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做首都是因为风水好?(上)

我与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明清史专家范金民在江苏教育电视台录制一档于2008年元旦开播的大型人文节目《城市传奇》。我本来想只是1 期，朋友的面子，应付一下就算了，谁知却是4期，连续录了6个多小时，不能不认真了。上电视这对别人来说可能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对我却异常痛苦。因为我的面部神经受过伤真得要有一番献丑的勇气，之前谢绝了包括CCTV在内的好多电视节目的盛情邀请。

范先生是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成员，手头正在编纂《清史》“人物传”部分，时间对他来说更是异常宝贵，一般不做电视秀的。不过，我们两个都不想上电视的人凑到一起，感觉还不错。这4期节目聊的是“郑和下西洋”的故事，虽然我个人研究方向是明文化，但毕竟没有专门研究过郑和，录制前也没有看过底本。幸好2004年到过当年郑和下西洋经过的重镇――马来西亚的马六甲，也曾多次采访报道过有关事情，遂表演了一回“无知者无畏”。做节目时，郑和权威范先生“主讲”，我就是在旁边“捧”。在美女主持薄其芳的调动下，最后顺利地把节目录了下来。结束后导播告诉我“蛮好”，希望这话是真的。

说起“上电视”这事情，是因为我要引出写这篇文章的话题。

在录制节目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遇难70周年”纪念日刚过去两天。我一直在思索，南京为什么会遭此劫难，定都于此的朝代为什么都比较短?有朋友开玩笑说，这是南京的风水出了问题，北京现在能做首都。把西安都比了下去，是因为风水好。

南京的风水真的有问题?北京做首都是因为风水好?实际上，北京为什么能成为首都，早有定论，但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迷信观点，我想是因为话题有趣。

在中国城市中，南京和北京都是极具地位的城市。北京历史很悠久。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南京之前则为中华民国首都，现为江苏省省会。北京、南京与现为西安的西京，分别三大都城类型中的优秀代表。北京和南京“血源”关系很近，在不少学者眼里，北京城的母本是南京，如著名古建筑方面专家潘谷西、杨宽都是这样的观点。甚至连地名都有一样的，北京有故宫，南京也有；北京有王府大街，南京不缺……但城市差不多，人的个性差别却很大――北京人都是“侃爷”，南京人都是“大萝卜”。

然而，在都城文化史上，南京却是“三京”中最遭罪的。

20世纪30年代遭日本人“屠城”就不必说了，在公元6世纪，时名为建康的南京曾被“毁城”。公元589年，隋灭陈，隋文帝下令将“建康城邑平荡耕垦”。《隋书・五行志下》(卷23)记载，“及陈亡，建康为墟”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传说，陈未曾灭亡时，就出现了灾难的征兆：有一只独脚的鸟出现在陈的宫殿里，这鸟用嘴在地上乱画，大家一看是一“独足上高台，盛草变成灰”。史称，“独足者，叔宝独行无众之应。成草成灰者，陈政无秽，被隋火德所焚除也”。叔宝就是陈后主陈叔宝，这人很好色，荒淫无度，还大兴土木，把国家弄得很糟糕。

隋文帝为何要对一座城市痛下杀手?原来问题出在风水上面。隋文帝迷信风水，认为曾为六朝旧都的建康城“王气未尽”，此气欺负隋都城大兴，即现在的西安。当时毁城的执行人就是镇守扬州的晋王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把陈朝的宫城彻底摧毁，作为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六朝都城，以往繁华似锦、遍淌胭脂的建康城，竟然成了一块大菜地。

由于这次隋毁城彻底干净，六朝宫城到底是什么样子，具置在哪。后世一直弄不清。直到2003年，南京图书新馆开工兴建时，发现了一块宫城的城墙角，具体范围才有了一点儿可供考古的依据。遗憾的是，这块十分珍贵的“墙角”，又让现代人给毁了，南京图书新馆最终未能给六朝宫城遗址让路。

南京最早建城在公元前333年，楚威王打败越国，杀越王无疆，尽取越国夺取的吴国的地域，并在石头山(今清凉山)筑城，埋金以压王气，时称金陵邑，或石头城，现在还有石头城遗迹。南京最流行的金陵叫法，据说即源于此时。

南京最早的一次“风水事件”则是发生在公元前2世纪，“主犯”是秦始皇赢政，南京时称秣陵。

据民国夏仁虎撰著《秦淮志》引《景定建康志》文：“旧传秦始皇时，望气者言：‘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于是东游以厌当之。乃凿方山，断长陇，渎人于江。故日秦淮。”赢政为了镇压南京的“天子气”，破坏这里的风水，让当时的“龙藏浦”水流改道变向，具体地点在今天南京市江宁区方山石硫。此地我曾去看过，确有人为开凿痕迹，但是不是秦始皇破坏南京风水而留下的，无法考证。

但在500年后，这里还是出现了天子，此人便是三国时期的东吴大帝孙权。

孙权在公元221年受曹丕封号为吴王。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建吴国。但武昌的风水不好，时有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就建业死，不就武昌居。”不久，孙权定都南京，并起名为建业――在此建孙家帝王大业。

但是三国时对南京风水情有独钟的并不是孙权，而是蜀国的诸葛亮。据《建康实录》引晋人张勃《吴录》文，三国时刘备曾派诸葛亮到南京，因观秣陵山阜，惊叹不已：“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也。”当时诸葛亮骑在马上，驻足地点是今天南京城西的清凉山下，如今此地有“龙蟠里”，附近还有虎踞关。在1949年4月写了著名诗篇《人民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其中的“虎踞龙盘”，即源于诸葛亮之口。

在建康之后。金陵的称号流行了。公元10世纪时，徐州人李：羿在此称帝立国，先称“大齐”，后易名“唐”，史称南唐。有一首很著名的词《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者就是南唐后主李煜。为什么李煜能写出这么漂亮这么好的词来，大概与受到南京这块“江南第一州”特殊环境的熏染有很大关系。

南京风水最旺时期在明朝

朱元璋在安徽随郭子兴起兵后，终灭元夺得天下。朱元璋定南京，受到了身边一些儒士的影响。其中冯国用、陶安、叶竞对南京的风水颇为推崇，积极建议朱元璋在此称帝。因为朱元璋本人对南京有偏好，下面的一帮人也跟着拍马屁。有一次，朱元璋来了兴致，命儒士们以钟山为题赋诗。有个叫邓伯言的对称：“鳌足立四极，钟山一蟠龙。”朱元璋听了一下子激动了起来，拍案大声叫绝。

1368年正月，朱元璋如愿在南京当上了皇帝，建元洪武，改金陵为应天。但南京的风水能否撑得起大明万年基业，朱元璋还是存有疑惑。之前在此定都的都是短命王朝，所以到底定都在哪，一直举棋不定。《明太祖实录》(卷45)记载，在南京称帝后的第二年，即洪武二年九月十二(公元1369年10月20日)，朱元璋把定都的事情交付朝臣讨论：“初，上召诸老臣问以建都之地，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者。上日：‘所言皆善，惟时有不同耳。’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宫室，不能无更作，亦未易也。今建业长江天堑，龙盘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这里的记载虽然说朱元璋对南京的风水满意“足以立国”，实际上心里还是想异地建都的。

让朱元璋对迁都一事直存于心间的原因，还有南京宫城的风水原因。当时，身边极擅堪舆的军师刘基，将皇宫上选在偏离南京传统市中心的城东北角，民国时的蒋山西南。远离六朝的皇宫旧址(南京总统府附近，我前面提到的今南京图书新馆向北一带)，这块新址原是燕雀湖，明的宫殿都是填湖后造起来的。地势前高后低，朱元璋觉得不吉利。

由于宫殿都是填湖建造成的，地基出问题是迟早的事情。虽然打了很多木桩，在处理地基上花了很多工夫，但时间一长，上面的建筑物发生移位，甚至有倾斜的现象。这成了朱元璋的心病，迁都的想法再次萌生。据清代学术第一人顾炎武的考证(见《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3)，朱元璋曾说过这样的话，“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有绪，唯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老矣，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唯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最后朱元璋还是听天由命，未能迁往北京。后来，朱元帝迁都，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算是帮朱元璋了了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