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试改上海滩

上海自贸试验区像一个开路先锋，给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和“第二季”打开了无限可能。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立，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开锣大戏。

一个世纪前，孙中山发出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与当年郑和下西洋一样，在拥抱世界的大潮中，上海又一次站在了潮头。

这是一片仅占国土面积三十万分之一的海滨热土，聚焦着亿万国民的期望，肩负着前行探路的使命，开启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壮丽篇章。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然冲破海天。截止记者发稿时，正值揭牌“满月”。

这一次，上海又一次站在了潮头

这里是中国万里海疆的中点，万里长江奔流的终点——千余年前，今天的上海自贸试验区只是一片，奔流不息的滔滔长江，逐渐在东海之畔孕育出今天的沃土。

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畔，长江、黄浦江和东海三水合一。

如果说黄浦江带来本土文明，长江带来中华文明，东海则带来海外文明。多重文明的交汇融通，让上海自贸试验区从前世就积累了海纳百川、中西合璧的基因。

明代郑和下西洋时，为保障航海安全，永乐皇帝下令在邻近的高桥地区修筑“宝山”烽堠，“昼则举烟、夜则明火”，为航船指明方向；他还亲笔撰文立碑一座，以告后人：“当江流之会，外即沧溟，浩渺无际。凡海舶往来最为冲要。”

哀哉痛哉，永乐以降，“海禁”渐起，华夏逐渐走上“闭关锁国”道路，这片向东的大海屡屡成为民族最为伤痛的疤痕。

在长期与世隔绝中，中国逐渐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1842年，英军舰队进犯吴淞口，江南水师在提督陈化成统率下展开壮烈的吴淞保卫战，坚守高桥东炮台的中国官兵全部英勇殉难。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也曾想以一腔热血，挽大厦之将倾。晚清时期，高桥人朱其昂曾出任中国第一家民用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总办，希望能从洋商手里挽回国内航运之权利。但腐朽的政治体制，残暴的帝国侵略者，打破了“实业兴国”的幻梦。

这里也曾是“远东第一大都市”的迷梦所在。上世纪初，上海第一个正规的海滨游泳场——高桥海滨浴场在此诞生，行政当局还为此专门开通一条公交线路，张学良、吴铁城等主政高官送匾祝贺，穿着泳装去海滨浴场在当时已成为时尚潮流。但这虚假的繁荣，很快就随着日寇的铁蹄化为泡沫幻影。

直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江口的这片土地才真正迎来生机。伴随浦东开发开放的步伐，中国第一个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宣告开门。偏远落寞而又不安于现状的滨海村镇，由此走上新的开放征程。

199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发开放浦东。建立全国首个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是当年浦东开发开放的重要内容。

当时还是年轻小伙子的舒榕斌，是最初“浦东十八勇士”中的一员。回忆起这段历史，他告诉记者，保税区在筹建时，定位就是自由贸易区，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最终的名称被修改为“保税区”。

然而，外高桥保税区的英文译名为“Free Trade Zone”，这个译名一直沿用至今天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其说冥冥中有历史的巧合，不如说是昭昭间必成的信念。

时至今日，在外高桥落户的7000多户企业中，有世界500强企业逾120家、各类营运中心200家。外高桥的经济总量、外贸总额和税收等各项指标，在国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高居第一，占全国保税区的半壁江山。

从“渔盐之乡”到“航海之标”，从外高桥保税区到上海综合保税区、上海自贸试验区，这片热土的不断升级绝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历代有志者勇于开拓、锐意革新留下的印记！

这一月，投资热潮涌动自贸区

2013年10月8日，肆虐中国华东沿海的台风“菲特”在福建沿海登陆，数百公里外的上海，迎来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雨——整座城市一时如海上泽国。

当天，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迎来了首个受理日。暴雨势若倾盆，却挡不住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汹涌人潮。

温州商人孙宝华想开一家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公司，当天清晨7点他就赶来排队，并率先递交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成为当天首位办事成功者。“怕赶不上‘头班车’，国庆期间我一直住在上海，今天讨了个好彩头！”孙宝华说。

这样的热情在过去一个月里持续燃烧。工商部门统计，自贸试验区挂牌首月，设立登记企业208户，这个数字是去年同期的近5倍，还有1528户企业办理了名称核准手续，它们即将成为下一阶段企业设立的主要对象。

从29天到4天——仅仅用了4个工作日，首批申报企业就拿到了以往需要29天才能办成的营业执照。方玉书在区内注册成立了从事保险第三方服务的外商独资企业“阿礼尔”。他说，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工商登记“一口受理”模式、企业注册资本“认缴制”，都为设立企业提供了很大便利。

从数小时到30秒——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海关卡口，司机掏出一张提货通知单，将单证上的条形码对准车道上的扫描器，“嘀”的一声，卡口栏杆自动抬起，货车入区驶向仓库，全程只用了6秒钟。而通常最多的也不超过30秒。

“以往进出这个区域，需要司机走8道程序，盖4个章。现在只需提前10分钟发送提货申请，就可以直接从港区提箱装货、先行运货进区，预计物流成本可减少10%。”捷开依（上海）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耀婷说。

从17万件到190个小类——在我国内地首份实行的负面清单，将原有的省部级以上部门关于外商投资的17万件文件，缩小到190个有管理措施的小类，超过80%的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

新政策引来新的投资潮，除了中外资银行第一时间抢滩自贸试验区，从事外资游戏游艺设备生产销售的百家合、从事海洋工程设计的艾摩珂、融资租赁兼营商业保理的利星行等纷纷落地，一批演出经纪、教育培训、医疗服务等领域的外资机构也在跟进洽谈。

一个月过去，连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简大年，也坦陈有一连串的“没想到”：“自贸试验区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即外商投资企业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但更有热情的却是民营资本和国有企业，他们注册和咨询的比例超过外商的数倍！”

“政策的一小步，是政府管理理念的‘一大步’。改革不单单是政府的事，是需要企业、社会、每个人共同参与的事。改革的红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参与改革的每个人创造的。”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王新奎说。

这一跃，彰显一往无前改革的勇气和信念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历来与海结缘。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从深圳、浦东、入世直到今天的自贸试验区，几乎每隔十年就会有一次重大战略布局，在将对外开放推向更高起点的同时，彰显着中国一往无前改革的勇气和信念。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常修泽认为，30多年来，中国出现了多波次的“开放倒逼改革”浪潮：第一波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其标志是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设立；第二波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其标志是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第三波发生在本世纪初，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第四波浪潮”的标志就是建设上海自贸试验区。

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个名字上，亦可参出微妙意味——这是一片改革的试验田，没有现成经验可循，需要自己摸索探寻，拱破旧体制的坚冰，再向全国复制推广。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互交织，相互推动。这，正与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路径一脉相承。

“为什么叫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因为试验区要着眼于全国发展和新一轮改革开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隆国强说。

就在自贸试验区即将满月之际，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降低创业成本，激发社会投资活力。方案的精髓部分，与区内正在进行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基本一致。以制度创新实现“可复制可推广”，成为活生生的案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全面深化改革已成各界共识。上海自贸试验区像一个开路先锋，给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和“第二季”打开了无限可能。“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立，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开锣大戏。”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说。

我们从未如此接近的改革梦、开放梦、中国梦，汇聚于东海之滨的这片热土。前行仍有惊涛骇浪，前途定是一片光明。历经沧海桑田，见证海潮滚滚，人们必将看到，海上梦圆定有其时！（据媒体资料整理）

>>> 自贸区“满月”之数据

233户企业获颁证照——截至10月28日，自贸区共有233户企业获颁证照。截至10月25日统计数据显示，上海自贸区新设企业的注册资金总额已超过35亿元。除首批25家获证企业外，自10月1日至10月28日，上海自贸区共有208户新设企业获颁证照，较去年同期试验区辖区内设立44户企业增长近4倍。

23家金融机构入驻——就在上海自贸区挂牌当日，工、农、中、建、交、招商、浦发、平安、花旗和星展共10家中外资银行宣布自贸区分支机构成立。10月期间，汇丰、渣打、恒生银行也纷纷宣布成立自贸区支行。目前上海自贸区共有23家金融机构入驻。

150多家文化企业入驻——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已经接受150多家企业入驻。仅近期就新增20多家入驻，包括佳士得、华谊兄弟、东方明珠、百视通、盛大网络等国内外行业的龙头企业，基地新增注册资本总规模超过20亿人民币。

1528户企业核名——入驻自贸区的热情仍未减淡。据披露，目前已有1528户企业办理了名称核准手续，将成为下一阶段企业设立的主要对象。

>>> 自贸区名词解释

“负面清单”模式

随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正式获批，“负面清单管理”这个概念开始被越来越多提及。这与目前我国所采取的“正面清单”只是一字之差，实际却有根本差别。

宏观经济学者胡释之认为，负面清单是和正面清单对应的。所谓正面清单，就是你只能干清单里有的事，“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负面清单则是只有清单里的这些事不能干，“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一字之差，却是两套根本相反的理念。

正面清单下，你只有在笼子里行走的伪自由，负面清单下，你可以在笼子外“任我行”；正面清单下，你一搞创新就容易越界，负面清单下，创新无边界。过去的改革更多只是把正面清单拉长，现在从正面清单改为负面清单，无疑是革命性的一项改变，有着极其正面的突破性意义，所释放的改革红利无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