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越初照人(三)

2011年的新春，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受邀前往浙江温岭演出，作为主要演员的章瑞虹，又回到了她艺术生涯的起步之地

临海地区。沿途看到黄岩、温岭、玉环等地名；在村里的戏台上演出，望着台下乌泱泱一片的观众，章瑞虹觉得时光仿佛又回到了30年前。

在章瑞虹的成长经历中，身为绍兴越剧团编剧、导演的父亲对她的影响不容忽视，可以说，正是父亲从小培养了章瑞虹的艺术天赋。毕业那年，台州越剧团到绍兴招生，当时连半句越剧都不会唱的章瑞虹凭着优秀的条件顺利通过了考试。然而，在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反对最激烈的也正是章瑞虹的父亲，他说“你要想清楚，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站到舞台中间的，你可能一辈子只能跑个龙套。”而章瑞虹的回答也很干脆：“我会的!我一定会站到舞台中间的!”如今回忆此事，章瑞虹说：“我从小就是个理想主义色彩很浓的人，直到今天，也是这样。对于自己决定要做的事情，自己首先会激动兴奋起来，而且，一般不会动摇。”

进了台州越剧团的学员班，章瑞虹最初学的是花旦。一次和同学一起去看电影，看到了范瑞娟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顿时，“理想主义者”章瑞虹被剧中梁山伯的表演激动得几晚上睡不着觉，并且马上决定改小生。不过改行当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它意味着章瑞虹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时间练功、练唱。当年剧团排戏实行AB角制，一开始演《情探》，章瑞虹饰演的王魁是D角，排在第四位。可那时候的人似乎很简单。章瑞虹说：“我脑子里只是一门心思要把戏演得更好，不考虑别的事情――也不需要考虑，戏演好了，别的事情领导老师都会替我们安排好的。”

剧团演出以草台班居多，当时临海很多地方的路还是泥泞小道，演出道具完全靠拖拉机运，有时候还需要大家一起推着独轮车走。要是遇到上山演出，独轮车也上不去，村民就会下山，帮着演员手提肩扛地把服装道具背上山。那时剧团过的是集体生活，晚上睡通铺，底下垫着窘牵作响的稻草，而且演出多半是在乡下。不过山清水秀的田野风光也让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章瑞虹着迷：“遇到阳光好的日子，我们会结伴在溪水里洗被单，笑声传得老远。生活虽然艰苦，却每天都那么开心，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恼。”

当年的观众都是提着板凳来看戏，观众席是无遮无拦的，遇到下雨，底下人“逃”都来不及。这让30年后又回到临海来演戏的章瑞虹很是感慨：“这次去农村演出，青年演员都觉得苦，我看看他们也真是不容易。在温岭演出时，戏台边上停满了宝马、奔驰，都是看戏的观众开来的。大家的生活水平今非昔比了，但回过头来看台上的演出方式，却好像依然变化不大……”

1983年，章瑞虹被剧团送到浙江省艺校培训班学习，在毕业汇报演出上，章瑞虹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范瑞娟，并在范老师的引荐下，踏进了上海越剧院的大门。

“当我站在袁雪芬、范瑞娟、金艳芳等艺术家面前时，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章瑞虹说。在这之前，上海越剧院对她而言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也能踏进这扇大门。

1984年的年底，章瑞虹正式接到前往上海的调令。待章瑞虹完成春节期间的演出，她就要去上海了，所以这是章瑞虹在台州越剧团的最后一轮演出。朝夕相伴了五年的姐妹依依难舍，大家商议要给她送些什么留作纪念，最后决定――给她织两件绒线衫。那个时候，女孩子都流行自己织绒线衫穿。为了织出别致的花样，姐妹们特地去书店买了编织的书，照着书上的花样一针针学。“那段时间，除了我之外，几乎所有人――只要是平时稍微拿得起点针线的――都在为我那两件毛衣‘奋斗’。”春节的演出任务是最紧张的，为了让章瑞虹能穿着新毛衣去上海，大伙儿真是见缝插针，就是连演出时也把毛线和针带着并放在下场门，待台上演出下来了就抽空织两针，要上台了，就交给边上没有角色的继续。就这样车轮大战，终于春节演出结束了，两件毛衣也织成了――件是宝蓝和白色相间的开衫，还有一件是桂圆黄的套衫。因为每个人的手法松紧不同，两件绒线衫的针脚也因此有疏有密，不过章瑞虹却将它们视若珍宝。如今，那件套衫后来被拆了织成了别的式样，而那一件开衫至今还珍藏着。

身穿着凝聚了姐妹们情意的爱心毛衣，章瑞虹怀揣美梦来到大上海。到了上海之后，她发现梦想和现实有着很大的区别，开始时很不能适应新的生活：“也许是因为我把上海、上海越剧院想得太理想化了。而且人也大了，想的东西也比以前多。过去在台州的时候，一切都可以放心地交给领导、老师。而在上海，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用心去经营。”有那么一段时间，她真的觉得有些累了，这种感受似乎和《梅龙镇》中来到江南的小皇帝一样，经历着眼前突然开朗的天地和“成长的烦恼”。

在上海的第一个十年里，章瑞虹的演艺事业也经历了从顺境到逆境的过程。先是在戏校深造了三年，也排了《梨香院》、《七叶一枝花》等几出戏，还在范老师的带领下拍了《梁祝》与《李娃传》两部电视连续剧。毕业后进了上海越剧院青年团，却不料遭遇传统戏剧的不景气，身边人纷纷另寻出路。“不过，我倒是真的没有想过要离开。倒也不是说自己有多热爱自己的事业。也许是我有点‘一根筋’吧，认准了的事情不会回头。只是我不甘心、不信自己付出了那么多却没有收获。”当时章瑞虹倔强地想：“哪怕离开，也要等做出一点成绩来，以后才不会有遗憾。”

由于工作、生活都不顺心，“看戏”几乎成了章瑞虹那年生活中最重要的调节情绪的方式。可是“看计镇华老师的《烂柯山》、岳美缇老师的《司马相如》，我还是和学生时代一样激动，晚上睡不着，躺在床上幻想着如果台上的计老师、岳老师换成了我，我会怎么演?这时候，我觉得自己的理想还没有破灭，我还有激情”。直到1997年，章瑞虹参加香港回归的庆祝演出，登上东方明珠的球形观光厅后，她说“从东方明珠上望下去，我被深深震撼了――上海原来这么大、这么漂亮。就在那么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这么多年的郁闷一下子烟消云散，心情一下子开朗了。我对自己说，我从一个小城市来到大上海，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台州越剧团的演员基本都已转业了，而我还可以站在舞台上演自己喜欢的越剧，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打开了心结，似乎好运也随之而来。在蛰伏了7年之后，已经好几年没有排过新戏的章瑞虹排了折子戏《宝玉夜祭》，然后是《风雪渔樵》，再后来，迎来了那出《梅龙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