是江月而是自己的“忠君报国”。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放任小舟随它飘零，正是苏轼“灵”与“肉”、理想和现实失重的外化，残酷的政治迫害让他失去了归属感。“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箫声凄凉，歌声幽怨，潜蛟起舞，嫠妇夜泣，此恨绵绵，我心何往？种种意象无一不是对苏轼“灵”与“肉”的撕扯，他被折磨得痛苦不堪。“穷则思变”，他在纠结中寻找出路。“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入世”之路既然如此艰辛，为何不“乘风归去”走向道家“无己”、“无功”、“无名”的“出世”之境？

此时儒与道的矛盾也让苏轼陷入两难的境地。这一点在苏轼的《后赤壁赋》中也有所体现：“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既然不能“兼济天下”，也只能“独善其身”，这是古代士子的两重境界。苏轼也不能免俗。在“灵”与“肉”焦灼之时，在心无所属之刻，在灵魂深处他听到了隐者的召唤，苏轼做出了怎样的选择？“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想要遨游仙境，但终究知道“不可乎骤得”，真是恍然如梦。他在《水调歌头》中也写道：“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想早登仙境可是又难耐寒冷、凄清，还是人间好。“道士顾笑，予亦惊寤。开户视之，不见其处。”《后赤壁赋》中在道人向他抛来橄榄枝之时，却大梦初醒。可见苏轼最后还是摆脱了纠结，最后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对“忠君报国”、积极入世至死不渝。他是独一无二的苏轼，他不是“采菊东篱下”悠然的陶潜，也不会成为“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的王维。苏轼在苦痛的挣扎中最终找到了灵魂的归属。“心随境转是凡夫，境随心转是圣贤。”苏轼这位先哲自有他的“移山之法”。

二、以哲学之思走出生存之惑

苏轼采用了主客问答的形式与心灵对话，观照自我。“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在倾尽心中苦水之后，苏轼尝试以哲学之思解开生存之惑。江水日夜奔流， 却永无止境；月盈，月虚，却始终无消无长。从“变”的角度看，天地无时不刻不在变化，“人不可能同时踏入两条河流。”可见变是绝对的；反之，从“不变”的角度看宇宙万物皆是永恒的，人类更是生生不息，繁衍万世的。个体不过是“沧海一粟”，但人类的发展长河却是源远流长的。如果说吾生是须臾的“小我”，那么整个人类的繁衍生息就是永恒的“大我”，必将与天地同在。因此苏轼释然了，发出了“而又何羡乎”的感慨。

“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的曹操，“而今安在哉”？倒不如“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糜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珍惜拥有，把握现在，活在当下，放下姿态，留心身边的美景，岂不乐哉？苏轼重新审视着自己生命的价值正像林语堂在《坡传・序》中说的： “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连绵不断，也就美好可喜了。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以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苏轼被贬到黄州以后，完成了“忠君报国”理想与个人价值观的重建。

其实，“大我”和“小我”并不矛盾。珍视自我，重新发现自我价值，心系苍生为百姓多做实事。把“小我”融入“大我”之中， 把忠君梦与个人梦有机结合，把“达则兼济天下”与“穷则独善其身”的士子两重境界合二为一是苏轼的一大超越，不仅超越了梦想更超越了生命。想清楚了这些，苏轼与客又“添酒回灯重开宴”：“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如果说文章的开篇他与客在借酒浇愁，那么结尾走出生存之惑的苏轼在以酒庆祝，庆祝自己的新生。正像余秋雨在《坡突围》中所说，他“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得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而苏轼在被贬黄州后的作为更是为他这种超脱、豁然的心声提供了最好的佐证。他带领百姓兴修水利，建造堤坝，成立“救儿会”布施慈善，惠泽一方百姓。

苏轼在“灵”与“肉”，“出”与“入”的苦痛挣扎中，终于找到了灵魂的皈依，完成了价值观的重建，心结解开后，他是真释然，真洒脱，让天下耳目为之一新。可以说，苏轼走向黄州是带着渴求走来，带着超脱走来，更是带着重生走来，带着辉煌走来。

作者单位：江苏省丹阳市第六中学（212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