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又塑造了中华民族。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振兴发展的前提条件，制约着中华民族发展的道路和方向。“我们的未来会走向哪里，与我们今天如何走是紧密相连的；我们今天如何走，又与我们的过去是息息相关的”。［１］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以汉族为主体的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创造的文化，主要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古代文化在观念形态上的体现。从纵向看，它具有发展继承性，从孔孟儒家文化以来的各种文化的兴衰，以及各种文化自身的发展，构筑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横向看，它是多元因素构成的，包括传统的儒、释、道等诸子百家文化，也包括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及其他外来文化。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看，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学理问题，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甚至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只能是立足于自身传统的现代化，而只有深刻理解本民族传统文化，才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并以此为基础，选择符合本民族的发展模式。

从中华文化的总体脉络来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以下特征：

一、人本主义

自先秦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始终以人生价值目标和意义的阐明及其实践为核心，以心性修养为重点。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和内在精神是人本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是宇宙的中心和重心，人与天地相参，并且是衡量万物的尺度。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了天人之间的统一为人们行为的合理尺度。一方面，用人事附会于天命，把人的行为归结于“天道”的运行，以获得一个外在的理论架构；另一方面，人往往把主体的伦常和情感贯注于“天道”，并将其拟人化，天成了理性和道德的化身。历代封建帝王宣称的“奉天承运”，农民起义的“替天行道”，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诚然是伦理政治文化，“三纲”――“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目”――诚心、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时也是人本的文化，从人出发，以修身为实现道德政治理想的根本解决办法。另外，传统文化总是把人放在一定的人际关系中考察。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家庭中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社会上的朋友关系等，这“五伦”都有特定的道德规范，以期待构建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

二、重道轻器

传统文化在处理义与利以及社会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时，表现出一种明显的“重道轻器”的倾向。在义利关系上，重义轻利甚至弃利取义；在道与功的关系上，举张明道而不计其功；在名与身的关系上，重视名声胜过生命，表现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提倡禁欲主义。朱熹认为，人性中有“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存天理，灭人欲”。早在朱熹之前，程颐就说过：“视听言动，非礼不为，既是礼。礼既是礼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无人欲，即皆天理。”（《二程遗书》卷十五）［２］在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上，重社会，轻自然。传统的伦理本位的原则，使得人们唯道德至上，并把其思维重心和活动重点放在社会历史领域。先秦“诸子皆起于救世之弊”。中国历代思想家主要致力于经邦治国、服务社稷，在风俗、教化、人伦等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种思维方式使人们把个体道德修养放在第一位，因而，在主客体关系上，把注意力过多放在对主体道德修养的培养上，忽略了对客体规律的探求及对大自然的改造。

三、经世致用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精神，崇尚实际。由于“道”并非强加于人们的外在绝对的精神或理念，而是源于实际的伦理关系和政治生活的一种理论概括，所以这个形而上的道就有了自己的现实根据和丰厚的文化土壤。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一奚以为？”［３］不仅仅对于文学活动而言如此，所有一切行为都是要有实际价值和意义的。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４］诗歌的现实作用是事实，而人们积极探求和领悟的真正的现实意义是需要人们去努力挖掘的，是需要人们主动的努力的。韩愈阐明儒家的“道”的核心是仁义。荀子不但重视礼乐，也倡导法律，礼法并重，兼用霸道。虽然在道统上荀子被排挤出了儒家正统，但是他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不可低估。

四、伦理道德政治

德与政治相互整合，讲道德是为了讲政治，讲政治也是为了讲道德；道德体现政治，政治寓于道德之中，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

传统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宗法制度和家庭伦理基础之上的，家国同构，父权借君权以畅行，君权借父权以确立，因而伦理和政治是不分家的。孝亲与事君是同一道德原则在不同层面的运用。家族内部用以调整相互关系的道德规范，延伸到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便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孔子把“仁者爱人”的“仁”与政治制度上的“礼”相联系，使仁礼一体，相辅相承，礼治具有道德色彩，道德具有政治功用；孟子的“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举张实质就是通过伦理政治化，以真正落实儒家家族国家化和国家宗教化的总体构想。西汉初年“以孝治天下”就是伦理道德与政治原则的会通；宋明理学的价值目标也是要构建一种长治久安、永恒稳定的社会秩序。封建社会的“三纲”既是政治原则，又是伦理规范，它沟通了族权与王权，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家国同构的基本特征和价值理念，也给古代的专制统治披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缓和了社会矛盾，构筑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也增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色彩。

五、协调整体和谐

重视整体利益的维护，从整体的利益出发，提倡协调，达到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特点。在中国哲学中，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强调整体观念在政治领域，表现为“春秋大一统”的观念；在社会领域，表现为个人、家庭、国家是不可分割的；在文化领域，表现为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宽容精神；在伦理领域，表现为顾全大局，必要时牺牲个人或局部利益以维护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和民族心理。在大一统的社会理想中，有一个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早在3000多年前，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更是经常运用“和”的概念来阐发他们的思想和观念。“和”的思想，强调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由于“和”的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律，所以它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５］

参考文献：

［１］朱汉民.中国传统文化导轮.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２］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３］十三经・论语・子路第十三.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４］十三经・论语・阳货第十七.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５］李瑞环.和睦相处，和谐共进.人民日报，2002年5月30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