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儿童”的残酷江湖

将一部崭新的iPhone作价5块钱卖给路人，这种事只有小学生干得出。而且，真的有孩子这么做了。

iPhone是偷来的。在江苏九江的星子县，两名小学生最近连续在篮球场盗窃手机，至少有16部。

之前警察很奇怪―他们多次蹲点，都没有抓到犯罪嫌疑人，直到5月16日破案，才恍然大悟：原来偷东西的是最容易被盯漏的孩子。

在中国，他们其实也是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群体，甚至在官方的统计数据中都少有详细记录。

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向壹读iRead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1年，这家检察院处理过的14岁未成年人案件有四十余个。平均一个月不到一件。

至于那些14岁以下的“问题儿童”，检察院无法提供给具体数据。因为不必承担刑事责任的他们，并不会走入这一程序。

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走进“专门学校”做行为矫正。在这里，有8岁的流浪儿，互相偷盗的室友以及看见金灿灿的手表，毫不讳言想据为己有的无忌童言。 “择差录取”的学校

许多孩子，是被家长“骗”来上学的。

现实中，许多违反法律、行为偏差的儿童，没有够上送往少管所的年龄和犯罪情节，就会被送到工读学校进行矫治。

1999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实施后，工读学校的送读方式由强制，变为家长自愿送读。

2007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用“专门学校”取代了“工读学校”的字眼。媒体报道说，目前中国共有工读学校八十所左右。

这并没有扭转人们口头称呼的习惯。这些孩子享受与众不同的入学待遇：警车“护送”，有的甚至双手戴着镣铐。

“一班20个人，20个都有行为偏差。”石军告诉壹读iRead记者。石军是广州唯一一所专门学校―新穗学校的工作人员。学校的录取准则是“择差录取”。尽管如此，入学竞争却比一些重点高中更为“激烈”。在广州，每年五千多个“问题儿童”中，因为学位原因，每年只能录取八十名左右孩子在这里就读。也就是说，几乎相当于每年只从广州的每所初中招收一名学生。

曾经有一年开新生家长会时，没被录取的学生家长找到学校来，跪在老师面前，求学校招收自己的孩子。 2010年10月18日，云南昆明，参与抢劫的未成年人所着衣服的胸口位置写着的“不再犯错”的字样尤为引人注目。 这么小就知道恐惧、怀疑

进入工读学校的孩子，究竟什么样？

工读学校在新疆消失了二十多年后，2009年，该自治区又成立了专门收治流浪儿童的工读学校。这所学校区别于全国其他的工读学校，收留的儿童最小可至8岁。它的主要功能，正是接收那些在内地的新疆籍流浪儿童。

《新疆经济报》描述了一名老师的亲身观察―

“每个孩子都会发一套新的生活用品，可没两天，有的孩子就发现自己的牙膏没了、刷牙缸丢了、鞋子不见了，其实都是同宿舍的孩子偷偷拿了，藏在柜子里、塞在被子里。”

“有一个孩子被送到学校时，精神已经受到强烈刺激，暂时失忆了，发高烧，说胡话，嘴里不停地喊黑老大的名字，不要打我，求求你，求求你！……有个孩子成天都喊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

“他们偷窃，内地人都憎恨他们，骂他们小愉，可他们还是孩子，这么小就知道恐惧、怀疑，看到他们，我就心酸”。

《北京晚报》在2008年一则报道中说，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一项抽样调查推算，中国流浪未成年人约为100至150万。 英国7岁

国家授权的虐童行为

英国司法部曾爆出“国家授权的虐童行为”，他们出台文件指导监管人员怎样“安全”惩罚不守规矩的孩子，“技巧”包括用关节撞压孩子的胸骨、用手指戳脸及用鞋蹭小腿等。

墨西哥9岁

许多收容所强迫儿童犯罪未成年人不能被指控为贩毒罪，因此他们不能被送进监狱，只能进入少年管教中心。墨西哥则把收容的事务推给了教会和私人慈善机构。“在墨西哥，开一家收容所比开饭店都容易。”这是一笔生意，很多收容所强迫儿童或者把儿童非法卖给收养者。

美国最低7岁

儿子犯法，父母有责

在美国法律中，触犯法律的未成年人父母可能会承担更多的刑责，加利福尼亚就规定当局可以逮捕犯有严重罪行未成年人的父母。

他们的残酷童年一般是这样―被拐卖，然后受扒窃黑老大控制，进行有如电影场景般的扒窃训练：热水盆中夹硬币、拿肥皂。《小康》杂志报道了一个孩子的遭遇：一开始每天的偷窃工作量是2000元，领班也会给成功的小扒手一些零头奖励，但是这笔钱必须当天消费掉，私下存钱是大忌。

《南方周末》报道的问题儿童方国国，14岁自己扒火车到了广州，半小时后，方国国遇到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男人把他卖给了一个老大。

第一次作案，方国国就被抓住了，拘留了24小时。第二天出来后，方国国发现裤口袋都被刀片刮开了，“太荒谬了，一上手就被同行盯上了”。

武汉市工读学校的校长，曾做过一个实验，将20名有过扒窃违法行为的学生集中在一个房间里，从手腕上取下一块金灿灿的手表，告诉学生们这是一块英国镀金名表，价值近万元。

校长说：“今天你们不把我当校长，就当不认识我。我要你们说真话，见到这块手表，你们的直觉是什么？”

“我觉得这块表是我的，我想把这块表搞过来……”回答惊人地相似。 校长将20名有过扒窃行为的学生聚在一起，然后从腕上取下一块金表，问他们看到这块表的想法。孩子们的回答惊人地相似：“我觉得这块表是我的，我想把这块表‘搞’过来……” 从来没有躺过这么干净的床

“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如此凶神恶煞般的眼神，他安静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用他那深邃而充满仇视的眼睛审视着周围的一切，只是审视，却从不说话。”石军在日志中这么写道，他说的是自己在新穗学校的学生小雨。

在公安局，警察给小雨两个选择：要么像犯人一样被“拘留”；要么去工读学校。小雨选择了后者。

小雨的“犯罪史”可用简单的时间线概括：2月旷课，4月逃学，5、6月被原来学校严密看管，7月，小雨决定来一笔大钱：他带着伙伴们抢劫偷盗。半个月后，警方找到了他。这也代表了大部分“问题儿童”进入工读学校前的轨迹。

新生入学，就有孩子念叨了一句电影《无间道》里的经典台词：“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正是为了孩子不再“混”下去，工读学校的教育方式很不同。

许多新生进校，第一件事不是体检，也不是领课本，而是接受身体和物品的检查。因为文身、伤疤、耳洞是这些孩子们的常见符号。

第二件事是学会睡觉―这也是一种教育。这里的孩子24小时至少处于一名教师的视线范围，而且老师与学生同吃同住。

在有的工读学校，老师还“鼓励”学生作弊。河南当地的工读学校，考试时老师会故意把答案留在教室里，然后给出学生作弊的时间。这是他们研究出的教育模式―如果他们愿意去抄答案，证明他们还有上进心，有虚荣心。

“我知道你们快要把我送走了，我从来没有躺过这么干净的床，我能不能不回家？”

在新疆工读学校，有一些孩子交上了留校申请书。按照这所学校的规定，经过一年的矫正期，他们就要离开。一方面，学位不够，孩子必须要腾位子；另一方面，这些流浪儿童“毕业”后，会不会被蛇头重新拐卖引诱？这都是现实。

前面提到的方国国，早已谋到了一份工作。“我最怕的是别人看我的那种眼神，那种骂你是贼，看不起的眼神，我特别害怕。我不想再看到这种眼神，我只想做个好人。”方国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