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国外经验基础上发展我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摘要：为满足大部分人口卫生保健需要，各国在WHO的带领下纷纷开展基本药物制度的相关行动。我国自1979年开始实行基本药物政策，效果一般，在学习世界各国优良经验、借鉴各国犯过的错误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情况，2009年在新医改政策指导下，找到一条较为成功的路。如今三年的施行，成果显现，但各种各样的问题同样存在，本文结合国内外研究发展现状，找出我国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试图寻求合理的解决之道。

关键词：新医改；国家基本药物；国外经验；改进建议

中图分类号：R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6-0311-02

1 基本药物的内涵、发展

世界人权宣言（1948）第25.1条规定：“每个人都享有自己及家庭成员足以维持健康的生活标准的权利，包括食物、衣服、住房、医疗与必需的社会服务”。在人权宣言中，医疗是维持健康的基本权利之一，而基本药物制度是对人类健康的最基本的保障措施，由此奠定了基本药物出现的必然性。

1975年，WHO总干事公布了一份关于各国药品领域存在问题的分析报告，并在报告中首次引入了基本药物的概念。1977年，WHO正式将基本药物定义为“能够满足大部分人口卫生保健需要，人们健康需要中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必要的、不可缺少的药品”，并制订了第一版基本药物示范目录。1979年建立基本药物行动规划，并于1981年建立基本药物行动委员会，以确保基本药物能够真正发挥其作用[1]。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经有170多个国家推行了基本药物制度。

2009年11月18～20日，WHO西太平洋地区在马尼拉召开专家咨询会，讨论2010～2015年西太平洋地区基本药物可及性的地区行动框架，旨在帮助会员国能够获得在价格上可承受的、确保质量和合理使用的、公平、可及的基本药物。我国现行的基本药物行动计划，正是按照本次会议中行动框架的规定来研究确定的。

2 国际上一些国家施行基本药物的现状

自20世纪70年代起，许多国家纷纷建立国家基本药物行动计划。计划的核心是，采取一系列系统性的政策措施，最终保证个人对药物的可获得、可负担：包括精心遴选出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基本药物，以采购、供应、使用、报销；制定基本药物临床指南作为培训、合理使用的依据；对基本药物的行动计划全程、公开监管，保证政策行之有效[2]。

2.1 澳大利亚：全民保险，政府与非政府结合 澳大利亚是实行强制性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政府将部分药品（大多是常规药品）列入全民医疗保险的处方药品即基本药物，保证了患者以合理的费用得到必需的药物治疗，并每年对PBS（药品津贴计划）基本药物目录进行一次更新。管理方面，澳大利亚有三个主要管理机构：治疗产品管理局（TGA），负责药品质量、疗效等方面的市场前评价和注册；药品津贴咨询委员会（PBAC）是完全独立于政府的机构，负责审核、评价通过TGA的药品，并复审基本药物目录；基本药品价格管理局（PBPA）是独立的非政府机构，审核药价的合理性，并对基本药物目录的药品价格进行年审[3]。

2.2 孟加拉国：施行16项标准法案 孟加拉国是较为全面的实施国家药物政策的国家，对药品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考虑。基于药物科学理论、政治和经济、以及国内医药行业的利益通过了16项基本药物政策法案的标准，指导所有在孟加拉国生产的注册药品以及新药的评价[4]。基本药物政策的目标是保证所有药物的政府采购、制造、质量控制、配给和使用都符合统一的法律和行政规范，它整合了公共和私有两方面的作用，结合传统和现代的医疗体系，力图成为国家卫生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3 肯尼亚：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 20世纪80年代，肯尼亚因日益严重的药物滥用和误用问题，开始制定基本药物政策。为提高大众可承受能力，肯尼亚通过改进筹资和采购环节解决公共部门高昂的药费。例如：扩大国家医疗保险基金（NHIF）及其他保险的覆盖面，使保险包括尽可能多的药品，从而减轻个人的负担。为保证能够合理用药，卫生部专门出版了一本实用的临床指南综合袖珍手册，在调配时，除处方注明“不得替代”外，其余药物均可用较便宜的仿制药替代[5]。

2.4 印度：德里模式，有力的监管贯穿始终 印度与我国国情相似，在基本药物政策实施方面，印度德里州比我国起步晚，但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通常被当做成功案例进行推广。“德里模式”在推行基本药物制度和合理使用方面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具体实施方案，主要包括：基本药物目录的遴选和使用；建立德里中央药品集中管理中心；制定并推广药品处方集；实施药品质量保证方案；开展合理用药培训；传播药品信息；制定与实施标准治疗指南；药品的广告与促销管理；调查研究政策实施情况；开展基本药物的监督与评估。而监督与评价工作始终贯穿于各个环节。在全面的地区药物政策指导下，又采取了一系列保障作用的配套措施，生产环节提出了ABC方案，采购环节采取“两个信封招标”的措施，配送环节采用了直接将药品派送到医院的统一配送方式[6]。印度“德里模式”有许多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其成功的关键在于——有一个目标统一、信念贯穿上下的结构紧密的组织系统来制定政策、实施政策并对实施过程中参与者的行为进行强有力的监管，这正是我国所欠缺的。

3 我国基本药物发展现状

3.1 我国基本药物的发展情况及实施现状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自1979年就开始推行基本药物政策，1981年、1992年、1994年不断地进行基本药物目录遴选和调整工作，于2004年确定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但该政策的推行始终停留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筛选、制订与调整方面，政策的推行也缺乏一个国家层面上的强制力和约束力；而从实施的效果来看，医疗机构主要依赖于“以药养医”的补偿机制，并且公众用药的不合理、不公平性仍旧严重存在。在此背景下，2009年8月新医改正式启动，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而支撑这一目标的主体就是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作为新医改一个重要的环节，它的实现也将推动其他几个目标的完成，在减轻人民用药负担的同时，改善我国城乡医疗资源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