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办春节联欢晚会”变迁记

春节前一周，伴随着零星的鞭炮声响起，局床屯又热闹起来了。

局床屯，广西百色市平果县太平镇所属的一个自然村。村庄距离镇政府所在地，不过10分钟的步行。但和全国很多村落一样，这里每年都有大批的年轻人出走，常年在外务工，他们只在年前归来，年后又陆续出发。此时的局床屯，在经历超级热闹后，重归于超级平静。

表面看，局床屯变化不大，甚至旧村落里，瓦房、牛棚等，因长期没人居住而日趋衰败。很多村民都选择到路边或街边建新房，新房的大门几乎是一个色调，因为都从门业公司的门店买来安装，所以没什么特色，要不是逐一打听，很难分清哪一间是谁家的房子。

这一切给人的印记是：农村的城市化烙印，越来越浓重。最明显的是，村里的小孩都讲普通话了―他们的父母、爷爷奶奶，或许一辈子都不曾讲普通话，但他们也开始教孩子讲普通话了―哪怕腔调很特e。

和在县城上班的朋友相聚时，他们对此很不解：“为什么一定要从小就教小孩讲普通话？再这样，我们壮族的特色都没有了！”

传统不至于消失，因为文化在复兴。这些年，村与村之间的篮球比赛、村办春节晚会等农村传统的文化娱乐活动，不断得到复兴，而、打架等习俗，正逐渐在这里远去。 2017年1月20日晚，在江西万年县裴梅镇最偏僻的葛毛坞村级文化活动中心，一台由该村返乡农民工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村晚”，吸引了附近2000多名村民前来观赏。

长辈教孩子讲普通话，确实是因为在30多年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城市文明、工业文明的宣导，早已深入人心，这让村里人感觉讲普通话是个优势―于个体而言，现实究竟是不是这样，是另一回事。不过，现实的生活秩序确实主要按城市人的那一套来运作，所以这也是乡土在“失去自我后”的无奈选择，也反映了农民城市化以及对现代生活的梦想与追求。这股浪潮中，拥有155户人家、500多人的局床屯，也难以置身于外。

不过，不断的变迁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农村有倔强的内生力，而这种内生的力量所带来的变迁，正逐步让一度迷失的他们，进一步找回自信，找回自我。

打出来的凝聚力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局床屯给我的印象“除了打架，还是打架”。那时，基本上都是和外村斗，领头的几个因为敢打、敢出头主持“正义”，因此在青年群体当中，很有威望。

不过，在那个尚武精神的年代里，打架通常是用拳头和木棍打，打伤的多，但打死的很少。打架一定程度上，可以凝聚村庄共识，当然，这主要限于年轻人。年纪大的，基本反对，但老年人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多少话语权了，也管不住年轻人。

彼时，打架之所以能凝聚村庄最大的共识，因为：如果今天某人被外村人打了，而你不去帮忙，下次，轮到你出事或别人打你的时候，就没人替你出头了。所以，任何的打架事件，总能在村庄内部迅速聚拢一拨年轻人。这种情况下，即便要打的村庄有自己的亲戚，这个人也必须站到亲戚的对立面，回归本村，一致对外。否则，他将在村庄里被孤立。

说起局床屯“能打”的原因，有两个因素很关键。一是“区位优势”，局床屯靠近镇政府所在地，而镇政府所在地是当地最大的集市所在地，可以说是政治、经济的中心地带。

在相对封闭的年代里，集市是十分重要的场域，买卖、游玩，几乎任何人都需要赶集，这样，你一旦冒犯了街上或靠近街上的人，他们就相当于在自家门口守住你，一旦发现“敌情”，能迅速召集乡邻拿上武器干起来。这种背景下，非临近集市的村庄就比较害怕集市或靠近集市的人。

不过，靠近集市或在集市上的村庄有好几个，比如太平镇就有太平街上、布林屯、那沙屯、上油屯、局床屯、新村，不过，这些村庄有大小，真正有实力形成抗衡的大村，主要是太平街上、布林、那沙和局床屯。这四个村屯，围绕着镇中心形成了既合作又斗争的态势。

上世纪80年代，局床屯和那沙屯都有习武之人，习武者学成归来后，在自家院子里带动全村青年学武。学成后，在春节前夕或中秋节、中元节等重要节日到来前的赶集日，青年们相逢就当街大打出手，打得甚为激烈，之后成为全镇各村庄议论的话题，说谁谁能打，谁谁被打……当时，逢年过节有青年因打架受伤住院，是常态。

这种争斗从青年开始，也在小学、初中的校园里逐渐蔓延。记忆中，一些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因为高度不够，他可以站到石头上，然后跳起来再打初三老大哥的脸―这不是因为他体魄有多强、他有多能打，而仅仅是因为他是街上或靠近街上的人。

村斗在那个时期特别紧张。而太平街上和相近的布林屯，形成联盟。局床屯和那尧屯也形成联盟。村斗最激烈的时候，太平街上、布林以及朝县城方向延伸的那沙屯也形成联盟。而局床屯除和那尧联盟外，还和其他外村形成合纵联盟……一定程度上，几个地方势力之间形成了制衡，没有谁轻易“吃掉”谁。

村斗的直接后果是，除了各个村庄轮流有人受伤之外，很多村庄从此没有婚姻往来。比如局床屯和那沙屯，最近几年才恢复了通婚。

村斗远去的时间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和早期打架可以显示力量和勇敢相比，90年代后期，打架在太平镇开始不流行了。加上打工潮的出现，使来自不同村庄的很多人，都在他乡的打工生涯中结成了同盟。

这样，无论曾有多少不愉快的经历，此时都没有追究过往的兴趣了，烟和酒逐渐泯掉昔日的恩仇。村里也因此一度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加上翻修沟渠、村道修建等村集体活动的减少，村里没有足以凝聚村庄力量的载体和抓手了。

印象中，能凝聚村庄力量的，只有一件事：村神诞辰庆典日。这天，局床屯的全体村民集资来买猪、买羊，宰杀后到村庙里进行大型的祭拜活动，随后，全体村民共同进食。

村庄内部的联系纽带，主要是每年清明或农历三月初三，宗族集中对祖先进行祭拜，让分散的彼此体会到“我们曾有共同的过去”。这时，同一姓氏的一起集资祭拜，一起吃饭。

此外，联结村庄个体和家庭日常的活动的，还有一些联姻、死人等红白事，这使得宗族之间保持一定的联系，不至于太离散。

春晚总动员凝聚人心

直到2011年，除村神诞辰庆典日外，村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以及大年初一白天举行的各类比赛，也使局床屯找到可以动员全体村民参与并打造的娱乐文化活动。这类活动，使这个古老村庄的凝聚力又一次回来，且进一步增强。

今年是局床屯第7次举办春节联欢晚会，晚会的内容和水准说不上“专业”，但很“精彩”，因此聚集大量本村和外村的村民观看。

晚会是村民自导自演的，内容包括跳舞、唱歌和小品等，主持人来自本村村民。晚会开始前，村里的灯光球场灯火通明，一些驼背的老人，搬着木凳出来观看，也有孩子登上附近楼房的楼顶或爬到树上观看，场面很是热闹。特别是小品，由于用本土方言描述，且内容都和村民有关的身边事，再融入了当地一些众所周知的荤段子，使得笑场连连。 2017年1月13日，湖北省襄阳市，谷城县茨河镇青鞍山村村民在家门口看民俗春晚，共享团圆，喜迎新年。

晚会跳舞的主角则是村里的妇女，这些妇女年纪不小，一般是40岁至60岁，他们跳的主要是广场舞。

记得7年前，村里的妇女在春晚上的演出节目就1～2个，后来，随着村办晚会的发展，加入跳舞团队的妇女越来越多。所以至今在村办春晚上，跳舞主要还是由“大妈们”掌控。

说“大妈”也不准确，因为一些妇女尽管只是50多岁，但结婚早，后辈也向他们的父母学习，所以50多岁的她们，很多也已晋升“奶奶”了。

除“奶奶们”表演跳舞，孙儿辈的歌唱和跳舞也倍受欢迎，这首先吸引了孙儿辈的爷爷奶奶和父母观看，此外他们的亲友团也参与其中。

因群众参与性强，所以村办的春节晚会对村民来说，其吸引力甚至比央视的春晚还要大，这毕竟是和自己有关的事。

当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7年前，率先登上村办春晚舞台的，是那些家境不错、甚至在县城有商品房的人，她们相对比较年轻，也在县城的广场练过，见多识广，对跳舞感兴趣并敢于表演，所以在村里就起着带动那些平时耕地、种菜、卖水果的妇女们的参与。

如今，村办春晚使局床屯找到能调动全体村民积极性和参与热情的活动，它作为一项公共娱乐文化活动，是凝聚村庄共识的新载体。村民围绕着这台戏所做的种种努力，也拉近了彼此的关系。

这台戏的出现、发展和演变，主要是得到村里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支持，正因为有精英阶层的支持，所以绝大多数人都有意识、无意识地被圈卷入其中。

目前，村办的晚会以及其他活动，已让局床屯在太平镇乃至平果县成为一个招牌。办得好坏，待客是否得体等，也被提到是否影响村庄形象来审视。如大年初一的拔河比赛，来自那度村的一个妇女很热心地在旁边大喊“加油”，为某队鼓劲，极卖力。后来，不知道是本村人还是外村人给这位妇女一个红包，她很开心，但发现红包里面是空的，所以她大骂开了。村里为避免尴尬，不得不临时补了一个红包给她。

因为这事，随后的几晚，我在村里参与一些朋友的宴会时，他们都提到了这事，还说“谁恶作剧，给局床人丢脸了”，因为“要给就给有钱的红包嘛，哪怕钱少点，但不能给个空包嘛。”在村民眼中，给空红包是侮辱人。

在局床屯，村办春晚以及大年初一的拔河比赛、夫妻互背赛跑比赛、嘹歌比赛等，已成为展示村庄精神面貌和人文的重要窗口，所以村里对此特别注重，这种注重从大年三十的“全村大扫除”也可看出端倪。

大扫除里的公共意识

十年前，广西开展“城乡清洁工程”，这是一项具有鲜明政治特色的运动，几乎疾刮广西城乡。一些清洁工程搞得不力的官员，还因此遭到问责。在农村，这项活动的开展也有乡土特色―为鼓励村民参与城乡清洁工程，县、乡诱之以利，如在评比活动中，清洁度排在前面的村庄，奖励一头猪。获奖村庄的全体村民可杀猪享用。

这样，村民除注意家里以及门前屋后的卫生外，对公共村道的卫生也格外注意，并互相监督和提醒。村里的环境因此发生很大变化。尽管具有政治色彩的评比活动不是年年搞，且很快淡出村庄，但在重要节日打扫乡村的习俗，却延续下来，大年三十早上，一起打扫村庄迎接八方来客成惯例。

一开始，村里的“头面人物”+“意见领袖”需要挨家挨户招呼村民参与公共领域的打扫，但随后几年，已变成村民自l行动。今年大年三十早上，很多人和往年一样，自觉拿着扫帚、镰刀和铁铲走出家门，沿着村道打扫、除草，我见状也参与其中：扫地、洒水―这时连我家的卫生都还没打扫。

但“先公后私”并非我特有，而是很多村民都这样，这时即便要外出干活的村民，也放下要干的活，拿起扫帚参与其中。

因为农村是个十分注重舆论的场域，如果别人都出去打扫，而你只顾打扫自己家里，别人就会议论你。只顾自己的人在这种环境中会被“惦记”，某天，当他家出现红白事时，别人可能就不去帮忙―诸如杀猪、洗菜、洗碗、做饭等活，即便去了，也可能以各种借口故意拖延时间，或等别人活干得差不多才过去。有的则是人到、口到，就是手不到―只看不干。

比这更要命的是，别人家办红白事，很多热心村民忙得团团转，而你家却鲜有人问津，这是比劳苦、劳累本身更大的内心伤害。所以，此后的大扫除等公益活动，无需有人招呼，看见的人，主动参与。

对局床屯来说，公共性的活动确实将村民联结起来，这是不可多得的。因为除了早年的挖沟渠、修河道、村中道路硬化等活动外，此后很多年里，村里再没有可以联结村民的集体活动。通常情况下，村民是一盘散沙，各忙各的，只在早年的打斗中才能快速集结并产生较强凝聚力。

但村斗已远去，如今即便是村神诞辰庆典日，外出务工的人也很少有机会回来。这样，最能凝聚人心的公共活动，就是村办的春节晚会了。

除村办的春节晚会外，今年村里的青年也开始搞聚会―就是全村青年在大年初四集资杀猪宰羊，并到村庙祭拜后，一起吃肉喝酒，我因为返回单位上班，没能参加，但也捐了200元。

据我了解，青年聚会同时邀请世交友好村庄的青年代表参与，这些村庄在过去是局床屯村斗的亲密合作伙伴。此外，曾彼此博弈的村子也参与其中。不过，世异时移，过去的“村斗”已演变成“斗酒”而不是“斗人”了。

至此，局床屯从过去在打架中寻找凝聚力，到如今从文化娱乐和消费活动中，找回了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是全体村民、各阶层都喜闻乐见的。因为过去春节是最令大人担心的，也容易出矛盾的时间节点：吃饱喝足，无所事事的青年，不是出去寻仇打架，就是废寝忘食地滥赌―几天的，不光把一年的打工积蓄花光，还欠下赌债，闹得夫妻不合。

如今，回顾局床屯这些年的变迁，主要是在关键节点上，率先有经济能人的扶持和纠偏。前些年，局床屯籍的一个地产商每年春节和中秋节，都拿出一笔钱来给村里举办晚会和各类比赛活动，同时给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发100～300元不等的红包，由此带动和活跃了整个村庄的气氛。

这种背景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投身于村务活动，就成为全体村民自觉的行为。即便不情愿的个别，也会在这种氛围中被推着往前走。一些知识精英，比如当地教师等，也主动担任活动的主持人或通过用毛笔写横幅、欢迎标语等参与其中。

最近两年，由于当地的地产行情不是很好，地产商鲜能再扶持，但局床屯的活动已打出了口碑并得到上级的认可，所以当地一些文化部门也拿出一些资金来支持活动继续办下去，只是场面没有往年那么隆重罢了。

据村里的头面人物介绍，2018年的春节活动将同时向在外工作的群体集资，金~自愿。不过，根据以往募捐扫墓或筹建篮球场等活动的情况来看，捐款多寡尽管名义上是自愿，实际上，社会地位高和经济状况好的人，需要捐款的金额要比一般村民高出许多，而且他们也不会因此反对，至少不会公开反对。

这像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在《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所描述的那样，“这意味着，为维护他们的地位，社会地位高的人必须为社区做出一定的奉献，而经济状况好的人，为了面子（社会地位）也必须付出代价。这样做的结果，是在不平等的人之间建立一种平等的交换关系：上等人出钱买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