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机制缺失与全民消灭麻雀

中国50年前“灭麻”运动，产生于决策人的失误和上上下下一层层人在认识麻雀问题上的信息不对称。如今在提倡发展智库的背景下，这事还干得起来吗？

在天府智库调研，偶然读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熊为民博士的一篇文献。该文系统介绍了1955年由青少年发起，中华人民共和国“除四害”运动中，发生的一场人鸟大战，逐步在1958年演化成全民消灭麻雀这样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农村、工厂、机关、学校、街道大妈，被动员了起来，全情投入。不需要导弹、预警机、航空母舰这些高科技兵器，只消组织起来，连续几十个小时，挥舞色彩艳丽最好是红色的床单被面，敲打锣鼓或破旧脸盆，就足以扰得那些个麻雀飞到生理极限，然后一头栽倒下来死去。然后欢天喜地的人们，拿箩筐，装着麻雀全尸去报喜。北京灭了多少，上海灭了多少，共青团灭了多少，人们发明了五花八门、铁壁合围捕灭麻雀的办法，使被消灭的麻雀达到了一个天文数字。

上了60岁左右的人，应该不同程度地听说过，这上世纪50年代“除四害”包括消灭麻雀的故事。我就是读中学时听过一位同学的父亲讲的，这位同学之父参加过武汉钢铁公司建设，他讲的人们布下天罗地网消灭麻雀，和熊博士文章的表述完全一致。没肉吃的时候，听到这种类似围猎、又有庆典的故事，真是不由得很羡慕。因为，天上掉下来多少肉啊，几箩筐还不顶一头猪啊，这在买肉凭肉票的短缺经济时代，渴望食有肉的我们这些人，会做何感想？当然是赞叹人的力量伟大，所向披靡。那种感觉，也不是现在的孩子在手机上攻城略地、超人大侠、太空大战，爽到无限所能比。但过了半个多世纪，仔细阅读熊文，还顺带上溯读了20多年前，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原副主任薛攀皋《关于消灭麻雀以及为麻雀的历史回顾》（1994），和18年前《历史教训，决策镜鉴，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1998）两文，我这样的迟到读者此刻的感觉，就是痛彻心肺了。因为，其一，我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脸红；其二，科学家的科学结论，为我们如何看那些奇怪离谱的人类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也让只想到吃的我倍觉汗颜。

根据熊文对灭麻运动及过程的梳理和还原：一、灭麻运动大规模的出现，首先产生于宏观决策意志明确之后，进入了当时的《农业十七条》第十三条，麻雀与苍蝇、蚊子、老鼠同为七年内要消灭的“四害”之一，而建国初期，苍蝇、蚊子、老鼠、虱子、臭虫等，的确是多种威胁人类的传染病疫情来源，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大敌。二、各地已经开始动起来了，主流媒体配合形势刊发了《麻雀的害处和消灭它的方法》之长文。文章提供者是著名动物学家，24岁学成归国的一位“神童”博士。对灭麻，他最初的认识和主张是“消除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本身。可他的文章和被广泛传播的小册子，发表和发行出来时，却采信了“麻雀导致稻田减产35%”。可是实验结论是“35%的稻穗被麻雀啄过”。35%被啄过和导致减产35%，其实有很大差别，然而不知是不是出于“典型”理论的拔高，结论却上了很大的一个台阶。麻雀本是一个有缺点的益鸟，白纸黑字被上升成为敌人，迎来了灭顶之灾。

从经济学上讲，灭麻是一场典型的帕累托全负，从麻雀到人没有一个赢家。假如用标准的计量经济学对此做一个投入产出模型，估计所得结果可能也是最糟。有文字揭示，成功灭麻的地区，曾经大面积爆发虫灾，减产歉收的损失比有麻雀未经审批吃点米还惨。中国50年前灭麻运动，产生于宏观决策的方式和行政体制的强大动员力，当然也产生于决策人的失误和上上下下一层层人在认识麻雀问题上的信息不对称。如今在提倡发展智库的背景下，我在想：假如中国有一个真正意义上发挥作用的兰德公司，那这事还干得起来吗？

是什么物质的精神的力量，放大了所谓“万物之灵长”的人的群体认识局限，导致了这场帕累托全负？这使我突然想起，前些年在《同舟共进》杂志上读到的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老先生写的《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的这篇文章，再次领悟到只要做不到实事求是，历史逻辑就必然或无情地演进为错误结果，或这也算一个经济学的启迪吧？（责任编辑/张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