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逾越的底线

日色

李兆忠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副研究员

柏杨走了，留下等身的著作，其中数《丑陋的中国人》名气最大，影响力至今不衰。

柏杨令人想起高桥敷，在以“丑陋的?菖国人”为名的出版物中，高桥的《丑陋的日本人》是真正的开山之作，上世纪70年代初问世时，曾在日本掀起过一股旋风。时过境迁，此书已被日本人忘到爪哇国了。前不久笔者就此书在东瀛传播的情况请教共同社的老朋友盐泽先生，他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他不但没有读过这本书，而且不知道有这样一本书。盐泽是共同社的资深记者，见闻广博，他对此书的陌生，在日本人中应当说有相当的代表性。

读《丑陋的日本人》时，常给人“似曾相识”之感，也许是文化基因相近的缘故，日本人的许多丑陋行为在中国人身上同样存在，比如作者借西方友人的眼睛这样揭发万国博览会上日本人的丑态――

一清早，只听“哗”的一声，地动山摇，好几万人拼命地拥进会馆，我以为发生了暴动，吓得拔腿就逃。然而，那仅仅是观众入场而已。可他们为什么要跑呢？请告诉我。老人，妇女都被冲得七零八落，跑在前面的，尽是年轻力壮的男性。

然而，与《丑陋的中国人》相比，《丑陋的日本人》可谓小巫见大巫，其中对日本人劣根性的批判，远未达到前者对中国人那样登峰造极的程度，它只是就事论事，在现实的层面对日本的种种劣根性进行批判，而前者则将锋芒指向整个中国文化传统，有全面否定儒家文化的思想背景。尽管如此，高桥还是为此书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仅书被禁止发行，还丢了日本驻阿根廷大使的官职，外交官的生涯由此断送。这个事实本身已说明了问题。

了解日本的人知道，在日本这个地理环境封闭的岛国上，任何具有离心作用的言行人物都是不受欢迎的，日本人可以坦然接受种种耸人听闻“日本沉没”的警报，却不能容忍那种颠覆性的自我批判，因为它会对大和民族的凝聚力、“以和为贵”的集团性构成威胁。《丑陋的日本人》正是在这一点上，触犯了日本的禁忌，受到封杀是不奇怪的。

值得一提的是，《丑陋的日本人》问世时，与当时日本的文化形势已有很大的错位，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指出的那样，随着日本工业化发达，经济成长，社会发展，日本文化论也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从1964年到1983年的20年间，日本的成功反映在文化论上，就是盛行对日本文化的特殊性的肯定与赞美。这期间，日本出版了上百种自赞自夸的日本文化论著。在这种背景下，《丑陋的日本人》显得不合时宜，被人们封杀、被人们遗忘是很正常的。我的友人盐泽先生，正是成长于这一时代，不知道有这样一本书，是顺理成章的。甚至高桥本人，被官方召回日本后，思想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到上世纪80年代《丑陋的日本人》再版时，序言公开声明：此书因成形过早，不少观点如今变得非常可笑，不得不将其中某些章节删去，云云。

从文化论的角度看，《丑陋的日本人》只能算一部浅薄之作，作者在海外生活多年，脑子被西方文化所洗，当他以西方化的眼光审视日本的时候，轻而易举地发现了日本人的种种丑陋之相，有时不免将日本人的丑陋与文化上的差异性混为一谈，诸如“外国人的眼泪是夸耀人性的眼泪，日本人的眼泪则是舍弃人性的眼泪”之类，甚至默认日本是“劣等人种”，这显然有失公允。如果读过加藤周一的《杂种文化》、《日本的泪与叹息》等有关日本文化的论述，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就批判的深度而言，加藤远远超过高桥，而更重要的是，加藤对日本文化的批判始终没有偏离正面的价值恪守，“杂种性”这种中国人看来十分贬义的性质，被视为日本文化生生不息的原动力而受到极高的评价，立足于这样的基本立场，加藤对日本的“国粹主义”与“西化主义”作了有力的清算。这样的自我批判，日本人还是能接受的。

冷静地看，“丑陋的?菖国人”，属于一种极端性的、非理性的批判方式，有将一个民族的性格宿命化、定型化的危险。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它可以当作治病的药石；从消极的意义上看，它容易助长文化自虐、自暴自弃的心理。它具有破坏的力量，却无助于建设。这一点上，日本民族表现得比较明智。比较而言，日本学者的日本文化论注重“立”，中国学者的中国文化论注重“破”，背后各有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背景。日本没有中国那样悠久的历史和根深蒂固的文化积淀，可破的东西有限，可立的东西多多，而中国刚好相反，因袭的传统格外沉重，到了西力东渐、生死存亡之际，终于“破”字当头，“不破不立”从此成为一种文化信仰。因此，中国可以有无数个高桥敷，日本却难得出一个柏杨那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