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合资企业管理控制理论研究述评

在概念上管理控制(MC)既不同于特别关注会计信息的内部控制(IC)，也有别于重点关注资本市场的公司财务管理(FM)。管理控制也经常与管理会计(MA)、管理会计系统(MAS)、管理控制系统(MCS)和组织控制(OC)等概念交叉使用(Robert H.Chenhal,2003)，在内容上主要包括战略规划、治理机制、控制方式与工具、预算、责任中心、成本控制、业绩评价与激励、文化渗透等。作为西方会计研究和组织管理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管理控制的研究成果较多。相对于普通企业而言，合资企业(IJVs)尤其是对于新型市场国家的合资企业，由于合资各方利益目标的差异、传统文化与外方的冲突、本国自身又缺乏成熟规范的制度系统等原因使其管理控制的难题十分突出，各种问题都极具挑战性，其中又以中外合资企业在特殊制度背景下的控制更为独特和复杂(Child＆Tse,2001，Hamel.1991)。近年来中外合资企业的控制问题愈发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和持续关注，且大都从中外母公司角度，包括复杂外部环境对中外合资企业的控制模式、影响控制模式的主要因素以及控制对合资企业业绩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中外合资企业管理控制的文献分析，首先简要分析合资企业管理控制的基本理论问题，而后通过国外、国内文献回顾分别分析西方学者和我国学者对中外合资企业管理控制的研究重点、基础理论维度和研究成果，最后得出启示和未来研究要点。

一、合资企业管理控制与绩效

关于“管理控制”到目前为止尚未有统一的界定，但相关文献都一致认为：首先管理控制是管理者为了确保组织绩效而采取的一些行动；其次管理者是运用所谓的控制机制来实施控制。同样，学者们对合资企业的管理控制研究也各不相同，但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合资企业的控制问题主要是从股东方的角度来研究各方股东如何独立而又合作地对合资企业实施控制，以保证投入资源被有效利用和战略目标的如期实现。合资企业的管理控制内涵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管理控制，更加关注公司治理和战略层面的问题。

(一)合资企业管理控制模式Geringer＆Hebert(1989)认为应从三个维度来全面分析合资企业控制模式。(1)母公司所运用的控制机制。指母公司实施控制所运用的具体方法，如母公司股权占有份额、投票权、外派人员、决策权的分配、向母公司的报告制度以及对合资企业管理层的激励制度等。(2)母公司控制的程度。根据母公司对合资企业控制程度可分为三类，即由某一母公司绝对控制的合资企业(单方控制)、由各母公司(出资方)共同控制的合资企业(共同控制)、相对独立的合资企业(所有的母公司都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合资企业的管理层拥有较大的自)。(3)母公司的控制重点。即母公司的控制可以集中于特定活动或结果，也可以集中于组织文化或关系等。Child＆Yan(1999)根据母 公司的控制重点将控制模式分为战略控制和经营控制，战略控制是指对组织的整体战略行动进行的控制，包括对组织战略目标、重大资本支出，高管人员的任命等事项的控制，而经营控制则是对组织经营流程的控制，主要关注生产、采购、分销以及质量等环节的问题。Geringer＆Hebert(1989)指出上述三个维度不是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和联系，应将三个维度整合在一起研究合资企业的控制模式，但迄今为止，大多数文献都只采取上述研究维度的其中之一来进行研究，应用最多的则是第一个维度，即从控制机制的维度来分析和总结合资企业的控制模式(如Dekker,2004;Groot＆Merchant,2000;Mjoen＆Tallman,1997;Chalos＆Connor,2004等)，该类文献大都基于Merchant(1985)和Merchant＆Van derStede(2007)的控制框架将控制模式分为行为控制、结果控制和文化，人员控制，并深入分析了不同模式所包含的不同控制机制。Kamminga＆Meer－Kooistra(2007)的研究则更进了一步，他们全面综合地将控制的三个维度与合资企业的交易特征和关系特征相对应，进而建立了三种不同的控制模式，包括内容控制模式、协商控制模式、环境控制模式。

(二)合资企业绩效度量合资企业的业绩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与控制相关的问题。在研究合资企业绩效问题时，就如何度量合资企业的绩效以及如何评价一个合资企业的成功也存在很大的分歧(Dymsza,1988;YanandGray,1995)。如有的研究将合资企业绩效定义为合资企业的生存、寿命、稳定性；有的将其定义为母公司的战略目标实现程度；还有的将其定义为合资企业财务目标的实现程度、管理满意度等。总之，合资企业业绩应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对母公司而言的业绩，通常用母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程度来衡量；另一个则是合资企业自身的经营业绩，通常用财务指标和相关运营指标来衡量。

二、中外合资企业管理控制西方文献归纳与述评

从合资企业的分布看，合资企业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新型市场、转型经济国家与当地政府、企业联合投资形成的经济联盟体，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和重要载体。就像中国是转型经济成功代表、同时已经成为全球聚焦的重心一样，对中外合资企业管理控制的研究也已经是西方学者研究合资企业的重点。笔者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2007年的SSCI期刊收集的全部关于合资企业管理控制问题大约100篇经典文章(不包括相关的学术著作)中，有40多篇文章(差不多一半文献)研究了中外合资企业管理控制问题，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归纳与总结这些文献：

(一)中外合资企业管理控制研究的基础理论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与基础理论研究了合资企业的管理控制。Child＆Faulkner(2005)认为可从经济学和管理组织学来归纳合资企业管理控制所采用的基础理论。从经济学维度分析，合资企业管理控制的理论主要是基于市场权力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理论、资源依赖、交易价值理论、实物期权理论和增加回报理论；从管理和组织学维度分析，包括战略管理理论、博弈论、社会网络理论、组织理论等基本理论。

(1)交易费用理论。该理论一直是中外合资管理控制的主要理论基础。其核心在于：解释作为一个各方为了各自目标提供互补资源形成的组织，其控制模式或机制选择的依据何在。这不仅可以分析为什么要建立中外合资企业，也可以分析母公司如何控制合资企业，还可以分析合资企业内部如何架构管理控制系统。根据交易费用理论，资产的专用性和交易的不确定性等是决定母公司对合资企业控制的主要因素，多数文献主要检验了其对股权控制的影响，Chalos＆O'Connor(2004)通过对中美合资企业的实地调查，重点检验了合资双方对知识的分享和保护以及专有资产的投入对合资企业控制机制选择的影响。

(2)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该理论认为母公司对合资企业实施的控制部分地取决于其提供关键资源的能力，随着合资一方对另一方资源依赖程度的逐渐变化，合资企业的控制结构也会随之而变化。Yan＆Gray(1994)研究发现东道国(文中指中国)政府政策的变化会改变合资企业资源依赖模式和合资双方的谈判实力，进而改变合资企业的控制结构。Ricky Y.K.Chan(2005)研究表明中外合资企业的运营实践了自然资源依赖理论，并指出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其他快速转型经济国家。

(3)合作关系视角。Van der Meer－Kooistra＆Vosselman(2000)认为除资产特征外，合资双方的合作关系特征也是影响控制的重要因素。已有的文献主要讨论了四个关系特征，包括母公司的差异、信息不对称性、信任和相对谈判实力。Yah＆Gray(1994)关于谈判实力这一概念的研究是迄今为止最具系统性的(Inkpen＆Beamish,1999)，认为出资方的相对谈判实力是合资企业控制的主要决定因素，随后结合资源依赖理论将谈判实力进一步分为以联系能力为基础的要素和以资源为基础的要素，这两种谈判实力分别来自于合资企业和母公司间的资源关系；母公司可选择的伙伴数量；各方向合资企业提供的战略资源；东道国政策约束等。Yan＆Gray(1994,2001)对中美合资企业的研究中，对谈判实力、控制模式及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证实了中外双方的谈判实力决定了其控制模式的特征。

(4)组织学习理论。该理论主要揭示合资各方通过资源互补能够学习到自己所需的知识，同时保护自身专有知识不被竞争者获取；该理论用来动态地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合资企业的控制系统是如何变化的，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什么。Zhang＆Li(2001)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合资企业的控制模式经历了从共同控制模式、以某一母公司为主导的控制模式到拥有更多自的独立控制模式的演变，而控制结构的变化主要是组织内部的学习、相对资源提供的变化以及相对谈判实力的变化所引起的。Jacky F.Hong,Robin Stanley Snell，Mark Easterby－Smith(2006)从社会构筑维度和社会学习理论考察跨国公司对组织学习的影响，表明有建设性契约和成员间团队是基于组织的团队学习能力的关键要素。

(5)社会网络理论。该理论研究合资企业各参与方的互动联结、复杂关系与结构，如知识的产生、转移与整合。与其他理论比较，网络理论强调管理控制系统的过程导向和相对动态性，强调通过社会网络关系谋求控制的灵活性与效率，有别于基于股权大小的方法对科层关系的依赖。Andersson,et al.,(2005)强调因总部不同的控制机制决定了合资子公司当地的嵌入程度。并且子公司在当地的嵌入程度成为其知识创新的重要前提。通过在芬兰和中国的MNC子公司的数据库测试，表明MNC总部的确能影响附属公司社会网络的嵌入程度，并提高附属公司的知识创新。Xiaoyun Wang,Dilek Zamantili Nayir(2006)比较在中国和在土耳其的欧洲移居国外者中社会网络的(个人网络和支持)的异同以及心理差异及其影响，发现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在中国的“社会网络”明显宽泛于在土耳其的“社会网络”。

上述基础理论为人们提供了观察和研究中外合资企业管理控制的丰富而多样的视角，但同时也带来了问题。由于多数文献只局限于某一理论范畴，推导出独特的研究变量并进行验证，研究成果虽然丰富，但由于缺乏可比性而无法得到一些一致性的结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各个理论之间没有建立起有机联系，没有回答不同的理论解释是互斥的，还是互补的，如果互斥，哪一个理论提供的解释最有说服力?如果互补，应如何对这些理论所隐含的因素进行整合，从而对这一问题提供一个全面、系统的解释?

(二)中外合资企业管理控制的主要研究议题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1)中外股东的谈判能力、信任与合作议题。合资合作能力有两种方法视角：一种是基于所有权视角，强调对合资企业采用支配型控股比例和治理结构，这是一种正式的、固化的控制视角。谈判能力就是基于这个视角的研究。另一种是信任的视角，合资双方都特别关注合资企业是一个自愿合作的组织，其中信任、互惠、宽容为核心的关系是合资成功的重要行为与心理变量，并最终主导合资企业的稳定性和绩效，这是一种相对过程化、灵活的控制视角。基于这个视角进行研究的关键是信任和合作。

所有权控制是在合资企业管理控制系统设计中起决定性的要素。这项研究认为在多数所有权和强大控制之间还存在差异，这是由于双方在合资前和合资经营过程中的讨价还价能力所致。最早的专题讨论中外合资企业谈判能力与业绩关系的是Yan＆Gray(1994)，同时关注了影响因素对控制动态、静态两个层面的影响。Ji－Ren Lee，Wei－Ru Chen，Charng Kao(1998)：基于对中国700多家中外合资企业的调查数据，通过经验分析说明平衡关系股权与控制能力之间的关系并非常态，外国合伙人将很可能通过接受股权上的让步但也要获得对合资企业的强势控制地位。特别是在合资企业的上游阶段主要依赖外方股东投入时。当然为了达到合作的目标，外资股东在合资谈判中采用一种灵活的心态。Yan,A.＆Gray,B.(2001)又以“谈判控制”为题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模型。Xinping Shi＆Philip C.Wright(2003)提示在合资谈判中同时要求外方尊重中国文化与习惯，中外双方都要顾及民族感情、忍耐性和坚韧性。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外合资研究文献主要涉及谈判能力、冲突、合资伙伴选择、控制机制等问题，本世纪以来“信任”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们的高度关注。Child＆Faulkner(2005)强调中外合资各方从竞争关系到合作关系的转变，战略上合资企业从竞争战略到合作(Cooperative)战略的变化。Karen Yuan Wang＆Liz Fulop(2007)专题讨论了中外合资的管理信任议题，重点讨论了企业管理者与下属的信任问题，在合资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HRM)建立上下信任关系十分重要，中外合资企业集中化、形式化和小组导向的公司价值观氛围与内部信任的构建密切关联。

(2)中外合资企业设立动机、学习能力和知识转移。一般认为开办合资企业有知识获得、交易成本节约和战略定位三大类动机，中方股东主要偏向知识获取动机，外方股东偏向交易成本节约和战略定位动机。Steven X.Sia、Garry D.Bruton(2005)通过对知识获得、交易成本节约和战略定位三个动机变量以及加上目标相似性、目标互补性和关系三个调节变量的研究，发现这三个动机变量

和三个调节变量都包括其中，并且都会影响在中国的中美合资企业的业绩。Yue Wang、Stephen Nicholas(2005)指明在大陆的香港合资公司部分传承香港母公司的知识，合资公司的这种能力依赖于当地大陆经理人的学习潜质与学习能力，同时香港母公司也从内地环境中学会了如何管理和运营合资企业。

(3)合资股东身份与合资企业的控制。文献研究表明不仅中方、外方股东对合资企业管理控制的偏好有别，而且外方股东的国别不同也会导致差异化的管理控制。Yah＆Gray(1994)认为中外各合资方在合资战略目标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外方股东特别关注市场扩张并同时关注财务上收益，相反中方特别关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但是为实现各自目标都特别关注对合资的管理控制。YADONG LUO，Oded Shenkar；Mee－Kau Nyaw(2001)通过比较外资和内资股东的控制差异，发现交易费用理论更适合外资股东。总体控制和专项控制都有利于改善外方股东的业绩，比较而言，只有专项控制对中方股东有利。在目标出现分歧时，中方股东控制会适当妥协改善外方股东的满意度以改进合资企业绩效。Roger.Calantone与Yushan Sam Zhao(2001)把控制的动机分为改善效率、提高竞争力和知识学习。运用调查分析，比较了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的公司在中国设立的合资企业管理控制的异同。研究认为，对合资企业的控制越强对外方股东越有利。但控制能力受制于合资外方的战略意图和对当地文化、市场的熟悉程度。致力于提高竞争力的外资股东应该利用其技能、技术优势对合资企业的研发、生产和管理实施强有力的控制，而且这些结论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合资企业(如美国、日本)更有效，而对于韩国公司的中国合资企业的有效性就偏低。

(4)母公司控制差异与绩效。首先是母公司控制程度对业绩的影响。Ding(1997)在对34家中美合资企业的调研中，发现外国伙伴的单方管理控制对所控制的合资企业绩效有正面影响，HuandChen(1996)发现中国母公司的控制对中外合资企业影响并不显著。Yan＆Gray(1994)则证明一个母公司单方的控制将仅仅促进实施控制的母公司目标的实现，而平衡的控制将会对各参与方产生较高的满意度。Shan(1991)认为美国母公司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中偏好采用少数股权，这有利于将当地伙伴的利益和合资企业利益统一起来，在中国，政治和法律形势具有较高不确定性，因此，单方控制不一定是合资企业运营产生满意结果的最好途径。

其次，母公司控制重点对业绩的影响。Luo et al(2001)将业绩界定为出资方对合资企业业绩的满意度，采用了一些主观评价指标来衡量，根据控制重点Luo et al(2001)将控制分为整体控制和局部控制。通过对中外合资企业的问卷调查，表明无论对于中方还是外方，局部控制都与业绩正相关，而整体控制与业绩的关系对外方母公司而言是重要和相关的，对中方则没有太多影响，相对而言中方更看重对外方合作伙伴技术和经验的学习，而不是对合资企业整体经营活动的控制。中间变量对控制与业绩关系的影响对于中方和外方也不相同，当股权比例提高和文化差距缩小时，对于外方二者的关系则更为显著。Yan＆Gray(2001)通过对90家中美合资企业的研究发现，母公司实施经营控制的水平与该母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程度正相关，同时还发现合作方之间的合作关系与战略目标的实现正相关，但没有发现母公司战略控制水平与目标实现之间的相关性。Child＆Yan(2003)则重点研究了中外合资企业的业绩及公司层面的主要影响，将业绩分为出资方目标业绩和合资企业业绩，通过对67家中外合资企业的调查研究发现外方的跨国经营和以往的合资经验、外方为合资企业投入资源(如资本、设备及经营管理等)的质量和对合资企业的控制是决定业绩的关键变量，相对于目标业绩，这些决定因素与合资企业业绩更相关。 最后，母公司控制机制对业绩的影响。Chalos＆Connor(2005)将母公司控制机制分为合同控制机制和管理控制机制，对200多家中美合资企业的问卷调查发现合同控制机制和管理控制机制都能降低合资企业的交易成本并且与合资企业的财务绩效正相关。

(5)文化差异与跨文化议题。从文化角度研究合资企业管理控制的设计与效果，有两个选择基础：一是以母公司文化为基础；一个是以合资企业所在地的文化为基础。从现有文献结论分析得出母公司文化更占主导。如Garg和Ma(2005)选择了中国江苏的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和国有企业为对象，研究这三类企业是否有文化差异和业绩差异，结论是三类企业的文化价值观有显著差异，而且外商独资企业的业绩要显著好于其他两类企业业绩。Ben-jamin Tan(2002)认为国家环境极大地影响到合资企业管理价值观，并比较了在美国、新加坡和中国本土工作的经理人区别。西方价值观主要包括权谋术、教条主义、控制轨迹、不容忍模棱两可；东方的价值观包括整合观念、儒家理论、人本精神、道德律等构成。其研究还发现随着产业化进程中两种价值观存在的趋同趋势，中国经理人交互接受着西方价值观；Jiatao Li,Katherine R.Xin、AnneTsui、Donald C.Hambrick(1999)分析中外合资企业领导团队并探讨了改进其领导力的途径，其分析是基于关于企业高管团队、跨文化行为的文献，通过深度研究发现决定合资企业领导力的五种关键要素：组成、程序、结构、激励和经理人个人行为，这些要素是合资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Jacky F.Hong,Robin Stanley Snell，MarkEasterby－Smith(2006)：其位于珠江三角洲的5家日本制造公司针对跨文化对组织学习的影响开展了定性研究，发现经理人察觉到在一线的中国工人与一线的日本同类相比，较缺乏契约和团队意识，由此限制了组织学习。这些差别归于文化价值观的不同。日本和中国的被调查者相信民族文化形成或者限制本地雇员增强契约和团队意识。研究表明跨文化问题会削弱组织的学习能力。

(6)合资企业控制的复杂性。作为转型经济国家，中国对于外国投资者面临复杂的商业环境，如市场化发育程度的差异、明显的地区差异、不同年代的人们价值观的分歧、复杂的政府机构。由于国家环境包括自然资源环境的复杂性，Ricky Y.K.Chan(2005)指出中外合资企业的运营实践必须采用与当地环境适用的战略，谋求公司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以消除多变环境和商业模式的不利影响。Robert Demir、Sten S.derman(2007)的研究表明在转型经济国家尤其在中国，合资企业的经营过程是跨企业边界、并呈连续的过程，而且是非线性的知识积累过程。由于对经验的传承、知识资源获取、控制活动把握等背景，合资企业的控制呈现复杂性，“线性”合资经验积累假设或概念会对中国或类似经济体不适用。并

建议采用“共同演进co－evolution”概念(Eisenhardt＆Galunic，2000)描述在合资合作中双方知识分化融合的持续变化。

(三)几位突出的作者及其成果分析通过对中外合资企业的管理控制的英文研究文献分析，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2007年的有些作者的研究很具开创性、持续性和学术影响力。特别是其中七位学者，尤其是两两合作的三对六位学者的文献几乎占了目前文献的一半。

(1)波士顿大学Aimin Yan和宾州大学Barbara Gray。在西方文献中，最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献当属这两位学者合作的《中美合资企业的谈判能力、管理控制与绩效：比较案例研究》(1994)。这篇文章通过四家中美合资制造企业谈判能力与控制关系的定性研究，主要结论如下：在合资谈判期间的合资双方的谈判能力会决定合资企业管理控制的结构；中外各合资方在合资战略目标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合资企业中股权比例大小对合资企业战略控制力相关，但股权比例与经营控制力相关性较低；非财务资本资源提供的比例越高，对合资企业控制越强。其案例分析证明，一个母公司单方的控制将仅仅促进实施控制的母公司目标的实现，而平衡的控制将会对各参与方都产生较高的满意度。这篇文章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是最早专注中外合资企业管理控制的西方学者，引导了其他西方学者对中外合资企业管理控制的研究，而且也成为这两位作者持续研究该问题、并取得杰出成果的开端。

Yan＆Gray(2001)又发表了《国际合资企业母公司控制的缘因与效果》一文，通过对90家中美合资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检验了影响出资方(母公司)对合资企业实施控制的主要因素及母公司控制对合资企业业绩的影响。表明在中外合资企业中合资双方是一种竞争与合作的动态关系，由谈判处境和关键资源的贡献所决定的相对谈判实力决定了合资双方对合资企业的控制，合资一方所实施的经营控制对其战略目标的实现有积极影响。研究发现母公司实施经营控制的水平与该母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程度正相关，同时还发现合作方之间的合作关系与战略目标的实现正相关，但没有发现母公司战略控制水平与目标实现之间的相关性。

Yan＆Gray还有两篇高质量的研究合资企业管理控制系统的文章(1998，2001)，尤其是《合资企业的谈判控制与绩效实现：一个概念化模式》(2001)一文对管理控制的过去研究和未来方向提出很有价值的主张，但没有专题讨论中外合资企业。

(2)香港城市大学Yanni Yan和伯明翰大学John Child。这两位学者一致致力于中外合资企业管理控制研究，取得丰硕学术成果。其发表了五篇论文：1999年发表的《在中国的中外合资企业的投资与控制》。根据资源依赖理论建立了资源提供、关键职位任命和控制之间的一般模型，将资源分为权益资源和非权益资源两大类，认为权益资源决定关键职位的任免权进而对合资公司实施战略控制，而非权益资源的提供影响着对公司的经营控制。进而对中外合资企业中的多名管理者进行了调查，依据资源一控制模型研究了合资双方对合资企业不同的资源(权益／资本资源VS非权益／资本资源)对控制方式和内容的影响，表明出资额(权益／资本资源)的多少直接影响战略控制程度，同时也通过对董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的任免间接影响经营控制，非权益／资本资源的投入则对经营控制有直接影响，同时也对关键高管人员的任免有间接影响。2001年发表《国际化经营的本土与跨国效果：来自中美合资企业的启示》；2002年发表《中英合资企业的战略决定、学习与决策制定的分析》；2003年发表《合资企业的业绩预示：一项在中国的调查》；2004年发表《投资者资源义务与信息报告系统：合资企业的控制》，这篇文章基于20家中英合资企业的分析，认为母公司对所属的合资企业拥有资源义务，并说明了信息回馈的结构如何成为有目的的控制机制，英国母公司有效率的合资企业信息反馈结构要求是对技术条件与合资企业管理位置的整合。

(3)伊利诺斯大学Peter Chalos和香港城市大学的Neale G.O'Connor，有三篇专论中外合资企业问题。其中《在中国成功合资企业管理的挑战：从合资失败得到的教训》(1999)是唯一一篇专题探索中外合资企业管理失败的文献，文章指出在合资战略上真诚度的缺失和虚弱的管理控制是合资企业的主要致因。《中美合资企业的各种控制机制的使用的决策因素》(2004)采用交易费用理论通过对中美合资企业的实地调查，重点检验了合资双方对知识的分享和保护以及专有资产的投入对合资企业控制机制选择的影响，发现合资方对合资企业知识和专有资产的投入决定着对合资企业不同控制机制(外派管理人员、制度化、下放决策权、向母公司的报告制度、激励等)的运用。而《基于中美合资企业交易费用与业绩的会计控制的感知效果》(2005)一文，将中美合资企业控制分为契约控制(包括权益控制、大比例董事治理和法律保护)和管理会计控制(包括决策权力、激励、沟通与财务计划)两类，结论表明，无论是契约控制还是会计控制对于减少股东方面的交易费用的效果都是“负面的”，但对于提升合资企业绩效的效果是“正面的”。

(4)迈阿密大学的YADONG LUO。其对于中外合资企业管理控制系统的研究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有两篇文章分别讨论了两个和多个母公司立场下合资企业的控制与绩效问题(2001,2007)。

三、中外合资企业管理控制中文文献述评

在国内的研究文献中，更多的是研究跨国公司如何控制在华子公司。笔者从CSSCI搜集到了聚焦中外合资企业管理控制的30多篇文章，其中研究中外合资公司控股权结构与争夺有4篇，关于合资企业母公司控制与治理机制有6篇，关于合资企业学习与知识的有4篇，专题探讨控制机制、模式与关键控制点有5篇，合资企业业绩与稳定性有4篇。

(一)中文文献对中外合资企业管理控制研究主要内容许、汪浩(2005)在合资企业知识控制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制造业中外合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证明，跨国公司控制合资企业的关键点是重点控制和计划控制中的六个方面如对合资企业产品质量控制、副总以上人员任用权、海外销售管理权、海外采购管理权、生产计划制定和销售目标制定的控制。周治平、钟华、李金林(2006)通过跨国公司对我国汽车合资企业控制分析发现：股权比例的安排并不等于实际控制权的分配，合资企业对合资双方相关资源依赖性的强弱决定了合资双方的实际控制权。跨国汽车公司借助技术垄断优势，通过双方合资时的约定或日后实际运作中的设计安排，以非股权约束的方式来实现对合资企业的实际控制。徐全勇(2007)综合分析了引起合资企业不稳定性的几种因素的结论，即合资企业所在国的经济政治体制背景、合资企业成员资产的相互依核和竞争性、合资企业的文化冲突、合资企业的组织结构、

合资企业的效益等。林海棠、薛静、李浩在《中外合资企业的跨文化冲突研究》中以长安福特汽车公司为例，分析了公司跨文化冲突的6种表现形式：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自我与无我、上下级关系、情理法、决策方式、尊老与能力至上。并提出了合资企业的文化整合过程可以分为探索期、碰撞期、整合期和创新期4个阶段。

(二)中文文献对中外合资企业管理控制研究基本结论　第一，在研究中所采用的的基础理论方面十分宽泛，呈现多样化态势；第二，在研究的具体议题上与西方文献涉及的议题差别不大，但问题研究的持续性、继承性比较缺失；第三，研究的选题很有创意，并同时具有理论与实践价值，但绝大部分文献在学术研究的规范性、理论分析的严谨性亟须改进；第四，“管理会计”专业性匮乏。

四、研究总结与展望

回顾、述评西方和我国大陆关于中外合资企业管理控制方面学术文献的理论基础、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其研究结论，笔者深切感受到这一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艰巨性和开放性。

(一)研究总结西方学者对“中外合资企业管理控制”问题研究成果大部分出自于管理会计学者之手、聚焦管理控制系统中的会计问题，并发表在顶尖会计类专业学术杂志，但中文文献的“会计专业性”就很差。文献中没有发现一篇关于本问题的学术文献是出自中国大陆会计教授之手、并发表在CSSCI会计类(如《会计研究》)杂志上。这不能不说是大陆会计研究尤其是管理会计研究的重大缺陷和遗憾。

(二)未来研究展望从上述对中外合资企业管理控制问题的中外研究述评结论可知，下列问题应该主导未来研究：第一，Stephen Tallman(2001)认为一个合资联盟体的控制应该包括权力、授权、知识技能和报酬四个基本要素。显然，报酬是至今所有中外合资企业管理控制文献中缺失的研究课题。第二，合资公司管理控制研究多视角的理论基础和分析维度，各持己见甚至相互冲突的研究结论尤其是复杂的实证分析是否对合资公司管理实践包括政策制定者给予有价值的理论贡献?而Kamminga＆Meer－Kooistra(2007)综合考虑交易费用理论、合作关系视角等多个理论视角，其整合研究应成为今后中外合资企业控制的一个研究方向。第三，在一般企业管理控制系统MCS的研究中，战略规划与管理控制、价值链供应链与管理控制、内外资本市场与管理控制等成为当今管理控制研究十分热门的话题。相比之下，中外合资企业的管理控制研究没有发现相关的研究成果。第四，管理控制传统的工具(预算、成本控制)在上述文献中似乎是轻描淡写。另外，近十年来研究较多的“管理控制工具”如平衡计分卡BSC、经济增加值EVA、作业成本制ABC、超越预算BB等是在中外合资企业没有采用，还是合资企业已经采用了但学者们没有关注研究，对此不得而知。可以说，对于合资企业管理控制的研究尤其是中国大陆学者对中外合资企业管理控制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