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之立法思考

时间:2022-03-27 12:30:16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之立法思考

【摘 要】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立法曲折,其草案历经19稿,至今仍无法出台。究其原由主要在于对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定位不准确,自身存在立法缺陷。在立法环境日渐成熟的情境下,广西应厘清对自治区自治条例的认识,适度掌握立法权限,制定出高质量的自治条例,为自治权的充分行使提供法律依据,为广西的民族法治建设奠定良好的法制基础。

【关键词】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立法

【作 者】谭万霞,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武汉,430073

【中图分类号】D6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3-0040-007

Legislative suggestions on Guangxi Autonomous Region’s Regulation of Autonomy

Tan Wanxia

Abstract: The making process of Guangxi Autonomous Region’s Regulation is tortuous,though The draft revised 19 times,which still can not be introduced The inaccurate positioning and legislative defects are the mainly reasons Under the mature environment, Guangxi should clarify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Autonomous Region’s Regulation of autonomy, moderately control the legislative power, and lay down a high-quality regulation of autonomy Thus it can provide a legal basis for the performing of autonomy and the constructing of the rule of law

Key words: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Autonomous Region’s Regulation of Autonomy;Legislation

自治区自治条例是由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制定的,关于在自治区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基本制度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它集中地体现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是民族自治地方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行使自治权的基本规范,是民族自治地方全面调整自治事务的总章程。[1]但是,到目前为止,具有民族自治地方“小宪法”之称的五大自治区自治条例至今无一出台,不能不说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体系的重大缺失。本文针对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的立法现状、缺失的原因进行思考,探索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突破立法困境早日出台,为广西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及全面进步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曲折立法的回顾

广西是最早启动自治区自治条例立法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于自治区成立的前一年,即1957年开始着手起草自治条例,到现在已经形成第19稿,其中的第13稿和第18稿曾经上报中央,然直到现在仍然无法出台,其过程可谓曲折。我们从该过程中产生的几个标志性立法成果可见一斑。

标志性立法成果一: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1957年,在获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批准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之后,广西即开始草拟《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为此专门派出工作组予以指导,并组织相关负责人参与讨论,经过7次修改最终形成条例草案。次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顺利通过该条例草案。《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由序言、总则、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财政、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经济建设、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化、教育和卫生建设、附则六章共69条构成。正当准备将该草案提交讨论从而进入审议批准程序之时,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严重干扰了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施,《自治条例(草案)》的审批程序遭受中断。“这个条例草案虽然没有正式颁布,但是那是一份相当完备的自治条例草案。它对我们后来起草自治法,特别对延边、内蒙古起草自治条例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2]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顾问史筠对此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可见该草案对后来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所具有的意义。

标志性立法成果二:198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第13稿。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1980年开始重新起草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并于次年草拟形成第一稿。鉴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宪法》并起草《民族区域自治法》,广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暂时停止了自治条例的起草工作。1982年《宪法》与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颁布推动了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制定,经过三年的起草工作,反复修改,几易其稿,最终于1987年形成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第13稿。并将此草案上报到中央审批,报全国人大民委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意见。该草案根据广西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及发展的需要,针对于自治机关的组成、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对外贸易的自以及在广西的中央企事业单位给广西让利,照顾地方利益等作了具体的规定。但是,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认为该草案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宪法》规定自治条例要‘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而‘草案’的规定比较一般化,尚未深刻反映广西的特点;二是国务院有关部委的意见同广西的要求有较大距离,反映出对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规定的精神,认识不大一致。”[3]因此,第13稿没有通过。

标志性立法成果三:199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第18稿。1988年,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工作者帮助下,广西成立“修改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领导小组”,着手对第18稿进行修改。为此,广西专门派出人员赴京向国家民委汇报修改情况并交换意见,对修改稿逐条逐句逐字进行讨论与修改。针对于自治机关的组成、机构编制及企事业招收少数民族人员问题,自治区财政体制问题,对外贸易问题等作了较大的修改。经过多次修改,最终形成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第18稿。广西将该18稿呈报中央,当时国务院法制局对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向国务院各部委征求意见,大多数部委对第18稿草案提出了不同看法;同时,鉴于当时处于国家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如何将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精神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自治条例中予以体现,成为起草小组亟需解决的课题,故而第18稿也没有通过。

标志性立法成果四:199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第19稿。1993年我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自治区的人大、党委、政府非常重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制定问题,从二十几个厅局里面抽了二十多名专家,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和多次反复讨论,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对自治条例草案作了进一步修改,形成第19稿。第19稿未报送中央,一直延续到现在。[4]

综上,《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的制定、修改过程几经波折,虽然“没有进入审议程序,但它是历时几十载,凝结了几代人的心血和智慧,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奠定了良好基础,今天我们是站在这块基石上再攀登的。认真总结、分析我们起草自治区自治条例的指导思想、立法环境、立法原则和立法技术等方面的经验与不足,对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制定有着重要价值。”[5]

二、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遭遇立法困境的原因分析

前述对于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制定可知,该条例仍处在艰难的立法困境之中。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说来:

(一)对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定位不准确

广西在制定自治区自治条例过程中,起草工作领导小组进行了深入地调查研究,通过大量地走访群众、开展讨论等工作,广泛地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界人士的意见,使自治区自治条例能够充分地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要求。同时,广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要求在制定自治区自治条例的过程中必须做到三点:一是不与宪法相悖,不能违反宪法的原则规定,不能突破国家民族立法的原则规定;二是要与其他法律中的基本原则相衔接;三是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重在特殊性、灵活性上下功夫,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工作的健康发展。这一要求既保证了自治条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同时也突出了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

然不可否认的是,广西对于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定位不准确,草案中存在诸多问题。以第19稿为例:

该草案中存在众多突破自治条例的立法权限、规定上级机关的义务的条款,无疑是其难获通过的重要原因所在。例如,第59条规定:“自治区的财政预算支出按国家规定设立百分之五的机动资金和百分之五的预备费,机动资金按照上年决算的正常支出数额、预备费按照当年支出预算数额计算,由中央财政按年度专项核拨。”第60条规定:“由于国家财政体制的变更、国家政策统一调整以及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自治区财政发生减收或增支时,由上级国家机关专项补助。”第66条规定:“自治区境内的中央直属企业上缴中央财政及其主管部门的收入,由上级财政部门全额返还自治区,不列入收入基数,由自治区自治机关合理安排使用。”[6]这些内容的规定明显违背了我国法律的位阶体系,存在下位法规范上位法的重大缺陷,同时也严重影响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此外,《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第19稿对内容的规范定位不准确。我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但自治区所制定的自治条例中明显表现出对本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特点未彻底厘清的不足,导致对自治权的理解不深入,最终出现自治条例中规定比较一般化、尚未深刻反映广西特点的现象。再者,所规范的部分内容滞后,如第34条第3款规定:“在自治区境内开发资源的企业所生产的初级产品,优先在当地加工。”该稿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所制定的,当时我国已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初级产品在哪里加工应当是由市场规律所决定的,这样的规定反映出立法滞后于社会的发展。

(二)制定自治区自治条例的立法环境不成熟

立法环境对于一项法律法规而言极为重要。环境成熟,立法就比较顺利;反之则容易受阻。广西在制定自治区自治条例过程中,其所依托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经济环境都尚未成熟,这是该条例难于出台的客观原因。

1政治斗争的干扰。1957年开始启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的立法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对此草案,广西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时作出决议:“将《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提交全自治区各族人民进行广泛的讨论,并责成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收集各方面意见,加以研究修改,再提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另一次会议讨论通过,报请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实行。”[7]但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反右”斗争的展开,此次自治条例的启动工作被迫停止。

2经济体制的转型。《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之后,我国正处于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譬如,1993年正是我国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财政、投资、外贸、金融、税收等方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的时期,对于广西来说,如何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结合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情况进行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制定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是自治区自治条例工作在草案19稿出来后一直延续至今的原因之一。

3上位法的变动。经济体制的转型也促使作为自治区自治条例上位法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进行修改。1994年全国人大提出修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立法规划,广西因而暂时停止对自治条例的修改工作,等待修改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出台后进一步指导自治条例的立法。另外,国务院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办法》迟迟没有出台,一直到2005年5月才等来了《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可见,上位法的变动与缺失是自治条例被搁置的客观原因之一。

(三)中央与地方经济权益再分配的不协调

除了前述两个方面造成自治区自治条例遭遇立法困境外,对于中央与地方经济权益再分配的不协调,即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与广西地方经济利益之间矛盾的无法解决,也是导致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至今不能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

针对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划分,各国采用的模式不同。如美国,地方权力的分配直接由美国联邦宪法进行规定,各州的权力采用概括保留的方式进行规定,凡是宪法中没有禁止的则都可以拥有,明确各州的权力范围。采用立法的形式规范二者的关系。在我国,则是中央行政机关主导对地方所享有的权力根据社会现实需要予以分配,宪法及相关法律对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分配只作原则上的规定,范围不甚明确。二者关系以中央行政权为主。究其实质,与中国长期以来的集权传统息息相关。目前我国仍采用此种模式。权力的高度集中必然带来地方自或自治权的缺失,地方只能接受中央的严密控制;即使稍有分权,中央往往也是“同等对待”,而不考虑各地的特殊情况。因此,自治区根据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出来自治条例上报中央,要求一定的放权时,遭到国务院各部委的拒绝也就不足为奇了。在1991年,广西上报《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第18稿时,由全国人大送国务院各部委征求意见,除几部委同意或基本同意外,其余各部委分别提出了10条左右的否定性意见,有的认为“根据某某暂行条例办”,个别的借“与我部门有关政策相冲突”而全盘否定,甚至将草案斥之为“广西要价太高”。[8]正是这些部门的否定,导致第18稿没有获得通过。

由此可见,一方面,自治区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实际情况,行使自治权要求中央给予特殊的优惠和照顾政策;另一方面,国务院职能部门对涉及部门经济利益及自治区要求实施的一些特殊政策十分敏感,处于利益考虑而不愿放权、让利,最终导致自治区自治条例迟迟无法出台。故而有学者感叹说,自治区自治条例出台难,主要涉及两大问题:一是中央有关部门和自治地方的权力划分问题;二是民族自治地方与中央有关部门的利益关系,因此协调起来很困难。[9]

三、突破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立法困境的建议

如今,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过去了,广西在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增长、文化繁荣、法制完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战略部署,这些都为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出台提供了成熟的立法环境。

其一,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改为出台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提供了新的立法环境。

1984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过,标志着我国的民族法制建设又上新的台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确立,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举措,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再者中国加入WTO,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顺应时势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总结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近20年来的经验,于2001年通过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决定,在与1999年修正后的宪法保持一致的前提下,由原来的67条增加为74条,调整其中的30多处,满足了少数民族地区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给予民族地区必要的特殊政策,继续加大、加强对民族自治地方各方面的投入,有利于推动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修改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有关规定作了重大修改,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重视资源、环境的保护,确立资源补偿制度;增大了对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实行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大力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同时,修改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将原第六章上级国家机关的领导和帮助,改为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强调了对民族地区的帮助是上级国家机关的法律责任,理顺了民族自治地方与上级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10]

为了保障民族区域自治法获得更为具体的落实,2005年5月19日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于2005年5月31日起施行。该《规定》是国务院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为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而制定的,一方面有利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另一方面为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地方性法规、相关部门制定规章提供了法律依据,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总而言之,《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改和《规定》的颁布,为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出台奠定了良好的立法基础。

其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战略部署为广西出台自治区自治条例提供了成熟的社会环境。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于2010年1月1日全面启动,至此,一个拥有19亿人口、接近6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约45万亿美元贸易总量、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建成了。中国―东盟携手迈进零关税时代,“中国―东盟自贸区――东亚经济一体化――东亚共同体”的发展脉络逐渐清晰,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步入一个新阶段。[11]对于广西来说,地理上的优势为广西的开放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2010年1月7、8日,在广西南宁举办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仪式暨论坛,为此论坛设立了三个议题:新起点――贸易提振产业活力;新机遇――投资合作共创经济繁荣;新使命――打造区域经济合作新亮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将为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一股强心剂,而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完善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系统工程,如果其中缺乏良好的法律秩序,将会严重影响自由贸易区的正常运转,众多的宏伟计划也会因此而受到搁置无法实现。这一新的社会形势为广西完善民族法制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理应乘此东风,加快制定、出台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进而保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顺利发展。

因此,新的历史条件之下,广西出台自治区自治条例的立法环境已日渐成熟,我们应加快制定、出台符合自治区具体情况、具有民族、区域特色的自治条例。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一)正确处理中央与广西区政府经济权益再分配的问题

如何解决中央政府与广西地方经济权益的再分配问题,进而促成自治区自治条例早日出台?

首先,观念上,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民族自治地方都要改变错误的思想认识,重新审视自治区的自治权。据宋才发先生所言,自治区自治条例的性质,从静态意义上看,它是指以自治权为主要内容的法律形式;从动态意义上看,它是指法律的调整作用,即调整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与国家和其他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12]可见,自治区自治条例是自治区行使自治权的主要方式,是自治区用以调整自治地方与中央政府利益的重要手段。为了促进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的立法早日实现,中央与地方两方面都应该纠正错误的认识,重新审视自治区的自治权。中央政府方面,应该遵守《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的内容,即“上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制订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时,应当听取民族自治地方和民族工作部门的意见,根据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和需要,支持和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扩大对外开放,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加速发展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央国家机关及其职能部门从大局出发,顺应我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自治区相对较多权力的立法意图,从切实保护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和有效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角度出发,不再局限于本部门利益,该放权时放权,该让利时让利。广西自治区方面,增强自治意识的同时应注意“要价”的适度。制定自治区自治条例要从本地区实际情况出发,旨在反映本地区、本民族的发展需求,体现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特点,将党和国家的各种优惠政策同民族自治法规有效地衔接起来。尤其要注意自治条例规范内容的适度原则,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的各个版本来看,条例倾向于为广西地方政府争取权力,却极少涉及广西地方政府承担相应责任的条款。因此,国务院有的部委对该草案持否定意见也不难理解了。

其次,加强中央与广西地方之间的利益沟通。作为一个大国,中央与地方的权益分配十分重要而复杂的,我们应该努力予以调整和确认,使之达到相互间的均衡。中央与广西地方作为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不可避免会因利益的追求而产生矛盾,因此应当加强沟通交流,共同来确定相互间利益的分配。虽然,也有学者提出:“要求某一个中央职能部门给全国人口少数的民族自治地方作出放权让利的承诺,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13]但是,在中央政府观念转变之下,只要注意增强其对广西的更多了解以及关注该地的民族利益保护,对于涉及相互利益的事项上互相沟通,比如举行相应的听证会、召集广西地方学者讨论等,我们相信一定能够有效地减少相互间的利益冲突,实现二者的利益均衡。

(二)总结经验,提高自治条例自身立法水平,完善《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

针对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在立法上所处的情境,我们应立足经验,努力提高自治条例自身立法水平,进一步完善《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

首先,广泛开展立法调研工作,为自治条例的制定准备现实条件。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的第19稿已是五大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中最为优秀的代表,为未来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出台奠定了基本的框架。因此,我们应立足经验,继续开展立法调研工作,尤其是广西作为西部大开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需要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地方和群众当中进行调查研究,对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专项研究;同时,对于自治区在社会发展中长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的重大问题开展重点调查,对自治区民族群众权益的保障状况以及他们的意愿表达予以特别关注,切实地反映人们的利益。

其次,完善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的基本原则,保证立法方向的正确性。

(1)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这是保证自治条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自治条例的修改过程应始终处于广西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认真听取党委意见,科学、准确地反映党的民族政策。

(2)坚持和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原则。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必须根据宪法、国家基本法的规定来进行修改和完善,尤其要注意与上位法在立法原则、立法精神等根本问题上保持一致。

(3)坚持从实际出发,突出民族自治地方特色的原则。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完善必须从广西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出发,总结自治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充分行使自治地方自治权的做法和经验,将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更为贴切地反映到自治条例当中,保证自治条例具有浓厚的民族地方色彩,突出自治区的地方特色。

(4)增强了自治条例主动适应性,促进自治地方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原则。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完善是实现广西民族法治的关键步骤,这就要求自治条例积极主动地适应国内外各方面发展的需要,通过法治来促进自治区经济、社会事业的顺利发展。

最后,完善自治条例规范的内容,争取自治区自治条例的早日出台。广西自治区自治条例规范内容定位的不准确是其难以获得通过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应从其内容的规范入手,着重规定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在不违背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前提下,对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一些条款做实用性的规定,便于自治机关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但不能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有关规定进行扩容性再规定。第二,是民族自治地方特有的社会关系和独特的社会问题需要进行规范,而现有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还处于空白,即没有这方面的立法,自治条例则可以进行规范。第三,是对法律和行政法规中,那些不符合民族自治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的条款或规定进行变通规定。第四,是对自治机关的规范。一是自治条例要明确自治机关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二是规范自治机关的行为,即自治机关在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行使自治权方面的作为与不作为的行为,及与此相应的法律责任。[14]第五,及时地将西部大开发的基本政策法律化,增加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相适应的内容,对自治区基础建设、自然资源开发及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保障体制、边境贸易等方面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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