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与普安县的抗日救亡工作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省普安县进步人士张立在普安一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抗日救亡工作。他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唤醒了当地的人民群众，群众的抗日热情不断高涨；他坚持统战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日；他创办实业，既为党筹备了一些经费，又为我党的地下党员的转移提供了立足之地。

[关键词]张立；普安县；抗日救亡

1938年7月，张立从延安抗大毕业后，回到了贵州。中共地下党贵州省工委考虑并分析了张立的家乡普安县的政治形势，认为在全国抗日已进入高潮的形势下，普安县仍是死水一潭，看不到任何抗日救亡的迹象。省工委秦天真对张立的思想工作、品质及家庭情况早有了解，认为张立同志活动能力很强，立场坚定，又是普安人，决定派他到滇黔公路沿线的普安一带，以普安为中心，开辟黔西南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

省工委秦天真与张立共同分析研究了普安县的抗日情况，据此，秦天真同志向张立做了几点指示：1、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分开，以合法活动掩护秘密活动；2、对劳动者和倾向进步的知识分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从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3、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除汉奸、托派之外的一切力量，坚持抗日；4、兴办实业，建立据点，为党筹措经费，使暴露转移的同志有个立足之地。遵照省工委的指示，张立肩负党的重托回到普安，为实现党的抗日救亡目标，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进行抗日宣传，唤醒民众

张立虽是普安人，但他离乡已七年，对家乡的现状了解很少。他要想很好地完成党的重托，首先要进行社会调查，摸清现况，才能很好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调查得知，全国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一年多了，但普安的劳苦大众还不知抗日是怎么回事，更谈不上有什么抗日的行动了。普安县的当局只知以抗战为借口，横征暴敛，无限增加人民的负担。当局面对热血沸腾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老师和学生，不仅不去组织他们进行抗日，反而处处钳制。完全是自己不谈抗日，也不准别人抗日。这样，整个黔西南地区对抗日一事还处于沉寂状态，看不到任何抗日救亡的行动迹象。

为了把沉寂的一潭“死水”，变成愤怒有力的“活水”，张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以唤醒民众。张立的堂弟张继良任普安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张立决定把民教馆作为抗日活动的公开工作据点，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他介绍外地来的四位同志（这四位同志兴趣广泛，工作责任心强，热情高）来民教馆工作。在张立的帮助指导下，民教馆的员工联合当地小学的部分师生，自编自排自演一些抗日话剧，如《大刀进行曲》、《太行山之歌》、《游击队之歌》等，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每逢赶场天，张立就组织带领进步青年上街宣传演讲，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由于他平易近人，几乎每次宣传演讲都很成功，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了使宣传工作符合党的政策，张立主张订阅了《新华日报》，组织时事座谈会，讲座国际国内形势，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恶暴行，介绍新四军、八路军抗日的英勇事迹，阐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难当头之际，号召人民要勇于斗争，敢于反抗，不当亡国奴，启迪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促进抗日运动高潮的到来。

经张立的同意，民教馆还购买一些进步书籍，如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以及郭沫若、鲁迅、巴金的著名作品，充实阅览室，对外开放，供大家阅读。民教馆还开办民众夜校，吸收社会青年入学，普及文化，宣传抗日。

张立到普安后，积极开展了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通过一系列宣传活动，普安县的人民被唤醒了，抗日救亡的气氛活跃起来了。群众的抗日热情不断高涨。

二、坚持统战政策，团结抗日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要团结一切赞成抗日的人，团结一致，坚持抗日。为了更好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又制定了我党在蒋管区工作的“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方针。我党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当权派、各派、地方实力派、无党派人士以及教育界、文化界、工商界、宗教界等等。广泛团结他们坚持抗战，一致反对日本侵略者。省工委要求他要利用合法身份进行活动，争取劳动者和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争取包括旧式军阀易筱岚之子易晋候，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准备。张立一直坚持并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广泛结交了许多各行各业的朋友，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张立回普安之初，由于离乡已七年之久，只好借住岳母家，无官无钱无地位，这种状况是不利于开展抗日工作的。1938年冬天，张立的知交的高级军官谭本良先生回普安探亲。这给张立的革命活动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

谭本良的社会地位很高，深受黔西南一带人士的尊重。于是，普安县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如地方知名绅士陈亮卿、易晋侯、任敏之以及普安县长车祖瑜、驻军团长刘鹤鸣、保安队长罗一农等）争相与之结识，请客宴请。而每次谭本良都有意约张立一道出席。地方人士目睹二人亲密情景，张立的声望也随之提高，地方人士对张立刮目相看，改原来对其冷漠的态度，不管大事小事都主动找张立商量，对张立的意见也非常重视。这对其在普安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迅速打开局面，为党的地下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曾经当过贵州军阀部队的混成旅长陈亮卿回乡定居。他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交游甚广，常以义气为待人处事信则，在普安很有声望，对的腐败无能消极抗日，也表示不满。张立主动与之交结，对他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在张立的影响下，陈亮卿为抗日活动提供了很多支持。如张立利用与陈亮卿亲戚和家乡人的关系，做通了陈的工作，利用陈的名义倡办了裕民织染厂。陈为总经理，张立为经理，掌管实际工作。这样既为党组织在厂中安置了几名地下党员，又为党获得了一些活动经费。

1938年秋，车祖瑜任普安县长，一心想升官。为了获取当权派的支持，他极力拉拢一些实力派人物，张立也在其内。由于当权派是党的统战对象，所以张立也积极与车祖瑜交往，利用他的县长身份掩护党的活动，为党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张立在普安积极正确地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省工委的具体工作指示，普安的抗日救亡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果。

我党在蒋管区工作的地下党员，正是执行了党中央的统战政策和南方局的具体方针，所以才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长期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为抗日救亡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创立实业，支援抗日

贵州省工委派张立在普安一带开展黔西南的抗日救亡工作，任务之一就是兴办实业，建立据点，为党筹措经费，使暴露转移的同志有个立足之地。遵照省工委的指示，从1939年5月份起，张立把工作重点转到了经济活动方面。

陈亮卿在普安的威望很高，其交游广，常以义气为待人处事信则。张立便利用陈亮卿卸职回家经商之机，通过其亲戚及家乡人的关系，做通陈亮卿的思想工作，利用陈亮卿的名义开办了裕民织染厂。徐光楷作股金保证人，每股五十元，每人可以认两股。陈亮卿为总经理，只挂名不管事。张立为经理，管理全厂生产业务，是厂里的实际负责人。张立在此厂安排了两名地下党员，一位是刘信林，在此厂任营业主任，一位是田伯萍水相逢，任管理总干事。织染厂建立以后生产比较顺利，后来发展到铁木织布机共二十多台，织袜机四台，自织自染，并有盈余。以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发给职员工资。此一举两得，张立同志既为党组织在此厂安置了几名地下党员作隐蔽，也为党获得了一些活动经费。

陈亮卿能与我地下党员进行合作，积极配合地下党兴办企业，难能可贵，这对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起到了保护和支持作用。1939年冬，张立到省工委汇报工作。省工委听了汇报后，肯定了其取得的成就，并要求张立继续开办纸厂、铁厂、农厂和商店等，目的是为了增加群众收入，转移敌特视线，为党搞一部分活动经费和安排从外地来的一些地下党员。于是张立又在易晋侯等人的支持下，开办了梅花箐纸厂、半坡农场、百货商店等。这样既可以赚钱，又可以在厂里安排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发展并扩大组织。例如，张人均同志工作了几个月离厂到晴隆时，易晋侯还给了他五十元作为路费。

张立筹办的这些地方企业，虽然规模都很小，资金也不多，时间很短暂，但这些厂都由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实际掌管和操作，实际上是我党的秘密工作据点，这对我党隐蔽同志，以合法活动掩护地下工作，为我党组织筹备军费，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张立在位于滇黔公路沿线的普安一带开展的抗日救亡工作，为省工委在这一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作了重要准备。

参考文献：

[1]《黔西南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2]《普安文史资料》第二辑，中国人民政协普安县委员会文史研究委员会编，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