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社会矛盾不能靠“权宜之计”

社会矛盾冲突的背后是社会危机的蕴生

近年来,关于社会矛盾冲突引发公共事件的报道时有所闻。为缓解矛盾促进和谐,2008年下半年以来执政党和政府作了不少努力,大体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强调人的作用,提高干部处置矛盾的能力水平;二是接连出台关于城乡居民住房、养老、医疗、就业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政策,希望通过改善民生缓解社会矛盾;三是深化行政改革,实行“强县扩权”、县财政省直管,从财力上给予县级政权支持,使县级政权有钱办事,从而增强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四是在加大惩治腐败力度的同时推进廉政建设。以上的努力有一定成效,但有些仍是权宜之计。因为,社会矛盾冲突背后的实质是社会危机的蕴生。

首先,从2008年6月瓮安事件以后,发生频率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暴力化特征和街头政治的趋势越发明显,这不是个好势头。其次,网络政治迅速兴起,网络成为民众与政府博弈的主要场所。网络推动与社会相呼应,将使政府与社会的矛盾冲突呈加速度发展。第三,某些地方政府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正在向恶性破裂的方向发展。一些规模动辄数万人,且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表明民众的不满情绪在迅速增长。

对策措施僵化埋下隐患

在处置中,一些干部不自觉地回到“阶级斗争思维”和硬性的强化政治控制思维:首先是压服事态、隐瞒情况,当压而不服、封锁不了信息时又怕事态激化,于是有限让步与加强控制并举。而事件的解决,取决于社会与政府间的博弈程度,取决于政府对事件后果的预计――越是感觉到事件影响大,可能激起连锁反应的,政府的让步越大,反之则让步越小。这种处置并没有真正消除冲突的根源,而是埋下再次发生事件的隐患。这样的处置产生的消极影响之一,就是从反面教会民众以闹大事态挟持政府,政府处于软不得也硬不得的困境中,政府效能急剧衰减。

一些干部对待民众的心理与态度也有明显变化。他们从粗暴对待民众到动用国家力量强制平息,从公然将民众划分为“良民、刁民”、“好人、坏人”到剥夺民众利益诉求权利,这表明在处理社会矛盾冲突时,倚赖工具强制控制社会已成为某些人的主导性思维。

当社会与政府成为对峙的两端时,如何能够达致社会和谐?只有下决心推动政治改革,社会矛盾才不会进一步激化,改革才有回旋余地而不至于夭折。期望延续人治,仅仅靠政策调整、行政改革来化解政治危机是不够的。唯有在实施这些措施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抓住机会深化改革,推进民主建设,才能真正促进社会和谐。(摘自《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