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承鲁科研之外

8岁时他经历了九・一八事变，随着家人一路从东北逃到西南，开始了十几年的流亡生活。

18岁他考入了西南联大，在这所缔造教育传奇的著名学府里攻读化学，也从此开始了对科学的渴求与探索。

22岁他入伍参军，被编入青年远征军207师，飞越“驼峰航线”奔赴印度战场。

24岁他远赴英国留学，在攀登科学高峰的同时也邂逅了自己的爱情。

28岁时他开始投身科研，此后参与了中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工作，成为生化领域的泰斗级人物。

58岁时他在科学界首次提出“科研道德”问题，开始为维护科学尊严而摇旗呐喊。

他声名显赫、成就非凡。他一生备受尊重和敬仰，但在风口浪尖时也受到过攻击和诽谤。

邹承鲁院士离世8年后，我们不再赘述他科研领域的杰出成就。今天，我们只说历史，只讲故事，只为纪念。

流亡・逃难・入滇

1931年9月18日，8岁的邹承鲁像往常一样按时入睡，但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却发现自己躺在了床底下。外面响了一夜的枪声并没有将熟睡的他吵醒，家人为了确保安全，只能把他放在床下，而床上则堆了一堆棉被以防止流弹。

战争刚开始，日本军队还没有封锁道路，大批难民涌入关内。父亲邹东湖利用在铁路局的职务之便设法搞到了几张车票，趁着外面枪战没那么激烈时，带着家人逃往了北平。一路上，日本的飞机扫射开往关内的火车，难民中弹的哀嚎声让邹承鲁终生难忘。

在北平只念了一年的小学，邹承鲁就因染肺结核而在家休养，随后跟母亲回老家无锡为祖父奔丧。康复后，他到汉口继续上小学。初中时，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邹承鲁辗转到湖南长沙学习，后因时局紧张又回到了汉口。七七事变后，邹家一家人又逃往了陪都重庆。1938年，邹承鲁考上了已经搬到重庆的名校南开中学。也是从这一年起，日军开始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疯狂轰炸，邹承鲁三年的高中生活都在暗无天日的跑警报中度过。按他自己的话说，他在重庆之所以没有经历过太大的危险，是因为他听话，每次躲警报都很及时。

高中毕业后，邹承鲁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西南联大化学系，来到了西南边陲的那所虽外表“破烂”，却“有大师之谓也”的高等学府接受教育。良好的学风和大师级的教授，让这所战火中的学校成为了传播知识的绝佳殿堂。邹承鲁说，那是一个只要你想学，就总有地方会让你学到你想要的知识的学校。也是在这里，他培养了对科学、特别是对化学的浓厚兴趣，为他日后在科学领域继续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邹承鲁曾在《重建西南联大》中说道：“在我国教育史上，西南联大是一个奇迹，她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八年时间，却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包括一些世界级的大师。这些人才几十年来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联大的民主氛围浓厚，经常会邀请闻一多、李公朴、张奚若、冯友兰这样的知名人士在校内就国事问题进行演讲。每逢有这样的集会，邹承鲁都一定会去。昆明的百姓也都会关闭店铺，放下手中的工作来学校听讲。这样的文化氛围和特殊的民族环境培养了学生浓厚的爱国情怀，抗战八年间，西南联大先后有八百多名学子从军。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之子梅祖彦是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中非常有名的人物之一，而邹承鲁也在这八百多名壮士之列。不过，他的从军经历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壮怀激烈。

知识青年从军歌

“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衿，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这首著名的《知识青年从军歌》，记载的是1944年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为了扩充兵员，支援中缅印战场，1944年，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大后方的青年学生加入中国远征军。西南联大成立了以校长梅贻琦为主任委员的“志愿军从军组织委员会”，了“志愿从军学生优待办法”“从军知识青年退伍后参加考试优待办法”等条例。还请钱端生、冯友兰、闻一多等教授和一些军队将领做动员，鼓励学生从军。

跨越整个中国版图的逃亡让邹承鲁对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虽然上中学时他有过投笔从戎的念头，但老师总是教育他们，要救国就要先学好知识。上了大学后，对科学知识更感兴趣的邹承鲁更倾向于科学救国。此外，他最大的顾虑是，抗战结束后，政府能否兑现让他们退伍回学校的承诺，万一不允许退伍，被强拉着打内战怎么办。虽然因种种原因犹豫不决，但他还是给家人写了一封信，写着“自古忠孝难两全，为了国家和民族，只能离开母亲而参军远征”云云。就在他因母亲和哥哥的反对而难以抉择之时，一个意外让他最终还是去参了军。因为一个小偷破门而入，光顾了他和同学合租的屋子，他们的家当被席卷一空，没了铺盖和钱，他们睡觉吃饭都成了问题。于是邹承鲁和同学商量，大概是老天让我们去当兵吧，于是就都报名参了军。1945年1月28日，他被编入青年远征军207师炮一营补给连，成了一名二等兵。

本该壮怀激烈的从军抗战经历最终却成了一场闹剧。之前参军的联大学生大部分都被编入了各自的岗位，为抗战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邹承鲁参加这次学生参军运动时，已经是抗战末期。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特别是皖南事变后，愈发认识到政策不可改变的知识青年，都担心这支部队最终会沦为的武装。大多数学生已经划清了“为党而战”与“为国而战”的界线，并坚定“青年远征军是国家的军队，绝对不应该属于任何人或任何党；并且唯有民主的政府，才能保证我们的血不白流。”虽然他们抱着这样的信念和立场参了军，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1945年2月5日，邹承鲁登上了美军的运输机，飞越气候恶劣的驼峰航线。在机舱里他被抛来抛去，好不容易才到了印度。他们一行人被编入“中国驻印军暂编独立汽车第一团”，前往兰姆伽训练基地学习汽车驾驶。邹承鲁成了一名运输兵，开着十轮大卡车，拉着大拖斗，来往于兰姆伽和加尔各答港之间，运送军需物资、枪炮弹药。这让他感到是在真真切切地为抗战出力，这种自豪感让他觉得当兵似乎并不像刚开始想的那么糟。

但好景不长，邹承鲁所在的“暂汽一团”因为独特的民主管理制度而受到军队高层的打压，不仅有联大学生被杀，连邹承鲁的朋友杨宏道也被逮捕。过分沉浸在表面民主活动中的天真大学生被当成“异党分子”，经过多方交涉求情后杨宏道才被放出来。进驻印缅边界雷多后，“暂汽一团”被分配到霍乱流行之地搭建营房，虽然他们注意预防而没有人死于霍乱，却还是饱受热带病和疟疾的侵扰。加上军队对这些民主学生不放心，邹承鲁和战友连枪都没有摸过。

“初志未成，先被人改编。诸位同志，多多吃饭，一切闲事莫用管。倒东、歪西，官长的命令，我们照着办。明哲保身，不多言。这里是汽车第一团。”哼着这首“悼诗”，邹承鲁度过了他的从军岁月。1945年7月，邹承鲁随“暂汽一团”沿史迪威公路回国。日本宣布投降后，邹承鲁提交了退役报告。但当初的担心变成了现实，他的退役报告被驳回。后来经过多方周转，他申请报考了译员训练班，因为不是正规军队，管理相对较松，加上训练班的教员有些是联大的老师，他们的退役申请在训练班结业前被批准。邹承鲁终于告别了黑暗的军队，回到了离开八个月的西南联大，继续他的科学之路。

在西南联大旧址中，竖立着一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背面刻着联大抗战以来从军的834名学子的名字，而邹承鲁的名字也在其中。

院士之家

邹承鲁的妻子李林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女儿，两人的结合也成就了科学界的一段佳话。因为邹承鲁、李林和李四光三人共同组成了中国唯一一个院士之家，他们一家三口不仅都是科学家，都是院士，也同是政协委员。而这个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之家，研究的专业也涵盖了多个科学领域：李四光研究地质，李林研究物理，邹承鲁则主攻生命科学。

邹承鲁与李林相识于剑桥。因为剑桥是个小镇，中国留学生不多，因此大家都很熟悉。同住一个小镇，时间久了，彼此的来往也就多了。在一次中国同学的聚会上，邹承鲁和李林同台演唱了一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此后两人的关系开始亲密起来。李林性格开朗活泼，不拐弯抹角，而邹承鲁的脾气也是直来直去的，两人秉性相投，共同爱好也很多，感情发展得很快。不过，这两个急脾气的情侣，这辈子可是没少吵架。

相识不久后，两人相约一起到剑桥河上去划船。但因为不了解撑竿的技术，邹承鲁不小心掉到了河里。船上的李林看到邹承鲁的狼狈样笑个不停，因为河水不深，又以为邹承鲁会游泳，李林就光顾着在船上笑而没有去帮忙。但其实，邹承鲁不大会游泳，在河里扑腾了半天才爬到岸上，喝了好几口水，气得不得了，几天都不理李林。后来他还对李林抱怨说，人家差点淹死，你不救也就算了，还笑。这件事后来李林经常说起，但觉得丢面子的邹承鲁可是从来不提。

在二人决定要结婚，筹备婚礼的时候，也因为一个脸盆大吵了一架，甚至婚事都差点吹了。因为李家的习惯是不管洗什么都用一个盆，李林就主张只买一个盆，而邹家的习惯是洗脸盆、洗脚盆要分开，所以邹承鲁要买两个，为此两人争个不休。虽然后来到底买了几个盆他们不记得了，但是结婚前吵的这一架几十年后他们还记得清清楚楚。

即使到了晚年，两个人也经常吵嘴。邹承鲁曾经托女婿替他买了一台计算机，对这个稀罕物邹承鲁和李林两人宝贝得不得了，谁先回家就霸着计算机不放，回来晚了的总要问好几次“该我了吧”才用得上。有时候邹承鲁等得不耐烦，免不了抱怨几句，李林也毫不退让，夫妻俩不知道为这台计算机吵了多少次架。

对于这个女婿，李四光十分赏识邹承鲁的聪明勤奋和在科研上的努力，但对于他的性格却有些意见。年轻的邹承鲁很是心高气傲，对看不上的人总是讽刺挖苦一点不留面子。他回国后李四光曾经提醒过他不要太锋芒毕露，做人厚道一点没有坏处，有意见可以直接说，最好不要用讽刺的口气。但年轻的邹承鲁不仅不听，还怪岳父干涉他的自由。等到四十岁以后，特别是经历了后，邹承鲁才慢慢理解岳父的话，也更加尊重岳父，与李四光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