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谁”:大众媒介对于新社会运动的集体认同感建构

[摘要]本文以厦门PX项目的大众媒介报道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在这场新近发生的环保运动中，大众媒介怎样通过定义“我们是谁”的问题，进行运动中的集体认同感建构，以探究大众媒介在当前中国新社会运动以及民主政治中的角色。

[关键词]大众媒介；新社会运动；集体认同感建构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一

新社会运动是指，二次大战后兴起的、有别于传统政治解放运动的新型社会运动，主要类别有：生态主义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反战和平运动、公共健康运动、同性恋运动、民权运动，等等。新社会运动与大众媒介的关系，与其区别于旧社会运动的特征有关，这些特征包括：它的参与主体分属不同的社会群体，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它的目标并非针对国家政治制度本身，而是某些具体的公共政策、相关的个体或机构的行为以及大众的价值观念；它通常是一个松散的、临时性的政治联盟；它的参与方式常常是个人的、日常生活化的，不通过正规的政治组织、机构；它涉及的范围是跨越广大区域的，常常超越民族国家的范畴，很多是全球化的；它的议题常常和个人的亲身体验相关。新社会运动体现了当代政治形态的一些变化，具有“生活政治”、“符号政治”的典型特征，大众媒介正是这些新型政治中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与新社会运动产生了实质性勾联。吉特林甚至说，“所有的运动(或许是所有的政治)面临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便是对大众媒介的依赖。”

大众媒介对于新社会运动的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中关键之一就是大众媒介对于新社会运动中的集体认同感的建构。社会建构理论认为，集体认同感的建构是新社会运动最核心的任务。新社会运动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建构“我们”的持续进程。在集体行动中“我们”得到了阐明并被赋予了意义。新社会运动对于身份认同的强调，是和它自身的特质有关的，因为新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和解放运动的不同，他们并不按照他们在阶级或民族群体中的共同社会位置来定义他们自己。因此，集体认同感对于新社会运动不再仅仅是工具性的意义，而是运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定义任何一场新社会运动包括三个主要方面：认同、敌人和目标。其中认同是最为关键性的因素。新社会运动是在“浸没”在日常生活中的“网络”之中形成的。在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场景中，社会运动向日常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符号发出了疑问和挑战。每当集体行动者面对公共生活，并和它冲突时，这些浸没了的网络就会浮现出来。参与者在运动中必须形成集体认同感，必须把自己界定为一个群体，必须发展出关于运动的共享价值观念以及共同目标。集体认同感的建构来自于多种社会力量，而大众媒介在其中的影响独特而重要。对于当前中国社会，新社会运动的身份认同感建构更有其特殊性。集体行为理论指出，丧失传统角色和身份的个体，常常通过个人在运动中的重整来寻求新的集体认同。转型中国社会中的个体，普遍地面临着传统身份不断失去、新型身份急需建立的境遇，新社会运动提供了一个中国大众重建身份认同的路径。

本文以厦门PX项目的大众媒介报道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在这场新近发生的环保运动中，大众媒介怎样通过定义“我们是谁”的问题，进行运动中的集体认同感建构，以探究大众媒介在当前中国新社会运动以及民主政治中的角色。本文集中于媒介报道的文本分析，重点分析大众媒介(主要是报纸、杂志、网络)的相关报道65篇。本文中的“媒介报道”泛指大众媒介的新闻、评论，也包括网络媒介中的相关内容，如个人博客文章、网民跟帖的议论，等等。其中涉及的媒介机构及其报道内容详见相关注释。

二

厦门PX项目事件进入公众的视野源于大众媒介的一篇报道，07年3月19日《中国经营报》报道称，两会期间，105个政协委员齐声呼吁，联名签署了“关于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成为今年政协的头号重点议案。议案牵头人、政协委员赵玉芬说，这个议案牵涉到重大的环保问题，PX项目的厂址距离城市太近，隐含重大危险。此后，厦门市民以各种方式展开了广泛议论，焦点问题有二：项目选址是否符合国家、国际的相关环保标准；项目选址的过程是否符合国家相关的民主化程序。事件激起舆论广泛关注，社会各方力量纷纷介入，6月1、2日两天，约有1万多市民上街游行，使得事件再度升温。最终在中央政府相关机构的介入下，以厦门市政府宣布缓建PX项目告一段落。大众媒介有称之为“厦门百万市民拉住PX项目马缰”。

这一事件得到全国大众媒介的广泛关注，也吸引了一些国际主流媒介参与报道。这些报道都涉及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谁”，即接触、认知、参与这个事件的大众有着怎样的身份认同。本研究发现，这种对于身份认同的设问以及回答，在此次事件的媒介报道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成为一个特别重要的议题。媒介报道的表现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在新闻中间接地提出相关问题，如将事件设定为环保问题，将项目选址的程序问题定义为涉及公民利权的民主政治问题。纯消息一般不会在这些议题上有过多的阐释和议论，但这些报道的框架中隐含了身份认同问题；二是在言论中直接涉及、提出并阐释身份问题，如提出环保的概念、公民的权利和责任等等。集体认同感是与个体的身份认同相联系的，个体将自己感知到的不同类型的身份认同加以整合，以形成运动中的集体认同感。尽管媒介的这类表现并非是完全自觉和有意识的，但大众媒介作为整体为运动的集体认同感提供了相对集中、清晰的内容。即使是那些观点和立场完全不同的媒介报道，也采用了极为相似的框架。

在此次运动中，媒介报道建构的身份认同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地方共同体

在被认为是主流媒介首次介入的《中国经营报》的报道中，大众身份认同的问题几乎没有被涉及，只是借消息来源之口明确地将事件定义为环保问题。但厦门作为一个城市概念多次被提及，报道中使用了“厦门危险”的小标题。这篇报道开启了大众对于事件的知晓，是运动的初始阶段。媒介对于大众身份认同的建构，是随着事件发展的历程逐渐展开的。

在媒介的众多报道中，一个事实被多次提及，06年7月福建省环保局进行环境质量测评，厦门在福建省9个地级城市中列倒数第三。一个参照性事实是，厦门空气质量在全中国大陆一度高居第十位，也曾被选为20个最适宜居住城市的前三甲。相似的材料被普遍地使用在媒介报道中。 《财经》杂志的报道历数厦门环境的光荣历史，“历年来，它近乎囊括了国内与城市环境相关的荣誉称号，诸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卫生城市’、‘花园城市’等，在2004年，它还获得了联合国‘人居奖’。”报道还特别强调厦门市民对于这些荣誉的感受， “这也是当地居民最引以为傲的。”《南方周末》的报道用一个归国留学生的话说，“PX项目的上马正摧毁着厦门市民一直以来对于环境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厦门人的性格也是媒介的一个诉求点，报道强调厦门市民的个性，是特别温和、不爱冲动的。媒介报道在描写参与游行的市民时不约而同地用“性格恬静、外表柔弱”、“性格温和、不爱激动”的女性作为代表。也有报道将厦门人

的个性与厦门的自然地理特征融合在一起，使用了“厦门那些温婉的小山”语句。境外媒介也采用了类似手法，《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用略带感彩的笔触描绘厦门特殊的环境条件，“美丽的海滨环境”、“甜美的热带微风”，在提及专栏作家连岳时特别点出他是厦门市民。报道的结尾是报道主要采访对象赵玉芬意味深长的一句话， “厦门是不一样的”。在这样的叙述中，厦门，作为一个特殊利益主体被显著地突出了，它被作为唤起厦门市民归属感的一个符号资源，也提供了一种身份认同的内容：地方共同体。媒介报道将PX项目放置在与厦门利益冲突的位置上，强调厦门人是出于保护厦门而反对PX项目的。《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写到，“一直以来，厦门市民都为城市优美的自然风景自豪；当他们被告知，环境将被破坏时，他们会很快的被动员起来。”以至于“保卫厦门”成为贯穿运动始终的一个标志性口号。媒介报道建构的地方共同体认同包括，突出了一个城市的整体性概念，以及与城市密切联系的城市历史、市民、市民性格、城市荣誉等等因素。

在地方共同体的认同被唤起并逐渐建构的过程中，差异、分歧、冲突始终存在。在这次运动别引人瞩目的专栏作家连岳的博客，曾接到一个IP地址为宁波的网民的留言，呼吁关注山西窑奴事件。这一言论立刻遭到厦门一网民的反对，他贴出如下留言，“如果你的目的真的是让大家关注童奴事件，那么你不说，大家已在关注。如果你的目的只是想把人们的视线从PX上移开，那么，你趁早滚蛋!”连岳就此事激烈批评这位厦门网民的狭隘地域观念，“我为这种话感到羞愧，……如果保卫厦门的环境，让一部分人变成了自私的人，变成了以邻为壑的人，非但没有籍此把心胸放宽，反而收缩成更小的岛民，那真是可悲。没有同情心的人，住在漂亮的城市里，不是更讽刺吗?中国其他地方毁了，厦门也不可能幸存的。”连的这番言论引发了网民关于厦门人、中国人以及公民的广泛讨论，那个厦门网民在后继留言中公开道歉，表示接受连的批评。连岳对于地方共同体的认识在其博客中有多次表现，“厦门民众反对在不知情之下的PX项目，并不意味着他们支持污染其他城市。……这些话我原来以为是不需说明的、人人都有的常识，现在看来，不然。从我个人角度来看，说句大话，我热爱中国每一座漂亮的(或曾经漂亮的)城市，我憎恨一切破坏它们的行为，我会批评一切类似的行为。”在连岳博客相关事件的议论中，连建构的“厦门共同体”认同包含了多个层次的意义，一是地域文化的，二是“中国”的民族国家概念的，三是公民概念的。他强调厦门人作为一个地方的公民要承担地方共同体成员的责任，这种责任也是和中国人、公民的责任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

“地方共同体”是环保运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认同类别，在卡斯特对于环保运动的类型分析中，地方共同体是“保卫自己的空间”类型的环保运动的认同，它的主要特征就是动员地方共同体来保卫自己生活的空间，标志性口号是“别在我家后院”。卡斯特强调这种分类方法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他指出，在五种主要类型的环保运动中，“保卫自己的空间”“构成了环保行动当中发展最快的一种形式，也许是把民众的当前注意力吸引到更广泛的环境恶化问题上来的最直接形式。”英国《金融时报》在相关报道中将此次运动与“别在我家后院”的世界性环保运动相提并论，称此次运动标志着以地方共同体为主要认同的环保运动已经来到中国。在卡斯特对于这种类型运动的描述中，它的敌人是“污染源”，目标是“生活质量、健康”。此次运动的目标基本接近这种普遍状态，但“敌人”就复杂多了，既包括污染源本身，更包括地方政府的某些相关机构，这与卡斯特归纳的另一类型“绿色政治”的环保运动的“敌人”――政治当局――有部分交集。西方环保运动因其发展历史长，较为成熟，因此类型清晰，目标相对单纯。但此次事件中呈现的中国环保运动则有着比较复杂甚至混乱的特质。因此，地方共同体的认同也包含了更加多样的因素。

环保主义者

几乎所有相关媒介报道都将PX项目事件定义为环保问题。媒介报道大致以如下方式建构环保主义者的身份认同。

其一，将环保主义者定义为现代文明人。报道从三个方面来展开环保意识的呈现，一是专家从环保角度对于PX项目相关科学知识的解释，以揭示PX项目建设存在的危险性，专家作为权威、文明的象征一直是媒介报道中最重要的消息来源；二是对于环保知识的一般性阐释，也包括与环保有关的法律、政策知识评介，以质疑PX项目的合法性；三是提出比较抽象的环保意识，但多采用通俗、有情感色彩的语句表达。比如频繁使用“子孙后代”的名义，强调反对PX是为了将来的长远利益。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种煽动情绪的宣传策略，事实上“子孙后代”的提法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环保意识，被西方研究者称为“冰河期时间”观念，即以非常长久的时间观念看待环保问题，“意味着要用我们孩子的生活、以及孩子的孩子的生活，来衡量我们的生活”，这个观念构成了环保运动的一个理论性基础。在运动处于白热化阶段，厦门百万市民群发的短信中，就使用了“厦门人以后”的时间概念，强调事件在未来时间内的长远影响。

其二，将环保意识落实为先进制度的一部分。环保总局的态度和立场是媒介报道重点涉及的内容，直接参与此事件处理的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也因此成为特别受到关注的新闻人物。媒介将制度性因素作为报道的一个重要诉求点，而环保总局正是制度中的一个代表。媒介报道的一个焦点涉及“程序正义”问题，即PX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是否符合国家相关的法律制度性要求，质疑项目建设程序的合法性、公正性是媒介报道普遍使用的框架。《望东方周刊》以“六院士难阻厦门巨型化工项目”，将报道重点放在PX项目建设中涉及的环保方面的法律程序、制度性保障方面，报道中大量的相关法律、政策的条款被提及、阐释并讨论。在这种方式中，媒介强调的是，环保作为一种主义，不仅仅是某些公民的自觉意识，也是支撑民主法制国家制度和政策的基本理念之一。

其三，将环保问题放置在中国当下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议题中。《财经》的一篇报道以“选择与困境”为小标题，采用经济发展与环保关系的框架，在渲染厦门环境优势的同时，指出厦门经济发展的停滞局面，将PX项目事件定义为在经济发展与环保之间的艰难选择。光明网发表的一篇评论更是将PX项目事件放置在“中国强国思路”的框架内，指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我们这个民族”面临的重大问题，在回顾民族历史后赋予了PX项目事件的标本性意义，指出PX项目的处理方式和结果将预示着中国未来整个国家发展的路径和方法。在这种方式中，环保主义者被赋予了国家发展责任的积极承担者的内涵。

这种环保主义者身份的定义方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比如在谈及环保与中国国家发展路径的议题中，转型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家的特征被特别提出，重点强调中国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选择的两难困境，强调不能重蹈西方某些国家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覆辙，指出中国有可能避免这种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负面影响，找到属于自身的现

代化发展道路。

公民

《南方都市报》刊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对于PX项目事件的评论，他援引西方各国法律以及国际法中的相关条款，阐释公民环境权的基本概念，将环境权定义为一项基本人权。并特别申明，“我国宪法也是在这种国际社会重视环境的大背景下，把保护环境作为政府的责任加以规定，表明我国政府对人权的高度尊重。”这种将大众的身份定义为公民的方式，在媒介报道中也非常普遍。媒介报道建构的公民身份认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公民权利和责任的强调。媒介报道普遍地将PX项目建设定义为与厦门市民利益有关的重大公共事务，在此基础上，强调厦门市民对于项目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媒介报道批评地方政府有关机构，在PX项目论证的过程中没有让市民充分知晓、参与，是失职行为。在这种媒介叙事中，厦门市民就被赋予了公民的身份，他们对于PX项目的反对行为就有了法律赋予公民正当权利的合法性支持。《财经》报道援引相关法律提出，“‘公众参与’或者说‘利益相关方介入’，是环境测评的基石”，并特别指出“所谓公众参与，不仅包含广泛的告知，让所有利益相关方都能尽可能早地了解项目，更包含咨询、对话直至谈判等整个流程。”《潇湘晨报》题为“个人一沉默，社会就失常”的评论指出，面对PX项目这样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社会事件，每个人都是有责任的，是作为公民的社会责任， “每个人都发言，每个人都不放弃自己的权利，这句大白话就是文明社会的基石”。在五十多家媒介广泛转载的环保总局官方网站的新闻中，潘岳也从公民知情权、公民参与、以及环保的制度性建设等议题中阐释对于PX事件的看法，“实践证明，环保执法、舆论监督、公众参与一直是推进环保事业的三大支柱。随着相关法律的不断完善，政府决策将更加科学民主，一个良性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终将形成。”潘岳提出的“公益性精神”也得到媒介突出的报道，《中国经济时报》评论指出，“新公益精神”是指“最具社会责任感、最有能力表达诉求、最会行使权利的参与方式。”市民反对PX项目的之所以是合法、正当的，是因为市民具有国家法律赋予的公民身份，这便是此类媒介报道的逻辑。

公民意识的启蒙。媒介报道有许多是将PX事件作为一个由头，来阐发公民意识以及相关的民主、法制理论。法学家贺卫方的相关评论将重点放在现代民主理念的阐释上，他提出解决PX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由国家法律制度保障的民主参与，这篇评论采用“讲道理”方式，在一个相对理论、抽象的层面阐释了民主社会的宗旨，体现了对于大众的公民意识的启蒙。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相对敏感的议题“公民社会”概念被多次涉及，这个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集中在网络媒介中。例如著名博客“不许联想”作者在此事件的评论提出了“一群钉子户”的说法，称地方政府“碰到了最强硬的钉子户，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个群体。”明显具有将个体公民的整合视为公民社会的整体性社会力量的用意。无独有偶，连岳在博客中也屡次使用公民社会的概念，在标题为“对于公民社会的一点想法”一文中，针对网民关于厦门某名人不参与此事件的议论说，厦门是一座伟大的城市，不指望某一位名人。公民社会现阶段就是自救社会，不是指望有名人带～票人马来救人。在这种论点中，公民作为整体性的社会力量被突出，公民身份也因为公民社会的确立在国家建制中获得了合法性地位。

媒介报道将公民身份作为环保运动集体认同感建构的要素之一，充分体现了中国的特点。在西方环保运动中，这种与环保主题较远的身份一般不会成为认同建构的重要因素得到强调。因为对于西方大众而言，公民身份已经是一个非常传统甚至有点陈旧的认同符号，它对于一次具体运动的集体认同感的建构的作用非常有限。但中国的情形完全不同。大众缺乏参与新社会运动的传统和亲身经验；国家环保制度建设以及政策执行都处在成长阶段；转型社会中的大众对于民主意识缺少清晰的认知。因此，公民身份对于集体认同感的建构就变得十分重要，而且是非常有效的。事实上，中国其它类型的新社会运动中也出现了在集体认同感建构时媒介报道特别强调公民身份的情形，比如在中国的消费者运动中，媒介对于消费者集体认同感的建构，就使用了公民身份，强调消费者是合法公民，享有与消费有关的一切权利。

在媒介报道中，这三个方面的身份认同经常是混合在一起的，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国家环保总局新闻称，“如果处理得当，厦门PX项目或许将成为一个协调城市建设与产业发展、经济利益与公民权利的新标本。”这其中隐含的集体认同感就包括以上三种认同。 《东方早报》题为“短信扳倒厦门PX项目是偶然事件”的评论，把PX项目与地方利益、环境保护、公民权利保障整合为同一主题展开议论，也同时涉及了三种身份认同。这或许表明，在大众媒介操作者自觉或不自觉的意识中有一个基本判断，即，对于当前中国的环保运动而言，这三种身份认同是建构集体认同感最重要、最有效的内容。

三

在此次运动中媒介报道对于集体认同感的建构有三个特点值得关注。它不仅体现了新社会运动的典型特征，也呈现了大众媒介对于新社会运动集体认同感建构的中国特殊性。

与国家保持一致。大众媒介利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中央政府的态度与政策、标志性的主流大众媒介(比如《人民日报》)作为资源。新社会运动的特点如在体制内展开活动、只抵抗地方的、局部的权力、与国家保持高度一致，等等，在此次运动的媒介报道中得到充分体现。

媒介报道的质疑对象始终只针对地方政府。有时甚至只针对地方政府的局部性权力，如某个地方政府的相关机构(市环保局)。在这种质疑中中央政府始终被设置为支持运动的正面力量。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三个代表”等，无论是作为相对具体的国家发展方针还是相对抽象的政治理念，都得到媒介报道极为频繁地使用，成为媒介建构运动集体认同感的主要话语资源之一。《南方都市报》刊发的相关评论称，“希望地方政府在保护环境，尊重公民的环境权问题上，回到宪法的精神上来，回到中央政府的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上来。”在“光明网”的评论中，对于当前环保问题的质疑是以认同中央方针为前提的，“中央对‘人和’的日益重视及以人为本的决策思路，正对应着……时代需要。近年来中央领导人走近人民，获得民心，乃民族之幸。”《中国新闻周刊》相关报道引用《人民日报》评论的内容，“实践证明，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充分进行协商……是中国政治发展有效的政治运行载体和民主实现形式”，报道宣称，因此将短信等新媒体工具纳入民意表达的制度性平台，将大大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这种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资源的利用，不但出现在体制内的大众媒介中，而且在新媒介互联网中，甚至在那些较为个人化的博客中也有明显表现。“不许联想”博客的评论文章引用邓小平、有关语录，批评地方政府没有很好地建设和谐社会。连岳在他的博客中转载环保总局批评PX项目的新闻，并冠之以“中央的精神”。面对网民对于地方政府缓建PX项目举措的疑虑，连岳表达了自己的正面肯定意见， “……现在我却认为

缓兵之计的可能性不大。我甚至要把国家环保总局的宣誓当成正面的信号”，因为“中国的环境问题已无路可退，大家都站在悬崖边上。”“如果中国公民在保护环境里体现出来的创造性与善意，没有转化成文明进步的力量，最后换来的真是缓兵之计。那么接下来失去的，可能不仅仅是环境了――我想，没有任何人会蠢到愿意失去一切。”。他在自己的博客中大量转载包括《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 《中国新闻周刊》、新华网、光明网等主流媒介的相关内容，特别转载了环保总局官方网站的批评厦门市政府的新闻，以此向网民说明，反对PX项目是得到中央政府以及主流社会舆论积极支持的。在连岳博客的网民跟帖中甚至出现了对于中央政府实施政策艰难之处表示体谅和理解的话语，如，“理解了温总理的‘满脑子里充满了忧患’，……从心碎到欣慰，从中央的举措中，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社会正义的存在。”

媒介报道还采用了“去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话语方式，尽力化解运动目标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在这个方面特别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南方都市报》在运动关键时刻发表评论称，“厦门人……反对的是将会危害他们健康的PX项目，不是政府；厦门人的诉求是一个绿色、清洁、美丽的家园，不是社会动荡。实际上，民间反PX运动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也正是这一点，不论是街头涂鸦，还是论坛跟帖，不论是QQ互联，还是短信群发，从已知的厦门民间活动中，我们嗅不到暴力的气息，也没有将话题扩大升级的趋势，我们看到的是和平的诉求，理性的声音，就事论事的焦虑。到目前为止，厦门人要求的和反对的，都聚焦于PX项目停或建，没有任何其他企图心。到目前为止，厦门人对这个城市都怀抱着最深的感情和最恳切的责任心，对这个社会都怀抱着美好的善意……”

媒介话语与国家保持一致的态度，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体制内媒介的一种政治策略，尽管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一，环保运动具有新社会运动的一个基本特点：只针对地方局部权力，不但不对抗制度，相反，总是力求在体制内充分征得国家资源的支持。卡斯特因此认为环保运动是“讨好国家”的。其二，这或许是一定程度上的中国政治的反映，大部分民众认同中央政府的基本方针、政策，只是对于某些地方政府的具体执行不满，但仍然将改革希望寄托于中央政府。

和其它社会问题建立联系。在建构过程中，大众媒介有意识地将同一时期发生的其它社会问题与此次事件相提并论，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阐发运动的意义，使得运动集体认同感的范围大大地扩展了，超越了某一具体运动的边界。媒介报道涉及的事件包括，无锡蓝藻事件、山西窑奴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等等。甚至有表面看来毫不相干的事件被提及，比如北京市新近出台《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突发事故应急预案》，这篇媒介评论指出，无论对于PX项目建设还是工程施工突发事故，都应该及时、公开地传播涉及公共利益的相关信息。在与这些事件的连接中，媒介报道的诉求点大同小异，主要集中在：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制度、政策的缺失与修正；地方政府的责任和过错：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方针和路径，等等。媒介报道将这类事件整合为一个整体，以“不公正”的社会状况加以命名，这是建构新社会运动集体认同感的惯常做法。研究发现，“把社会问题转入集体行动，这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社会行动者、媒体和社会成员共同阐释、定义、重新定义形势的过程。”研究者以“集体行动框架”理论来解释新社会运动的这一过程。集体行动框架是一个“阐释图式，它能通过在人们目前或过去的环境中，有选择地强调和解析目标、形势、事件、经验和行动序列，来简化和浓缩‘那个社会’”集体行动框架是一种突出的策略，它“不是强调和增加一种社会状况的严重和不公，就是把先前被看作不幸而能谅解的事情重新定义为不公正和不道德”。社会运动致力于“命名”不公正，在这个基础上使一些社会事件产生相互联系。此次事件中媒介报道寻求各种社会事件的联系，就是在有意无意间建立有利于运动的集体行动框架。

媒介报道存在话语差异与竞争。对于此次事件，大众媒介的态度和立场是有很大差异的。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支持者，表现为及时跟踪事件发展进行报道，并发表倾向性明显的、支持运动的言论；二是旁观者，表现为报道谨慎甚至滞后，基本不发表评论，只是在运动得到中央政府机构正面表态时才发表简单言论；三是反对者，表现为基本不报道相关信息(特别是在事件发生的早期阶段，特别是关于反对PX的信息)，发表反对运动的评论。大众媒介话语的差异、竞争、甚至冲突在新社会运动中属于非常正常的情形。因为媒介话语在建构公众关心的公共事务时有非常重要的力量，因此媒介“变成了……不同社会群体、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其中围绕社会现实的建构和定义而展开斗争的一个场所。”

这种媒介话语竞争主要在第一类媒介与第三类媒介之间展开(第二类媒介基本不发言或者在事后人云亦云)。第三类媒介主要是厦门当地的媒介。在事件发生以及进入白热化状态时，厦门当地主要媒介如《厦门日报》、《厦门晚报》、《厦门商报》等都基本支持PX项目的选址和建设，只是在中央表态后才转变态度。值得关注的是，即便是在这类媒介反对运动的报道中，使用的身份认同概念与第一类媒介基本相同，如“厦门人”(地方共同体)、公民等等，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等政治理念也被同样使用。不同的是，媒介对于这些概念的阐释大相径庭。如《厦门日报》刊发的署名“夏仲平”的评论，将公民权利解释为维护社会稳定、支持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政策。

媒介话语差异还表现为报道框架的多样化。如《中国新闻周刊》题为《短信的力量――PX项目风波启示》的组合报道，既细致描述了众多运动中比较敏感的事实，如厦门市民群发质疑PX项目的短信和邮件、市民系着黄丝带游行等等：也以相当长的篇幅报道厦门市政府的应对策略，特别提及厦门市政府以短信方式向市民表达政府尊重民意的基本态度的事实；并以“政府PK市民：都是胜利者”为小标题，阐释了短信、网络等新媒介作为“民意诉求和政府意志新一轮理性互动的理性平台”的意义，称事件“和平落幕”。这期刊物的封面是这样的画面，一只手握着的手机中显示着厦门市政府的短信，内容大致是市政府已经决定暂缓建设PX项目，并继续接受市民的相关建议和意见。这种报道框架相较于偏向性框架(偏向厦门市民或者偏向厦门市政府)显得比较中立。这三种报道框架构成了媒介话语多样化的格局。

媒介话语争议也反映在对于运动支持者的批评方面。相对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介，新媒介中的议论更尖锐和随意些。一位网民在自己的博客中对包括连岳在内的运动支持者给予批评，他认为民众在此事件中“暴露了科学严谨性不足、情绪多于理性、偏听偏信、以讹传讹的毛病，这就使他们的正义感大打折扣。”他强调中国进步需要民众素质的不断提升，“从‘圆明园防渗膜事件’到厦门PX，民众和带头人有了很大的进步，可惜还是不够，可见民主与科学确是缺一不可，在环境问题上就更是如此。”这种意见打破了网络舆论极端化、一边倒的局面，但较为少见。

此次事件中媒介分化表现得十分明显，媒介分化至少涉及这些标准，媒介的市场化程度高低；媒介内容中的新闻与评论等不同方式；传统媒介与新媒介；全国性媒介与区域性媒介；等等。这些不同的媒介类型、媒介报道方式对于运动集体认同感的建构是差异化的，比如短信和网络，有着不同于传统媒介的特殊表现。限于篇幅，本文未能在这个层面深入展开。

四

厦门PX项目事件引发的社会反应作为环保运动体现了中国新社会运动的某些特点，比如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机构甚至领导人作为运动的发起者、组织者；也因为如此，运动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更加明显。大众媒介对于这次运动的集体认同感的建构，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运动的组织、动员作用，而且使得此次运动获得了超出运动具体目标的意义：建构了崭新的、内涵丰富的环保运动的集体认同感，体现了新社会运动的历史性生产力――改变了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实现了“自我的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