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其外 松软其中

明万历六年，张居正回老家江陵葬父期间，神宗曾一日内发出三道诏书催其早日还京。有湖广巡抚朱谨吾者，要为张首辅建一座“三诏亭”以作永久之纪念。其时，张居正位高权重，炙手可热，用类似办法邀宠者此前已经屡见。张还是老办法，写信制止。信中说，此事劳民伤财，有害无益。况且，一个人不能靠建亭而不朽，“数十年后，此不过十里铺前一接官亭耳，乌睹所谓三诏者乎？”

这封题为《答湖广巡抚朱谨吾辞建亭书》，或简称《辞建亭》的信长期来被各种选本一选再选，大加称赞。有称其“心胸豁达，词刚句厉”的，有赞其“分析得失，入情入理”的，有说表达了张居正“不以奢侈为荣”而“体谅人民疾苦的一腔衷情”的。历史上，甚至有论者道：“此书有才识，故能担荷宇宙”（见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六）。种种赞誉，角度、言词或有不同，但毫无例外地都说，张对建亭一事的态度是“坚决制止”。然而，只要了解一下与此相关的历史事实，就会觉得这些似乎已成定论的评价不过是以文衡人的皮相之见，有意无意的溢美之词。

据朱东润《张居正大传》：隆庆六年，湖广巡抚、巡按提议为张居正建坊，张当时也曾修书辞免，言词相当激切：“敝郡连年水旱，民不聊生，乃又重之以工役……将使仆为荣乎？辱乎？”结果是坊不建了，却将建坊的工料折价送给张家。接着修建宅第，施工则由锦衣卫军士包办，大事兴作。这一回，张同样写信“辞建第助工”，言词同样恳切，说如果这样，“则官于楚者，必慕为之，是仆营私第以开贿门，其罪愈重。”但结果呢，还是修了。以后万历六年，有人提议替张家创山胜；万历八年，提议建三诏亭；万历九年，提议重行建坊表宅，而且一切动工进行，都不待居正的同意。所以无论居正是否默认，这一个贿门，在他当国的时期，永远没有关上。

同类的事，三番五次地“辞”，同样的意思，三番五次地讲，却始终收效甚微，这说明什么呢？诚然，当时社会腐败成风，大权在握的首辅陷入了被拉拢腐蚀的重围。但首辅大人自己是否也态度有点“软”，口气有点“松”呢？你看，谄谀者发奇想，出奇招，说直接建坊不好，那就把设计中的牌坊换算成银子吧！首辅大人觉得这戏法变得有点简单生硬，若是“准作废府纳价，贮库作数”，倒可勉强“愧领”。六年前辽王被废，张家据辽府为己有，现今却让地方财政转移支付，难道如此一来，耗费的便不是民之脂膏，而是民身上的污垢了？如果张首辅对建亭真想“坚决”制止，有前几次写了信却不见大效的经验，也许他会采取别的办法，即使写信也绝不是这个样子。据知，张居正曾数次上疏辞谢过皇帝的恩赏，用的字眼是“溢恩滥赏”；万历五年，圣命修理两宫皇太后的居所（其时太后掌握着朝政大权），张却奏称此乃“不急工程”，应当停止（果然停止了）。连皇帝、皇太后的提议都能拒绝，哪有下属的“厚意”辞不掉的！

“今回且过，下不为例”的结果，必然是下一次照“例”而来。这道理张居正岂能不懂，只是他犯不着因建坊建第之类“义举”给那些封疆大吏们以冷面铁腕。但是，对这种大张旗鼓扬名显眼的事，作为受“赠”者，认认真真表明自己的态度却是必须的。这便有了一次又一次看似“坚决”的“辞”书。至于效果如何，别人怎么看，这对他并不重要。久居高位，豪杰自许，说话惯于口大气粗，舍我其谁；写起文章来自然“词刚句厉”，无所顾忌。为人处事，“他总要求你如何如何，而你不能希望他如何如何”（作家李国文语），――比如说“正己格物”，言行一致。这是许多政治强人乃至伟人的共同特点，不顾及这一层，他们的一些言论便难以深入解读。

“宰相之杰”张居正，或许真可以说是当时一柱擎天的政治家，他的信也不能说写得不好。但张首辅并非圣贤，其突出的污点是行贿受贿，骄奢淫逸（他在归葬途中，乘坐三十二抬超豪华大轿，“牙盘上食，味逾百品，犹以为无下箸处”的作派，为人们所熟知亦为人们所诟病）。文品并不总与人品相一致。如果仅凭信中说了不愿劳民伤财以及陵谷变迁亭不永在的话，就论定其人有高风亮节甚至“能担荷宇宙”云云，未免失之简单，也少了应有的认真与郑重。

【原载2008年5月22日《教师报》】

题图 ／ 辛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