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 徽商

徽商三百年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嘉靖以降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徽商经营达到极盛，并形成了雄踞中国南部，威震海内达数百年之久的宏大商帮群体，乃至出现“无徽不商”、“无徽不成镇”的说法。从洁道光、咸丰时期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

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徽商不仅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与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观环境压力，这正如明嘉靖年间徽州一村妇所说：“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因山区的自然条件环境的局限，人们要生存发展，就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故而徽州人向以吃苦耐劳著称，练就了吃苦耐劳，百折不回的“徽骆驼”精神。

2．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经商。

3．徽人思变精神的内在动力加上当时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机。

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是徽人的思变精神。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破“重农抑商”的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正是这种转变才产生了徽商的鼎盛。

当然，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之翘楚，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

贾而好儒

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商的本质是儒商。其从商者多为土族大户，其家族文化传承底蕴较为丰厚。从商之前大多在私塾家学中习儒读经，成年后再出去经商；

也有许多人是习儒致仕失败后转而从商；有些则是既从商亦习儒、亦商亦儒。这些有文化的商人，其气质、智力、判断力和洞察力自然较高，谋略胆识也非一般人所能匹敌企及，在市场供求瞬息万变、盈亏捉摸不定的情况下，他们善于审时度势，精于运筹谋划、扬长避短、出奇制胜。就其经营理念而言，“讲道义，重诚信，诺而必行”，“商人唯利，取之有道，德为上”，“宁奉法而折阅，不以欺诈而求赢”等，都是和儒家思想内核“仁、义、信、诚”等一脉相通的。从而使其在社会各界中有着良好的商誉形象，人们乐于和其交易往来。所以其做生意成功率高，大多获利多且快，生意越做越红火，越做越大。

徽商的贾而好儒首先表现在其思想观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县古民居村落西递村有这样一副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从中便可看出徽人对儒与商的看重。徽商贾而好儒还表现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后，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选择了一条捐赀买官的道路。

那么，徽商贾而好儒的原因是什么呢?

1．徽商所在地区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地区。

2．为了获得与经济地位相称的社会地位，需要以“儒”为外衣来包装自己。

历史上“徽商”因其通儒学，或亦商亦儒，和学儒致仕、科举为官的当朝权贵有许多共同语言。谈古论今，说文议道，多能坐到一处：也会在做生意之余，来点文化教育投资、修桥铺路的义举，赞助地方官员彰显政绩等来获得官府的支持，赚取民誉。况且许多附庸风雅或贪得无厌的封建官僚也想借助和这些商人的交往勾结。沽名钓誉，敛取钱财，中饱私囊或铺通仕途。而商人也就可借助官府权势的撑腰，垄断市场经营，甚而是变“民营”为“官营”，如明清时淮扬盐业、江南丝绸棉布，多为徽商垄断。“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

“新徽商”的崛起

当历史翻到当代，建国之初的计划经济使商贸流通的重要作用被忽视，徽商的继续沉寂，乃是时代形势使然，这也不独是徽商的遭遇。而当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席卷中华的历史新时期，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和历史传承的各地商人群体，尤其是粤闽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商团，乘势而起，千帆竞秀，百舸争流，蔚为壮观，并相继成为当今商海中叱咤风云的大船巨舰。相比之下，徽商苏醒的迟缓，崛起的滞后，常使人为之扼腕。

这期间，“新徽商”也曾掀起过一些微波，出现过一些亮点。如当年以“傻子瓜子”名世的年广久，虽曾轰动一时，但充其量不过是放大了的个体户，不久也就湮没了；史玉柱创办的珠海高科技集团也曾红火过几年，但近10余年来却也是几度沉浮，雄风不再。在安徽商界中鲜有能搅动中国商海的大商巨贾。人们不禁在思索：安徽商界怎么了?

令人欣慰的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春雨，市场经济的雷鸣电闪，毕竟已使安徽商界开始复苏、踏上征程。中部崛起的历史机遇，也使安徽商界终于再次找回了已失去多年的那种精于商道。不甘人后的传承感觉。尤其是2000年6月，当由原省物资局改制而成的安徽省物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扯起了“徽商集团”的大旗，更是使世人眼前一亮。安徽商界终于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在传承扬弃中发扬光大“徽商”精神，打造“新徽商”的金字品牌。

可以坚信，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化，市场经济日益完善，东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发展，承东启西全面建设小康和谐社会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中，正在崛起的新徽商必将会创造新的辉煌!

小链接：徽籍名商

红顶巨商胡雪岩。胡雪岩生性机敏，胆识过人，深谋远虑，不攻近利，最终不仅发迹致富，成为活财神，还以资助清廷、输款筹饷，功在边陲。胡雪岩原本是纯粹的商人，竟然得到清廷特赐戴红顶子、穿黄马褂，实为亦官亦商，这在我国商史中亦属罕见。

徽墨名家胡开文。清代我国有四大制墨名家，绩溪汪近圣和胡开文就占了两家，尤以胡开文墨后来居上，成为文房四宝中徽墨的代表，胡开文墨业自1756年起至1956年，前后经历200年，成为国内京、津、沪等数十个城市、集从业人员上千人的大行业，并于1915年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茶商胡炳衡。徽商胡炳衡祖孙四代，在江苏三泰地区开辟茶商贸易，历百余年商海沧桑，几经劫难与复兴，先后开设茶庄、茶栈12爿，为绩溪茶业在三泰地区开创了一方天地。抗战以后，店业相继转营到上海等地，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

徽商工业创始人胡练九。1941年在绩溪县龙川村创办缫丝厂的徽商胡练九毕生致力于丝绸行业，是我省最早的缫丝企业创建人，是徽商中由商业贸易向工业生产的较早跨越者之一，这是我县徽商群体中工业萌芽的具体表现。解放初期，胡练九提出在重点地区栽桑养蚕，逐步普及全县，并建议县人民政府利用龙川缫丝厂的设备筹建公私合营绩溪县缫丝厂，就是现在的安徽绩溪丝业公司前身，当时的苏联《真理报》曾予以采访报道。

《资本论》中的中国人王茂荫。王茂荫(1798年－1865年)，晚年担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成为清廷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官员之一。清咸丰朝实施过两次令人注目的货币改革措施，即发行钞币和铸大钱。王茂荫是咸丰朝行钞的第一个倡导者，铸大钱的坚决反对者。咸丰三年(1853年)，由于“大钱”的过度发行，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目睹这种局面，王茂荫焦虑不安，苦苦思量补救之策。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初五日，他向咸丰皇帝上了《再议钞法折》，这实际上是他关于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第二方案。这个方案中提了四条补救措施，集中到一点，即坚持主张将不兑现的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反对铸造当百和当千等项大钱的主张。由于当时洁政府财源枯竭，银根奇紧，根本没有能力准允纸币兑现。咸丰看了这个奏折之后，大发雷霆，下令对王茂荫“严行申饬”。马克思在其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编第三章的一个附注中所说的“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指的就是这件事。

(摘自《名人传记・财富人物》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