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人的驿站

1983年春天，我第一次来到上海，为收集我父亲蒋牧良的旧作，以备出版社重新出版之用。在南京路的上海图书馆，我逐页查阅一摞摞被岁月尘封的杂志报纸，忙不迭招呼每一篇父亲署名的大小文章，呵，原来你在这儿呢。父亲已经在十年前作古，他的著作和手稿也都在中失散，对我而言，这个生我养我的人，正日渐一日抽象成一个符号，从我生命中淡出。可是，随着那些发黄发脆的纸片在我眼前展开，父亲逐渐在他的旧作里复活。可以说，我对父亲精神与文学的了解概始于斯。

那些天的南京路是漫长的，那些天的图书馆是沉郁的。傍晚时间，闭馆的铃声响过，我走出那间地板有些摇晃的阅览室，听守库的老先生，咔达一声将两扇厚重的门锁上，就仿佛又经历了一次与父亲的生离死别――我从那个世界里走了出来，把他留在黑暗和寂静里。我走到了大街上。初春的街树刚刚长出小小的嫩芽，湿润的风徐徐吹来，昏昏沉沉的额头，像被搽了清凉油一样爽然。归家的上海人，个个心无旁骛，朝着将为自己开启的门，将为自己亮起的灯步履匆匆。只有我，漫无目标地游走在外滩高楼的夹缝里和淮海路里弄的屋檐下。夕阳的光线像源自一盏渐渐暗去的灯，短去了锋芒，我用脚步丈量的每一寸景象，都那样的结实和陈旧，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五十年前父亲的目光触摸过它们。

1936年，父亲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小说集《锑砂》，作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之一种出版刊行。主编巴金先生在丛刊的前言中说，我们的丛书，“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不过我们可以给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个丛刊里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而且在定价方面我们也力求低廉，使贫寒的读者都可以购买。我们不谈文化，我们也不想赚钱。”通过短短的几句话，我们已经可以窥见这个同盟的面容，年轻而自信，忠实于文学，不屑于商利，并且关怀着社会的底层。鲁迅、巴金、茅盾、张天翼、欧阳山、吴组缃、艾芜、沙汀、萧军、靳以、曹禺、郑振铎、李健吾、荒煤、芦焚、何其芳、丽尼……这些曾经照亮了我们眼睛的名字排列在一起，撑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半壁江山。我完全可以想象出，一个在文坛上出道不久的写作者，被这样朝气蓬勃的阵营所接纳，会给他的创作带来怎样难得的动力，况且还有敬如父兄的鲁迅先生，在青年人围坐一旁的时候，划上一根火柴点燃了烟卷，同时也点燃了他们心中那个叫做方向的东西。这个方向即使在先生故去之后，还被父亲和朋友们坚定地信赖着。父亲与欧阳山先生执掌着“鲁迅先生殡仪”的横额，走在为先生送灵队伍前列，他们留在照片上那前行的姿态告诉了我。然而，事实上，“八・一三”事变的硝烟，很快黯淡了那个悲痛的行列中残存的希望，上海沦陷了，大伙风流云散，父亲也在日寇占领当局的通缉之下，逃离去了大后方。当他与张天翼一起，坐着颠簸的破汽车西行的时候，他的长篇处女作在上海的某个印刷所的排字间，被战火化为了灰烬，连一个字也没留下，而他自己也再未回到上海来。

在我的履历表上，1983年是我开始从事文学写作的第一年，想来与这次搜集父亲旧作的经历有关。不过那时候，我并不曾料想，上海将是我们父女两代人共同的文学驿站，甚至于起点。父亲一生重要的作品，几乎都集中在上海发表，迄今为止，我自己重要的作品《黑颜色》、《左手》、《桑烟为谁升起》也都发表在这儿。更要紧的是，我也曾跟父亲一样，在出道之际感受过被一个文学阵营接纳的鼓舞。这个阵营同样年轻而自信，忠实于文学，执著于艺术的追求和探索，不屑于商业炒作的利益。记得那几年在长沙热闹的文学聚会上，上海来的人，上海来的信，上海来的杂志和报刊，都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名篇与喝彩共生，实验与批评共荣，这个地方总是吸引着全国有志作为的文学青年，总是捧出文学最新的思考和成果，在某种意义上，重现着五十年前的辉煌。对那个时期的写作者来说，上海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也是贴近和亲切的。每个写累了的晚上，站到窗前望上一望，总觉得在看不见什么的地方，有一片灯光为文学亮着，那有可能就是上海。

在我的印象里，被法国梧桐浓荫遮蔽的建国西路看上去朴素而僻静，秋风一吹，五角形落叶就铺满了人行道。上海文艺出版社招待所的存在，赋予了这条路特别的意义和潜在的能量。再普通不过的一座民宅，清静整洁的一间间小屋子，每天都在迎候全国各地的作家。两位恪尽职守的老师傅，全天候坐在门房里，听这些人上上下下的脚步敲打木质楼梯，便可以知道他们愉悦或者沮丧的心情，而那心情所牵系的东西，多半在一页页稿纸之上。我曾经多次出入于那座小楼，寒流袭来的下午，从外边蒙头蒙脑跑回来，会看到传达室老师傅贴在房门上的留言，告诉你今天有谁来过电话，可能是《收获》的肖元敏或者《上海文学》的杨晓敏，也可能是《文汇月刊》的肖关鸿或者《小说界》的魏心宏，而门的下方，正有一瓶刚刚冲好的开水，等着你拎进去暖暖和和地喝。

隔开多年再去上海，所闻所见与最初的感受自然是大不相同了。高楼、工地、热气腾腾的商战和引领时尚的消费，是这座万家灯火的大都市最富特征的布景和当仁不让的主角。我在一片陌生里漫步街头时，想起一些些文学的陈年旧事，也只关乎我和我的同辈们。第一次来上海拜访过的前辈，如王西彦、赵家璧、钱君匀等先生早已辞世而去，巴金老人在病榻上缠绵多年的套终于解脱，而我已经不会再去什么地方找父亲的足迹，甚至连一种寻找的心情业已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