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9 15:04:22
1.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银行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税收政策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合同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保险市场、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政治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财政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道德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2.所得税。很久以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3.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人的成本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4.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
二．经济中的非对称信息以及相关问题
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和雇员的信息是非对称的。雇主无法了解雇员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据雇员的社会平均能力制订工资标准,导致雇员的“逆向选择”,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员离职,公司多为低素质雇员,给公司造成一定损失,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会造成“低素质员工驱逐高素质员工”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公司必须选择某些易于辨别的信息。目前,教育水平作为显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个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质人才通过选择接受教育把自己与低素质人才区分开,但教育成本与能力具有非相关性,低素质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质人才选择相同的教育水平,从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导致“逆向选择”。信息甄别成为解决“逆向选择”的关键。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在模型上虽有重大进展,但它的实证性有待继续测定。非对称信息在产品市场中的表现与劳动力市场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是卖方更清楚成本、质量、价格等内在属性,但不清楚买方愿意支付的价格、需求、市场的定位等;而买主正好与之相反。存在的隐患也主要是“逆向选择”,问题的关键是信息传递。改善这种状况的途径,彭斯认为,如果较高质量的卖主能够寻找到某种途径向买主传递自身产品质量的信息,而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质量产品的卖主低,使劣质产品卖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动机。总之,无论信息质量的优劣,只要高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小于低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就可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目前产品的广告宣传、商品的退赔、维修等保证,都是信息传递的简单运用。
80年代西方学者把信息非对称理论运用到金融市场,极大地丰富了金融中介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于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就鼓励了信贷资金向低信用企业流动,抑制信贷资金向高信用企业的流动,即信用质量越差的企业,越可能取得信贷资金。这种不合理的资金分配机制对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极不利的影响。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来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损失,具体表现形式为:违背借款协议,改变资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机易或高风险项目;隐瞒投资收益,逃避偿付义务;对资金的使用效益漠不关心,不负责任,致使借入资金发生损失。为什么金融市场中信息非对称的表现与普通商品、劳动力市场有重大差别呢?因为金融市场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场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场的交易是钱物交易,钱物两清后,交易双方基本上没有后续权利和义务;而金融市场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资金后并不能马上从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价物质,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来某个日期偿还本息的承诺。由于信息的非对称,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条件下作出承诺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样,致使出现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西方著名学者罗斯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研究,他直切问题的核心,即企业的金融结构与市场价值的关系,这就是响誉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张只根据企业负债比来测定企业的市场价值,他的分析方法虽没有全新的结论,但他的方法是崭新的,给人一种全新的境界。为了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笔者主张在罗斯分析的基础上,应完善以下机制:加强对证券持有人的约束;健全防止管理人员向外输出错误信息的内在机制;严惩证券持有人贿赂管理人员,输出错误信息,使自己谋利的非法行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风险”的立法工作。上述机制的完善和规范,都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信息非对称理论在证券市场运用中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表现则更为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证券市场上没有办法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为要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基本条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要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必须花费一定的信息成本进行调查、分析和监督,然而证券市场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车”行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资。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机构大户操纵市场,银行违规资金入市,证券机构违规透支,新闻媒介推波助澜,误导误信股民跟风等,都是信息传递机制不畅,功能存在障碍的具体表现。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证券市场的信息传递模型中,除非有严格的约束条件,否则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业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实现有效的分离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业放弃模仿信誉好的企业的动机,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个有待继续解决的问题。结合我国的证券市场,其核心是保证信息传递畅通、充分、准确,从而逐步趋于完全对称。具体措施是: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传递机制,改善市场结构,减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质量,发挥信息显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实际上无权选择,一旦信息质量存在问题,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将无法挽回。因此规范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传递机制,降低信息成本,规范会计职业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管理,提高其风险度;另一方面加强行业自律,提高其约束自己的行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对称信息的产生成溪必然。
另外一个热点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由于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在新的政策下,国企拍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使国有企业的拍卖更为有效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拍卖前必须先清楚两点:一是被拍卖企业的经营现状;二是评估该企业的资产。拍卖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弄清投标者对被拍卖企业的真实评价。这就需要投标者花一定的时间与精力去调查该企业的资产状况,同时,拍卖者也要尽力弄清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在欧洲,许多拍卖者得到的价格都低于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因为,常常有这样的集团,由于他们比别人更了解该企业,掌握了有关该企业的更充分的信息,从而压低了该企业的价格。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进行二级密封价格拍卖法,即通过投标者之间的竞争,由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格购买,从而激励投标者说真话。不过,拍卖者有时也会与投标者合谋,从而使拍卖失效,尤其是在拍卖公益企业时。故而,应采取一种更为公开的拍卖方式,让更多的投标者竞争。比如,英国就把一些公共事业企业卖给法国(如水利系统)和美国(如电信系统)。中国不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方式,但一定要使信息更为公开,拍卖更为公正,这样,才能使拍卖成功。在经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由政府代表的全体人民,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的企业隶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因此在企业兼并时会常伴随有“一定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一问题很有意义，其核心是产权问题。两个归属不同政府部门的企业兼并时,兼并合同会偏向哪一方或保持中立是很难给出清楚明确的解释的,因为两个政府部门有不同的利益目标。这与委托—理论略不同。委托—理论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委托人、一个人的情形,委托人应该为人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比如高工资,与工作绩效挂钩的奖金等使人更有效地工作。一般来说,为了控制风险,一个人不允许同时有两个委托人。在这种情况下,“兼并”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由于受到“兼并”的威胁,人即经理会更努力地经营企业,使企业的资产不断增殖。通常情况下,经理并不希望“兼并”发生,除非其经营状况相当糟。事实上,通过对兼并制度的分析及对兼并实例的考察,我们认为,“兼并”的作用与效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如前所言,分属两个政府部门的企业之间的“兼并”则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存在两个委托人,其中一个委托人会控制兼并合同的签订,从而弱化另一个委托人的权力。
三．国有企业的激励问题分析
国有资产是通过层层的关系才到达企业的,而中国国企的委托关系具有无限循环的特性。在委托—链条上的当事人既是委托人又是人。从理论上讲,国有资产属于全民,工人阶级是全民的优秀代表,是初始委托人,委托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人,而政府又作为委托人委托经理来管理国有企业;经理是国企的人同时他又作为委托人,委托车间主任管理生产经营;车间主任是人同时又是委托人,委托工人进行生产。工人这时成为最低层次的人与最高层次委托人扣成一个环。因此,解决这种委托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规避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即使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趋于一致。也就是委托人要在全社会设计一套对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方案,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须维护委托人的长远利益。变“损人利己”为“双赢”是这套机制的核心所在。当对人付出的努力不能进行完全的检验,从而人有可能试图只付出少于他能够付出的努力时;当一个只根据行动而不兼顾结果支付报偿的契约建立时,潜在的道德风险立即产生。对委托人来说,人行动是不可预测的,委托人的问题是如何根据可观测到的信息(资产增值率、利润率、市场占有率、同行业企业家正常利润等)来奖惩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我们用A表示人所有可能选择的行动的集合,a∈A表示人的一个行动,可以是任何维度的决策变量如a=(a1、a2……),a1、a2表示人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工作时间或代表固定资产投资和开发研究等。θ是外生变量称“自然状态”,a、θ决定一个可观测的结果π(a、θ),如产出。委托人的问题是设计一个激励合同S(π),根据观测的产出π对人进行奖惩。设人努力的负效用为C(a),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V=π(aθ)-S(π),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U=S(π)-C(a)。前面已经提到委托人和人的利益是冲突的,因此除非委托人能对人提供足够的激励,否则,人不会如委托人希望的那样努力工作。委托人的问题就是选择a和S(π)最大化,即上述自己期望效用函数。但这样做的时候面临着来自人的两个约束。第一个约束是参与约束即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U(由其他市场机会决定),可以表示为S(π)-C(a)≥U。第二个约束是激励相容约束,在任何激励合同S(π)下,人总是选择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a,因此任何委托人期望的a都只能通过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实现。如果a是委托人希望的行动,a′∈A是人可以选择的任何行动,那么只有当人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人才会选择a,激励相容约束的数学表述如下:s〔π(aθ)-C(a)〕≥S〔π(a′θ)-C(a′)〕a′∈A,这就是解决道德风险的基本简化模型。当然要得出最优解需经过一系列的数学变换,还要考虑a、θ的分布密度,这里从略。
下面讨论逆向选择模型。根据显示原理,我们只需要考虑能使人出于自身利益真实显示他所属类型的契约,并根据声称自己具有的属性来决定按契约支付报偿。a为人的内在属性(不是道德风险模型中委托人希望选择的行动),a′是人声称的属性,W为委托人为人设计的契约,U为人的效用,则防范逆向选择的模型为:U〔W(a),a〕≥〔W(a′)a〕aa′∈A上述激励相容约束机制模型从表面看,在企业利润的蛋糕上政府似乎分得了较少的份额,其实在这种机制的运作下的委托关系会创造循环的创新支力,会使企业利润的蛋糕越做越大,国家、政府会得到长期的不断增长的利润“蛋糕”。在以上的模型下需要对企业的分配制度进行改革。人的收入一定与企业的业绩挂钩与职工分配基金脱钩,体现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结合。尤其是智力要素价值要得到实现,得到蛋糕的份额与其努力程度成正比。同时,企业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也需要一个规范化的市场环境。环境对人的约束是刚性的、使他别无选择。市场的评价约束着人,公司的经营状况基本取决于经理的能力,公司一旦破产,经理的人力资本价值在市场上就一贬到零,甚至可能从此断送经理生涯。这种来自人力资本市场的约束是最硬的行为约束。而资本市场对人的约束是来自股东(委托人)的间接控制,使人不得不考虑委托人的利益和要求。企业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运作需要法律的保障,企业经理的任用要通过法律程序,另外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督查要法制化。还要建立企业内部职工举报奖励制度,这样才能使国企委托——关系处于良性的循环之中,使这个环紧紧地围住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四．结语
通过推进村级党建体制改革，在全县各行政村科学设置党小组****个，为激活这些党小组的作用发挥，该县自20**年起推行了“***”工作机制，取得良好成效。
一是“三方”联责带动。积极试行“党小组长——党建联络员——驻村干部”的联责模式，要求党小组长每月要组织党小组开展活动不少于2次，参加人数不能少于**%，每月要观看电教片1次，每年要负责培养1名入党积极分子，有经济能力的党小组长少帮扶1户困难户；并为每个党小组选配了1名党建联络员，要求联络员每月到联系的党小组不少于3次，每月组织党小组活动不少于2次，每年要解决党小组辖区中突出问题不少于1个，至少结对帮扶1名困难党员群众，每季度将联系的党小组情况以书面形式向村党组织汇报1次。同时，将发挥党小组的作用列入驻村干部的工作职责。在此基础上，以乡镇为单位，每半年开展一次“十佳”党小组长、“十佳”党小组联络员、“十佳”驻村干部评选活动，由乡镇每人奖励3**元。目前,全县共评选出“十佳”党小组长**名,“十佳”党小组联络员**名,“十佳”驻村干部评选活动**名.
二是“五好”目标促动。在基层党组织中试点开展“五个好”党小组争创活动，即：首先是规定落实好。坚决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要求，认真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严格落实“”等各项组织制度等。其次是活动开展好。组织党员定期参加各项政治理论学习，开展党员义务劳动、义务献血、捐资助学、扶弱济困、结对帮扶等活动。第三是党员表现好。党小组的党员要以党员先进性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学习工作、维护稳定、树立新风、建言献策等方面发挥表率作用。第四是群众评价好。群众测评满意率要达95%以上。第五是产业发展好。积极发展各种产业，并组织、引导、帮扶群众发展特色产业，力争每年每户增加收入2**元。目前,共有**个党小组被评为“兴国县‘五好’党小组”。
三是“五星”评选推动。根据“五个好”的基本要求，设立了四大项**个小项的考评细则，每个小项均设有相应的分值，得分在**分以上的授予“五星党小组”；**分的授予“四星党小组”；**分的授予“三星党小组”；**分以下的不评星。对党小组中党员有违反计划生育等违法违纪现象的，实行一票否决，不予评星。对评选“四星”以上的党小组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对评为“三星”以下的党小组给予红色警告、“三星”党小组给予黄色警告，并责令其限期整改。目前，全县被授予“五星党小组”有1**个，被授予“四星党小组”有2**个，被授予“三星党小组”有3**个。
【关键词】:机制 性质 作用
中图分类号：B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05-0264-02
“机制”一词在言语交际中，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不独学术研究言必称“机制”，一般的日常交际也在用“机制”。“机制”一词本身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其界定的范围、性质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且广泛借用和引申的结果，又造成了词义上的模糊和歧义，因此，结合实际讨论一下“机制”，对其概念、所体现的运作原理和作用，作出具体的分析，可能有助于“机制”应用的规范，并在一定的程度上，拓展其哲理意义和审美价值。
一、机制的界定和性质
一般的研究认为，“机制是一个外来语，源于希腊文(mēchanē），意指机器、机械。”1机制一词在英语中，一般用“regime”或“mechanism”来表示，《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对“regime”的解释是：政府制度、政体和制度。而在有关国际政治研究的著作中则又常常使用“regime”来表示“机制”，例如“InternationalRegimes” (国际机制），更多的是强调一种固定的模式或行政管理方法。《韦伯斯特大词典》中对机制(regime）的解释是这样的：一种现象或行为的固定模式（如季节性降水）；一种统治或管理的方法；一种行政管理方式；一种政府或管理机关的形式。《美国传统辞典》对“mechanism”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解释：“A system of parts that operate or interact like those of a machine”，即机械系统各部分象机器零件那样运转或相互作用的系统。我国《辞海》对机制一词的解释是：“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2现代汉语词典认为，“机制”泛指一个复杂的工作系统的组织和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3。我国学者对机制的描述和应用，主要强调系统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和各种关联影响。例如郑杭生、李强认为，“‘机制’一词的基本涵义有三个，一是指事物各组成要素的相互联系，即结构；二是指事物在有规律性的运动中发挥的作用、效应，即功能；三是指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把这三者综合起来，更概括地说，机制就是‘带规律性的模式’。”4张琼、马尽举则认为“‘机制’是引发研究对象发生规律性变化和决定研究对象状态的原因。”5认为研究机制可以揭示和说明事物活动的规律性变化和运行状态。
从人们对“mechanism”的诸多分析可知，所谓机制，本来是指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后来为生物学科和医学所引用，意指生物机体结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以及其间发生的各种变化过程的物理、化学性质和相互关系。接着又引申到社会科学的各个具体领域，机制因而就有了更宽广的外延，现已广泛应用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我们认为，广义的机制（[mechanism），是指事物系统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联结方式，以及通过它们之间有机联系而完成其整体目标，实现其整体功能的运行方式。“机制”体现系统内部组织和运行变化的规律，是促进事物发展变化的内部机能。
机制的这一界定，反映了它的几个基本性质，一是机制与整体相联系。机制通过系统内部各个要素的有机组合，通过各个要素的互动作用，实现系统的整体功能。二是机制与系统相关联。构成机制的各个因素，在结构和功能上依据一定的原理、原则而互相关联，三是机制与过程相联系。系统的要素之间的联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机制的作用下，发生运动和变化。机制概念的三个含义，说明了在任何一个系统中,机制都起着基础性的、根本的作用，用“机制”可以说明复杂系统的内在构造、功能和运行状况。
机制的性质说明，机制不同于制度。机制是事物发展的总的因素的组合，包括了制度等因素。制度是人们推动事物运行所依据的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是实现目的的重要因素，但制度只是机制中的一个因素，机制与制度的关系是整体与个体的关系，是母系统与子系统的关系。机制也不同于措施方法。措施方法也只是机制中的一个部分，是构成机制的诸多因素之一。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以各自的运动规律和自身的系统在运动着，这些运动都是依靠自身内在的机制或外部机制规范和作用着。可以说，任何运动着的事物，都有其内在的运行机制，机制的应用范围遍及所有的运动体。为此，各种各样名目的机制也就派生了。我们举社会现实中的运动状态为例，例如经济机制，表示一定经济机体内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关系及其功能。市场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总体功能,是经济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驱动因素。市场运行机制是经济社会化乃至经济全球化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市场运行机制又是由价格机制、竞争机制、风险机制、供求机制所构成的。服务机制，是指服务体通过承诺良好的服务方式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如企业通过服务机制的运行来开拓和占领市场，学校教育通过为学生服务的机制的运作，来实现教育的功能和自身的发展。服务机制包括服务形式、服务内容、服务水平、服务方法和服务费用等等。财务机制，主要是指企业或其它单位体中的促其发展的与经费财务有关的因素组合体，它主要是由奖金、成本和利润等相互联结的价值范畴所构成的财务活动体系，又包括资金的运动机制、消耗的核算机制和财务成果的分配机制等。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中，有为完成某种组合或发展而形成的监督机制，就不仅指相关人必须遵守的制度，也包括各种监督的手段和方法，还包括与监督运行有关的软、硬条件，如人员、机构、经费投入、运作措施等等。总之，不同的事物运动，都有不同的内在机制和外部机制在起作用，万事万物都有其运行机制，无法穷举。
二、机制的作用机理
事物总是依靠自身的内在机制和外部机制来运行的，机制揭示了事物运动过程的基本规律和机理，具有体现对立统一规律、能量转化和合力生成，促进事物发展的作用。
（一）体现对立统一规律
我们知道，机制本身是事物系统中若干要素的有机组合，这些要素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在系统中呈现各自分工、相互作用、有机联系的状况。各种因素在系统中，具有独立的功能体的作用，不可或缺，不可互相替代。这些功能体因素，有时是互相促进的，有时可能是互相矛盾的，并在矛盾发展和解决过程中，推进机制的运作和事物的发展。
（二）实现能量转化
这里所说的能量转化，是指机制中的结构可以转化为某种功能，功能作用的发挥而形成作用力，这就使机制的能量发生转化。机制是动态的系统，其运行过程发生着各种因素的变化，有些结构性的因素转化为功能，有些条件直接转化为作用力。机制运行的这种能量转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人们可以通过建构符合目的的事物运行机制，以实现合目的的能量生成和转化。例如，思想政治工作的凝聚机制，就具有能量生成和转化的特征，当前的思想政治工作，其使命是通过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把人们的认识统一起来，把人们的意志统一起来，统一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旗帜之下，使认识、意志转化成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促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实现。这种能量转化，是思想政治工作凝聚机制运作的结果。机制的能量转化基本程序是：机制的内部结构转化为功能，功能发挥作用而生成作用力，进而实现能量转化。当然，机制的能量转化和结构功能转换，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正如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指出的那样：“结合物既是整个的，又不是整个的；既是协调的，又不是协调的；既是和谐的，又不是和谐的。”6是矛盾的，即对立统一的。而且，机制本身的结构也是复杂的，表现为各部分、各要素之间通过有机联系和作用形式形成一定的复杂关系结构，如横向关系结构、纵向关系结构、静态关系结构、动态关系结构等，无论哪一种关系结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都是无处不在的，关系结构不同，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也不同。例如，静态的关系结构能促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动态的关系结构能促成要素之间的相互生克、消长等相互作用。机制中不同的关系结构也会产生不同的功能作用，例如静态的关系结构通常产生平衡和协调功能，动态的关系结构通常产生变化和发展功能等等。总的来说，“机制的运作过程，也就是一种关系结构转化为功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关系结构是基础和框架，相互作用是实际作用的方式和过程，产生功能是交互作用的效果和效应，这种逻辑关系就是所谓的结构功能转化原理。”7
（三）生成合力
机制在运作过程中，发生能量转化，能量生成和转化，不是分散的，而是集聚的，生成的是推动事物向一定方向发展的合力。恩格斯曾经说过：“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溶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8事物系统通过运行机制，在组成部分、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产生了能量，这种能量在功能和属性上不是单个因素的作用力，即不是各组成部分分散孤立状态时的功能和属性，而是机制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集合力，是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的功能之和。机制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运行系统，具有系统的固有特征，机制的各个组成要素通过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形成一定的关系结构，并转化为功能，功能作用的发挥，而产生了力量。这种力量从质上看，是一种新的力量；从量上来看，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假如系统运行机制中的要素各自互不关联，作用力分散，就不会产生整体功能，即无法形成推动事物发展的运行机制，事物的运行也就无序或混乱，甚至是促成自身的衰落和毁灭。因此，机制运行生成能量转化，转化的结果是形成合力，以助推事物发展，事物是依靠自身内在机制的运行生成合力，来运动的。
机制运行过程中，遵循了对立统一规律，可以促成能量生成和转化，形成推动事物发展的合力。当人们把握了事物的发展规律，认识了机制的现象和本质，建立健全各种事物发展的运行机制时，就能够更好地促进事物的合目的的发展，实现改造社会和发展自己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郑杭生、李强：《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7页。
2参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70页。
3参见《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82页。
4郑杭生、李强：《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
5张琼、马尽举：《道德接受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页。
6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7页。
7沈荣华：《政府机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关键词]政府回应性；政府主导；政府责任
政府回应性作为公共管理和善治理论强调的重要理念日益受到关注。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已不能有效地应对社会的需求。因此，有效增强政府的回应性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回应本质上强调政府与社会形成良好的互动，政府对社会的需求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和回复。政府回应社会从应然层面描述是一个美好的图景，政府实然层面很大程度上还是管制型的模式，互动互治的服务成分很少。因此，现阶段的政府回应总体上是单向性的、滞后性的、低水平的、高成本的。从根本上讲，政府回应不足的原因中体制因素非常关键，本文对体制因素成为政府回应不足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一、政府实然层面的管制方式制约政府回应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范式从“管制”走向“服务”，但实然层面的政府很大程度还是管制型模式，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之上，官僚制是“现代社会中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它是建立在法理型权为基础上的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机构”。它的核心精神在于崇尚理性、规范和制度化，在现代行政中实质上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我国政府现代公共行政制度并没有完全建立，人治和非理性的行政仍未消除，缺少灵活性和互动性，造成机构膨胀和行政的低效等问题在我国表现得很明显。同时我国政府又有自身特殊的问题，比如：其一，党政体制上党权和政权应该更加明晰各自的权力边界和责任，逐步实现党政分开，这是政府要进一步改革，走向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绕不过去的问题。其二，市场经济不成熟，政府依法行政和民主行政还处在过渡阶段。其三，官本位的行政文化的影响，有些政府官员缺少对法律和契约的敬畏，缺少对法律有效的遵从和执行。
政府是公共权力和公共权威的唯一拥有者，对市民社会的需求表现出超强的自我中心主义，政府的管理方式是以政府为主导，转而以政府公务员为主导，然后集中在以政府领导人为主导的权力运行。这种“强政府弱社会”的社会结构注定政府无法较好地回应社会。现实的管制政府模式是政府增强回应性的关键制约，长远看管制型政府注定是个过渡的模式。随着公民社会的崛起、政治现代性进一步发展，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政府必须由管制模式向服务模式转型，实现权力型社会向权利型社会的转换，政府回应社会才能双向互动，不断解决社会的利益诉求。但这个转型必然是一个长期、复杂而艰难的过程。
二、权力主导型的决策抑制政府回应
政府行政决策体制是行政首长负责制，而事实上各政府部门运作机制是行政首长为主体的党组民主集中制。我国在不断深化首长负责制，在重大决策问题上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和集中决策的方式。但是在实然层面，首长权力决策依然占主导地位。政府部门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人往往将个人价值观念、长官意志和行为方式融入决策过程之中，决策过程充其量只是在决策层内不同权力群体的政治互动。根据公共选择学派揭示的道理，政府也有某种自利的属性，政府部门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经常会超出自身的权限范围，制定出有违民意的公共政策。事实上，很多政府官员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和权力体系，权力主导的公共决策造成了官民分化，使公众被排除在决策主体之外。这种权力主导型的决策模式一旦被整个政府体系官员内化为一种习惯，就会形成政府与社会回应的封闭，使公民无法真正参与其中。而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是多元主体互治，比如涉及到公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可以以听证会的形式让部分公民参与、以相关专家组成咨询团为政策把脉、以网络调查倾听基层民意，这样增加政策制定环节中的互动性，增强政策的合法性、民主性、科学性和有效的回应性。长远看，政府回应机制的建立，根本上要促进政府决策参与制度，使政府回应方式逐渐制度化。
三、政府缺少有效的行政问责和监督机制使回应难以形成
政策的执行力是政策的生命，提高政策执行力的关键在于加强政府权力运行过程和结果中的监督和问责。政府手中的权力不能脱离责任而单独存在，权力和责任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权责对等、责任明确、责任到位应该是现代政府的基本要求。但在社会处于转型期、利益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中，各级政府和公务员的执行力程度上多多少少不适应现实，管理方式不能及时更新，比如有些人员仍热衷于权力崇拜、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权力寻租、行政不作为等，这些均说明政府的执行力不足，政府回应社会受阻，意味着政府的问责和监督机制亟需进一步建立和完善。
问责其实是对责任的追究制度，行政问责制是针对政府而言的普遍的责任制度，是指“特定的责任主体对各级政府和公务员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履行情况实行的、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其精神在于政府手中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委托，政府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公民可以以法定程序对其行为进行监督、质询和要求答复。行政问责制具体实施需要多重努力，政府要积极探索可行的问责路径，在目前的“引咎辞职”制度和司法问责发挥作用的同时，不断地进行问责制度的突破和创新，同时要彰显责任追究机制的功能还必须充分发挥各类监督主体的作用。首先要加强体制内监督，就是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充分发挥在监督方面的政治领导，编制严密有效的监督网络和机制，使党内监督、司法监督、政府层级监督、审计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政治团体监督各尽其力，各兴其效；还要更加注重体制外监督，让媒体监督、网络监督、中介组织监督等社会监督主体参与进来，形成强大的社会监督氛围，这样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双剑合并、双向监督、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形成监督的矩阵网络，那必然形成监督的巨大合力和综合效应，政府的问责机制就能有效落实。行政问责突出责任政府的理念，一旦形成文化常态，作为一种行政价值观内化为政府自觉意识，那政府的回应层次和水平可大大提高。四、政府层级繁多削弱政府回应
政府回应能力的大小和效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层级的设计。首先，政府层级过多易形成结构性信息断层，信息传递易失真和扭曲，社会的利益诉求难以实现。社会转型期，人们的利益分化日益明朗，产生了强势群体、中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国家在立法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易受强势群体的影响，强势利益群体掌握话语，社会中的其他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不足，信息输送政府的途径和能力就很有限。现在在信息输送的过程中又不得不考虑政府层级过多的影响，一般说来，政府层级越多，其信息传递和回应能力就越差。我国政府结构的构成，从政府架构来说一般就有五层，加上各级部门自身的多层级划分，总计多达十几层，甚至二十多层。可以想见，一个普通公民向政府表达其意向是何等的困难。而且政府与公民的信息沟通基本上是政府命令式的单线性的机制，不是适应社会需求和经济发展变化的特点建立的双向的、互动式的沟通机制。政府在下传信息或者公民上递信息过程中，政府通常会控制不利于自身的信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条政治潜规则就是报喜不报忧，这样公民的利益诉求在信息表达的时候会受到有关政府部门的百般阻扰，千方百计地屏蔽或者控制此种信息，另外缺乏信息的公众也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参与政府的有关决策，也不可能监督政府的决策行为。政府层级繁多轻者会制约公众信息的表达，制约了政府对公民要求的及时性反应和回复，重者使得政府可以强势地控制和限制民意反映，使政府回应低效、公民的利益诉求严重受阻。
政府自身的结构体系不完善是政府回应不足的根本。为了有效提高政府的回应能力，更好地与民众接触，激励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发展，减少中间层，强化省级政府和县级政府的决策与回应的职能分化，对我国民主发展和社会进步将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回应性政府的基础才能建立起来。
五、政府回应载体建设尚不完善使回应难以提高
在政府回应的载体上，传统行政管理方式中的回应载体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主要通过基层调研、统计调查、社会媒体协助、举行听证会来了解民意，另外政府自身设置回应机构，如办公室、政策调研室、信息调查中心等从很高的角度回应社会的需求。不可否认，传统政府回应的载体有其自身的优点，它能比较准确和稳定地应答社会的诉求。但它改变不了政府主导的被动的回应方式的性质。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回应的成本大、行政透明度低、信息不对称、信息公开量小；应答具有选择性、单向性、滞后性、缺少互动性；个案特征强、普遍意义弱、反应时间长、回应速度慢；问题反映要等到重大负面事件才引起重视，有些信息在向上层层传导中容易失真，导致政府回应不到位。传统的回应载体仍需发挥作用并不断完善，同时必须更新政府回应的载体，积极地打造电子政府。
不同的操作系统实现的底层包捕获机制可能是不一样的,但从形式上看大同小异。数据包常规的传输路径依次为网卡、设备驱动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传输层、最后到达应用程序。而包捕获机制是在数据链路层增加一个旁路处理,对发送和接收到的数据包做过滤、缓冲等相关处理,最后直接传递到应用程序。
1常见的包捕获机制
不同的操作系统上有不同的包捕获机制:SunOS系统中有NIT接口;在DEC的Uhrix环境下有UhrixPacketFilter;在SCII的IRIX中有SNOOP;Linux系统为用户提供了一种工作在数据链路层的套接字SOCKPACKET;BSDUNIX系统下的BPF(BSDPacketFilter);在Windows平台上,近几年也陆续有多种捕获应用工具面世,如NetmnonAPI,PCAUSA等,与BPF不同的是,这些产品是商业性质的。Winpcap则是Window平台上为数不多的功能强大且可免费获得的包捕获接口软件之一,来源于BSD的网络数据包过滤器NPF是Winpcap的核心部分。BPF和NPF是效率较高、应用广泛的包捕获机制,在下一节的包捕获过滤模型中将对其进行详细介绍,常用的包捕获机制如下表所示:
2包捕获过滤模型
通常,网络信息中会存在若干用户不关心的数据,或者称为垃圾数据,若此所占比重较大,将严重影响捕包系统的工作效率,造成系统丢包。为了解决此问题,人们引入了包过滤机制,包过滤机制在包捕获机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中,包捕获和包过滤从语意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关键在于认识到捕获数据包必然有过滤操作。
UNIX和Windows系统下的包捕获过滤机制分别是BPF和NPF,由于这样基于软件的数据包捕获机制便于且灵活性强,升级方便,因此,许多提供网络监视和分析的专业软件都是使用这种方式来实现的。我们之所以研究BPF和NPF的捕获过滤模型,就是为了通过深入地理解和运用模型的工作机制进行数据包的采集和过滤,从而开发出高效可靠的网络协议分析系统。下面将详细介绍这两种机制的参考模型。
2.1BPF参考模型BPF(BerKeleyPacketFilter)是基于BSD系统的包过滤模型,它使用了新的基于寄存器的过滤算法,效率比旧的算法提高了20倍,它的缓存机制对整体效率的提高有很大作用。
BPF有两个主要部件,网络包监视(NetworkTap)和网络包过滤(PacketFilter)。NetworkTap从网络设备驱动程序中搜集数据拷贝并转发给过滤器。过滤器决定是否接收该数据包,以及接收该复制数据包的哪些部分(Slice技术)。BPF过滤器的过滤功能是通过虚拟机(PseudoMachine)执行过滤程序来实现的。过滤程序(FilterProgram)实际上是一组过滤规则。过滤规则由用户定义,以决定是否接收数据包和需要接收多少数据。过滤过程可描述如下:当数据包到达网络接口时,链路层驱动程序将其提交到系统协议栈;如果BPF正在此接口监听,驱动程序将首先调用BPF,BPF将数据包发送给过滤器,过滤器对数据包进行过滤,并将数据提交给过滤器关联的上层应用程序;然后链路层驱动将重新取得控制权,将数据包提交给上层的系统协议栈处理。
系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NetworkTap,BPF和Libpcap。NetworkTap监视共享网络中的所有包,BPF用过滤条件匹配所有由NetworkTap监视到的包,若匹配成功则将之从网卡驱动的缓冲区中复制到核心缓冲区。Libpcap是一个系统无关、采用分组捕获机制的分组捕获函数库,用于访问数据链路层。这个库为不同的平台提供了一致的编程接口,在安装了Libpcap的平台上,以Libpcap为接口写的程序、应用,能够自由的跨平台使用。大多数监听程序都使用它和内核部分进行通信。
2.2NPF参考模型
Winpcap是针对Win32平台上的抓包和网络分析的一个架构,NPF则是Winpcap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NPF的主要思想就是来源于Unix中的BPF,它的设计目标是要为Win32平台提供一个功能强大的开放式数据包捕获架构,使用户能够在Windows环境下直接开发高性能的网络分析与管理软件,也可以把原来运行在Unix系统中的许多分析工具经过简单的重新编译移植到Windows中。NPF作为BPF在Windows环境下的演化版继承了BPF的以下重要模块:过滤器,两级缓冲(核心和用户)以及用户级的一些函数库。最底层的是网络接口,用来收发网络数据包。在捕获过程中,网络接口工作在混杂模式,接收网段中的所有数据包。数据包捕获驱动器是整个捕获栈中最底层的软件模块,它工作在系统内核层,通过NDIS网络驱动程序接口规范与网络接口的驱动程序进行通信,取得网络数据包,并向高层应用程序提供来自数据链路层数据的接口。
NPF参考模型由三个模块所组成,一个在内核级,另外两个以DLL的形式处于用户级:(1)内核级的网络捕包过滤器(NPF)。NPF是一个经过优化的内核模式驱动器,用于对数据包进行过滤,将接收的数据包提交给用户级。NPF采用循环缓冲区作为内核缓冲区,循环缓冲区就像一个队列一样,它的“头”和“尾”是不固定的两个指针,指针可以随着数据的进人或者复制到用户缓冲器而变动,运行过程中它会随时释放那些已复制的数据空间,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存数据包可以提高数据的存储效率。
(2)数据包底层动态链接库(Packet.d11)。数据包驱动程序库是与Libpcap相兼容的一组用户级的函数库。Packet.dll用于在Win32平台下为数据包驱动程序提供一个公共的接口。由于不同的Windows版本在用户级和内核级之间提供各不相同的接口,而Packet.dll可以屏蔽这些区别,提供一个与系统无关的API,因此基于Packet.dll开发的数据包截获程序可以运行于不同的Win32平台而不必重新进行编译。
(3)数据包高层驱动程序库(Wpcap.dll)。Wpcap.dll是与操作系统无关的,它含有诸如产生过滤器、用户级缓冲以及包注入等高级功能。它提供了更加高层、抽象的函数,同时也提供了更加友好、功能更加强大的函数调用。
3总结
建区以来，区委、区政府立足区情，积极推进农村工作机制创新，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取得一定成效。主要体现在:
1、组织领导落实到位。成立区创新农村工作机制领导小组，负责全区农村工作机制创新工作的组织协调。贯彻落实《关于全市创新农村工作机制工作任务分解的通知》（泉委创新协调组[*4]1号文件）精神，将机制创新任务分解细化到相关职能部门并抓好落实。坚持因地制宜，研究制定了《中共洛江区委、洛江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创新农村工作机制的若干意见〉的意见》，提出十条切实可行的工作举措，稳步有序地推进我区农村工作机制创新工作。
2、乡镇农技推广服务体系逐步健全。贯彻落实《福建省乡镇工作纲要》，完成乡镇机构改革，设立6个乡镇农业服务中心，明确工作职责，增强服务职能。建立健全区、镇、村三级服务网络，推广农业生产新技术100多项、新品种300多个，良种覆盖率从建区时的75%提高到96%以上。延伸乡镇农业服务网络，建立农业技术服务部、“植物医院”、鼠药专营店等，提供良种、化肥、农药、鼠药、兽药及水利设施建设的规划、测量、设计等服务。
3、土地使用权流转依法进行。强化土地利用规划监管，引导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化水平。开展征地补偿费到位情况专项检查，整顿土地市场秩序，遏制乱滥征用农民集体土地，防止拖欠、截留、挪用征地款，损害被征地农民的利益。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以转包、置换、股份、租赁等形式，推动土地有序有效流转，共有6890亩土地被流转用于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4、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体系不断加强。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全区各类农民产业化服务经营组织达99个，其中龙头企业服务带动型28个、中介组织服务（含经纪人）带动型25个、专业市场服务带动型3个、专业大户服务带动型43个。这些产业化服务经营组织通过“公司+基地+农户”、“市场+基地”的模式，直接或间接带动农户达1.3万多户。
5、农村发展活力不断提升。推进水利产权制度改革，完成13个小水库、6个小水电租赁承包经营产权制度改革。落实农村税费改革，近几年全区共减轻农民负担8000多万元，人均减负达445元。全面落实农业补贴政策，做到财政增收的10％用于农业投入，土地出让金纯收益的15％用于农业开发和建立粮食收购补贴基金、农用物资补贴基金、抛荒地复耕补贴资金，提高农民积极性。
6、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加快。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信息资料库，定期用工信息，推荐就业。依托乡镇文技校、职业学校及用工企业等，设立基层农村劳动力培训基地，开设各类适合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职业技能培训班，多途径组织农村劳动力培训。几年来，全区累计培训农村劳动力1.5万多人，实现转移农村劳动力近1.25万人。
7、下派干部驻村任职机制成效显著。建立三级联动、六方帮扶工作机制，选派区直机关干部到不适应村和经济欠发达村担任村党支部任第一书记或村主任助理，扎实推进整顿帮扶工作。近年来，全区12个不适应村和经济欠发达村共培养入党积极分子127人，新发展党员56人，培养后备干部85人；农民年均纯收入由3293元增加到3702元，比增12.43%,村财收入由2338元增加到3240元,比增38.6%。
二、存在问题
虽然我区在创新农村工作机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也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一是经济底子薄，区级财政可支配资金少，投入农村工作机制创新经费有限；二是富余劳动力素质普通不高，影响了劳动力转移步伐；三是农业科技人员力量薄弱，高层次科技管理人才短缺，服务手段不多；四是个别下派驻村干部身兼数职，加上单位人手较少，不能完全与本单位工作脱钩，驻村时间相对较少等。
三、对策措施
1、健全干部下派任职制度。制订实施《洛江区下派任职干部管理制度（试行）》，明确下派任职干部的职责任务、教育管理、考核评价、激励表彰等具体规定，规范下派任职干部的管理工作。坚持选派区、镇二级后备干部、优秀年轻干部或副科级干部到经济欠发达村和不适应村，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助理。
2、完善农村科技推广体系。配齐区农技中心、经作站、种子站、兽医站、农科所等农业技术部门专业人员，加强乡（镇）农技推广服务站的建设，支持区、乡（镇）农技人员参加各级开展的业务和技能培训及职称晋升，提高技术服务水平；鼓励农业大学毕业生到乡镇农技部门工作，对到乡镇农业技术服务部门任职的高级职称专业人才提供优惠政策，引导农业专业技术人才流向乡镇服务农业生产。开展“绿色证书”工程，大力培训农民技术员，做好农业职业技术资格认定工作，每村聘用1-2名农民技术员，财政拨付部分工资。
3、抓好土地流转工作。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改革和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在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基础上，按照“依法、有偿、自愿”原则，积极探索土地流转机制，推动土地集中生产经营，加快农业生产的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进程。要规划农业龙头企业投资储备用地，强化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和服务力度，促进土地集中流向阳光、和昌等关联度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实现实力龙头企业的规模扩张，让农户在农产品附加值增加中受益。
4、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充分利用我区现有的蔬菜同业公会、花卉学会、龙眼学会、兽医学会在广大农户中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坚持标准、广纳会员，扩大合作组织规模，提高合作组织的服务水平，促进从事蔬菜、花卉、龙眼、水产、畜牧、林业生产的农户加强合作，有组织地进行生产和销售，并根据农业发展的需要，新创建相关的专业合作组织，拓宽农业社会化服务合作的领域和范围。要大力扶持农业龙头企业、产销大户、专业市场，以“订单农业”为纽带，实现“小农户”与“社会化大市场”有效对接，促进8个市区级重点精品基地和18个乡镇级农业基地的村组合作生产，进一步带动现有26个“252”特色农业基地、3个“4121”无公害农产品示范基地、2个“1168”蓝色产业示范基地的发展，促进香草基地、芦荟基地、茶叶基地及奇龙净菜加工厂的建设，进一步推进农业的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
5、开展农业信息化服务。建设洛江区农业信息服务网站，提供固定的办公场所，设立各股、站专业主页，构筑区级农业信息平台；推动信息平台向镇（乡、街道）、村（居）、龙头企业、农产品批发市场、中介组织以及专业大户延伸，形成全区农业信息网络系统。把农业信息体系与市场体系建设相结合，落实信息工作责任制和定期制度，及时在网上反映区内农产品市场动态、农产品经营企业和大户需求及区外农业动态；建立农业专家咨询系统，为农民提供农产品市场交易信息、农业技术咨询、病虫疫情预报、经验交流等服务。
6、建立激励扶持机制。制定和落实农业企业投资优惠政策，吸引龙头企业入驻洛江，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大力支持发展现代高优农业，着手制定实施良种引进推广、先进适用生产技术开发与应用、打造绿色商标、无公害基地及企业级别晋升等补贴和奖励政策，大力扶持农业生产基地、支柱产业、重点企业、拳头产品和打造农业品牌，更有效地推动农业向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
7、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积极拓展转移空间，推进工业园区建设，大力引进创办工业企业，并加快投建投产步伐，增加工业企业就业容量；继续巩固扩大特色农业基地，大力发展禽畜、果蔬、名优花卉等具有竞争优势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营销，引进创办一批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延长农业产业链，扩大“公司+基地+农户”经营格局，加快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变。发挥现有农村中小学、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和培训中心等学校、培训机构作用，重视开展优势技术、特色技术的培训，开设种养殖、加工、营销等适应性强的培训项目，并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政策、法律法规知识、劳动安全常识和公民道德规范的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竞争能力。每年要召开2-4场农村劳动力转移供需见面会，促进劳资双方有效对接。
8、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以解决绝对贫困人口问题和低收入农民的增收问题为中心，以增加贫困人口收入为目的，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为根本，突出参与式、开发式扶贫方针，树立创新意识，完善扶贫机制。在做好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统一规划，分期分批，制定扶贫五年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积极推进组织、设施、产业、保障、信息等扶贫机制的创新，完善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逐步改变“输血”型为主的扶贫方式，强化“造血”功能，增强贫困村、贫困户自我发展、脱贫致富的能力。
9、增加对农业农村财政资金投入。在落实区、镇两级财政收入的15%投入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基础上，财政当年增收入部分划出10%以上用于农业，确保财政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的增长幅度高于本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的制度。确定不低于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15%的国有土地出让金，用于支持农业土地开发，加快农业发展步伐。认真落实《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抓好粮食生产做好粮食市场供应工作的紧急通知》，制定我区有关的粮食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和“两免一补”的政策规定，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提高农村人口素质，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随着保险产业的不断发展，保险公司的经营越来越紧密地与国际接轨。民族保险业如何做大、做强、做优，成为每个保险人思考和研讨的课题。
1我国保险营销的模式分析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保险公司的营销模式形成了以下几种方式：
1.1正式聘用制
保险公司雇佣业务员作为其正式员工，按照“相对营业佣金制”领取固定薪酬，同时按照销售业绩获得奖金。这种营销机制主要存在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人寿保险业和90年代至今的财产保险业。保险公司与业务员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作为正式员工的业务员与其他员工没有任何分别，还可以凭借自身的努力获得晋升机会，同时心理状态也可以保持稳定，对于所属公司有较强的归属感。但这种营销机制的运作要求保险企业具备完善的经营管理机制，这正是我国保险企业普遍缺乏的。
1.2个人制
保险公司通过签订合同委托个人人从事保险产品的销售，采取“相对营业佣金制”按照个人人的销售业绩给予提成。这种营销机制于1992年由美国友邦保险公司(AIA)引入上海。国内保险公司中，平安保险公司率先以这种方式开展寿险营销，随即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上海分公司进行了寿险营销试点，并于1996年开始向全国各分公司予以推广。直至今日，“个人制”已成为我国寿险行业最主要的营销模式。在这种营销模式下，个人人和保险公司之间并不存在雇佣关系，通常也不享受企业正式员工的福利待遇，但却接受保险公司的日常管理和考核，造成了个人人在保险行业的“边缘人”地位。虽然这种营销机制能够发挥个人人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对企业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却成为今天个人人业务和管理中诸多问题的根源。
1.3中介人机制
通过专业的中介人（专业保险公司和经纪公司）销售保险产品，是当今国际保险市场最为盛行的保险营销模式。我国专业保险人和保险经纪人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逐步发展起来的，发展很快，各种保险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纷纷成立，但在业务规模扩展上仍然停滞不前，还没有成为我国保险行业营销模式的主流。
1.4兼业营销
即保险公司与银行、铁路、外贸公司、运输公司、汽车经销商等行业建立兼业关系，利用其客户资源优势、区域网点优势保险公司代为销售对应的产品。但这些兼业公司往往缺乏专业性，需要保险公司对其保险专业技能进行指导和培训。
上述四种模式是我国保险行业现存的主要几种营销机制，特别是前两种营销模式，是我国保费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无论是个人制还是雇佣正式员工销售保险产品，都有一个共同点——保险公司将保险产品的销售作为自身经营管理的重要环节纳入公司的日常运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两种营销模式在我国保险行业粗放式发展的初期推动了保险行业的规模扩张，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
2现行保险公司营销机制的负面影响
2.1增加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
如果雇佣正式员工进行保险产品的销售，员工的固定薪酬就成为保险公司必须每月支付的一笔固定成本。销售业绩越高，单位固定成本越低，但公司同时又要为销售人员支付一笔与销售业绩成正比的提成收入；另一方面，销售业绩降低了，尽管保险公司支付的提成收入成本会降低，但销售人员的固定薪酬无法摊薄，单位成本仍然居高不下。如果保险企业采用个人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前者所提及的固定薪酬成本问题，但并不意味着成本会降低。因为在个人的营销机制下，为提高销售业绩而无法避免地采取“人海战术”，意味着保险公司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对这些个人人进行管理，这在我国寿险公司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设立营业区、雇佣管理人员、添置办公器材等，这些无疑增加了保险公司的管理成本。此外，保险公司的直销人员与保险中介公司也在保险市场上形成了竞争关系，一方面激烈的竞争使保险价格下降，同时受中介费用比例较高的影响，保险公司的实际承保条件将会更低，影响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益。
2.2制约了保险企业经营效率的提高
以上两种保险营销模式实际上是“大而全”的传统经营模式，保险公司利用内部人员（正式员工或非正式员工）从事所有的保险业务，从保单推销到赔案处理。人员的增长需要分层级管理。规模越大的公司，管理等级链就越长，内部管理协调所耗费的资源就越多。这种资源浪费主要是由激励不足、信息扭曲造成的。在公司内部，下级按上级的指令或规定来完成自己的职责，上级则按下级完成的任务进行货币奖励，但公司内部的这种上下级管理关系不可能具有独立竞争时那样强大的动力和压力，因为两者的利益目标不完全一致。因此，无论老板采用什么样的激励机制，都很难让雇员像自己办企业那样追求效率，这就意味着在公司内部很难设计出一个完善的激励标准和管理机制，使下级员工像所有者那样努力，这就导致了由于激励不足而产生的资源浪费。另外，在公司内部管理协调过程中，下级往往有强烈的倾向按自己的利益去影响上级领导的决策，通过故意隐瞒或人为扭曲有关信息去争取于己有利的方案，如采取各种游说活动争取较有利的业务指标，这又造成了因信息失真而产生的资源浪费。
2.3不利于保险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
所谓核心竞争力是指保险公司拥有的能为客户带来特别价值的、独特的、其他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能力。保险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创新能力以及为客户提供满意的服务能力。在目前的保险营销模式之下，我国的保险企业普遍的“重销售轻创新”、“重展业轻服务”，将保险企业的竞争能力简单地理解为保费收入，将公司的大量精力投入到如何管理销售人员、如何推动保费增长。势必会影响保险企业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和维护良好的客户关系，最终难以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4不利于保险企业塑造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有活力的企业文化往往会成为一个企业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关键因素。在我国的保险营销机制下，保险企业难以形成具有活力的企业文化，这主要是因为：作为正式员工的销售人员很容易产生工作上的惰性而逐渐丧失开拓进取精神，这种工作状态在一个以销售为主的营销机制中将轻易地感染其他工作人员，继而影响一个团队甚至是一个企业，在丧失了进取精神后具有活力的企业文化无从谈起。在个人制下，由于个人人的“边缘人”地位造成了他们对保险企业的疏离感，个人的利益目标与保险企业的利益目标产生严重分歧，一方面成为个人人因过失或故意所引起的投保人投诉日益增加的根源，另一方面，有所成绩的个人人频繁在各个保险公司之间流动，大规模的集体跳槽事件层出不穷。这种机制本身决定了个人人难以融入到保险公司的主流文化之中，成为影响保险企业塑造其具有活力的企业文化的关键因素。
3我国保险营销的发展方向
我国保险业要实现集约化经营、效益化发展的道路，保险营销机制就必须向“销售职能市场化”方向转变，也就是说保险企业应将保险产品的销售从目前的经营环节中分离出来，通过专业的保险中介机构实现保险产品的销售。“销售职能市场化”的优势在于：
3.1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
通过专业的保险中介机构，保险公司无须事事亲力亲为，保险产品的销售交由中介机构负责便可精简机构和人员，压缩相关培训和管理费用开支，降低展业成本，进而实现保险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变，这也是目前国际保险市场上流行的“小主体、大中介”的模式。
以湖北省保险市场中保费规模为3亿元的财产保险公司二级机构为例，如果保险公司自行销售，公司的固定成本开支为10％，包括人力资源成本、网络铺设成本、职场管理费用等，销售成本开支大概为16％，包括直销业务人员的工资、业务提成和中介机构的手续费支出，总的经营成本约为26％。如果将销售职能市场化，则保险公司的销售成本将全部转化为中介费用，行业惯例的比例为15％。因为人员规模的减少，各业务网点职场及网络建设费用也将大大减少，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将主要用于人力资源成本、产品研发、产品推广及客户服务，总体成本可控制在8％~10％。由此可见，销售职能市场化后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将大大减少。同时，由于保险公司的产品研发职能加强，业务拓展渠道更为广泛，市场占有率将会提高。而且，由于客户服务职能的加强，公司信誉度提高，为公司业务的发展起到无形推动作用，从而带来更大的效益。
3.2有利于保险企业整合资源，建立核心竞争力
一旦将销售职能交由保险中介机构完成，意味着我国保险企业一直以来“大而全”的经营模式被打破，保险公司过去在经营管理中因过于重视销售而造成的资源浪费将会得到解决，经营管理的中心将会放在产品的开发、客户关系维护以及投资运作等保险企业的核心职能上，有利于保险公司形成核心竞争力。
3.3解决个人保险人的“边缘人地位”问题
通过专业的保险中介机构展业，大批的非正式销售人员（特别是个人人）将从保险公司中分离出去，而进入专业的保险中介机构。这样一来，个人人的定位更加明确，从根本上解决了他们由于对保险企业的“疏离感”而产生的种种问题，对保险公司而言能够更好地去打造具有活力的企业文化，对管理部门而言这种方式也更有利于对个人保险人进行集中管理。
4采取的措施
4.1大力发展和规范保险中介机构
大力发展中介机构关键在于实现中介机构市场化、规范化、职业化和国际化。①市场化。保险中介机构从一开始就必须牢牢树立市场的观念，彻底打消靠政策、靠扶持、靠垄断的念头，必须靠自己的敬业精神、专业水准、服务质量和良好信誉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②规范化。保险中介机构要有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健全组织架构，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切实各负其责，确保公司有效运转；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和有效的内控机制，形成覆盖公司业务和管理各个环节的规章制度体系，确保公司内部责权分明、平衡制约、规章健全、运作有序；树立守法观念和自律意识，积极创造条件，尽早建立保险经纪、、公估等行业自律组织；③职业化。要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保险中介队伍，形成一种明显的保险中介机构的职业特征、严格的执业和品行规范；④国际化。在经营规则、理念和方式等诸多方面学习借鉴世界保险中介业的成功经验，努力与国际接轨。新晨
4.2保险公司要转变经营观念
首先，各保险公司要转变业务经营观念，逐步将那些应由保险中介公司承办的业务剥离出来，交由保险经纪公司和保险公司去做，为保险中介业的发展提供空间。其次，各保险公司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寻求实现这一转变的最佳途径。特别是采用个人……制的保险公司，本身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培养了相当规模的人队伍和相应的客户群，完全可以在原有营销部门的基础上分离出来组建成专业公司，成为本保险公司的专用人，这样一来既可以充分利用原有营销部门丰富的展业经验和稳定的客户群，保险公司也可以专心致力于产品的开发、客户关系维护及资金运用。
总而言之，我国的保险行业要实现从规模扩张到效益增长、从粗放式经营到集约式经营的转变，必须向保险企业销售职能的市场化方向转变。这一转变既需要保险中介机构的市场化、规范化、职业化、国际化的发展，又需要保险企业自身转变观念、寻求适合各个企业自身情况的最佳途径。制的保险公司，本身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培养了相当规模的人队伍和相应的客户群，完全可以在原有营销部门的基础上分离出来组建成专业公司，成为本保险公司的专用人，这样一来既可以充分利用原有营销部门丰富的展业经验和稳定的客户群，保险公司也可以专心致力于产品的开发、客户关系维护及资金运用。
对一个项目或者工程而言，如果决定采用招投标的方式来寻找承包商，那么招标方就是希望能够最大限度的引进竞争，减少己方的费用以及所承担的风险。基于合同的招投标机制不仅在价格上引进了竞争，而且在利润分担率以及质量等多个因素上引进了竞争，从而能够提高招标方的收益，减少其风险。
所谓合同，也称为契约，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事人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明确彼此的权利、义务而签订的协议。合同基本上可划分为两大类：确定价格合同和成本补偿合同。这两类合同的主要区别在于承包商和招标方所承担的成本/利润风险的程度不同。采用定价合同，承包商主要承担成本和利润的全部风险或者极大部分风险，而采用成本补偿合同则相反，成本风险主要由招标方承担，承包商对成本增加只负很小的责任，其利润或者酬金较有保障。
2．成本补偿合同
成本补偿合同中把成本分为两种：
1、由项目难度决定的最低必须成本。它是承包商通过努力也无法改变的部分，也就是任何承包商完成该项目都必须花费的成本，这部分成本应该由招标方完全支付。
2、承包商通过努力可以改变的部分。也就是可变的那个部分成本，它表征了承包商控制成本潜力的大小。
为了激励承包商，使之尽量减少总的成本，招标方通常是采取成本分担的方法。也就是说，招标方除了支付固定的费用之外，还需要承担不定成本的一部分，而其余的部分由承包商承担。这样，承包商通过努力，就可以减少自己的总成本，进而增加效益，而这种努力同时也减少了招标方的总成本。根据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可以认为随着投标方努力程度的增加，由这种努力所带来的成本减少将会逐渐降低；另外投标方的努力是需要一定成本的，这种努力成本也将是随着努力程度的提升而增加的越来越快。
在存在较大的技术与费用风险时，采用成本补偿合同对双方都有好处：采办部门可以根据技术和需求等的变化，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通过费用补偿而灵活地调整承包商的工作；承包商则可最大限度地降低本身承担的费用风险。
3．最优成本补偿合同的机制研究
合同的签订实质是一个委托过程：一个参与人(招标方)想使另一个参与人(承包商)按照前者的利益选择行动。所谓最优合同则包含了最优风险分担和最优努力水平两个方面。最优风险分担是指对于合同履行过程当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合同双方所承担的风险各是多少；最优努力水平是指招标方采取什么样的激励机制以及投标方(承包商)相应采取什么样的努力水平。
在基于招投标机制的合同签订中，一个签订的最优合同应该保证招标方选择了一个最优的投标方。因为一个投标方的竞标价格会影响到合同签定中的风险分担和激励机制。反之，招标方选择的最优合同策略也将影响到投标方的投标策略，因此需要考虑基于招投标机制的最优成本补偿合同。
招标方签订一个最优合同的目的通常有两个：
1、给投标方(承包方)以一定的激励，使之能够选择对己方有利的行动；
2、寻求一个在双方之间的一个最优的风险分担机制。
在传统的成本补偿合同中，投标方(承包商)的行为具有隐藏性，投标方不能完全观察到投标方(承包商)的研制生产过程和成本控制努力水平，只能监督和激励其努力，从而降低成本；承包商的行为结果，即合同项目最终审计成本，由项目难度、承包商控制成本的潜力及其努力水平共同决定；在合同中，招标方除支付议定的固定价款外，还需承担项目不定成本中的一部分，另一部分由承包商承担。所以在整个招投标竞价以及合同签订的过程中，投标方在竞标阶段没有考虑到他的出价对于后来合同签订阶段的影响，也就是说他没有看到他此时所采取的行为对将来自己的努力水平以及招标方的不定成本分担率所带来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过程是静态的，而且信息是不完全的。
相对于传统的固定价格的以及单纯的成本补偿合同而言，采用最优成本补偿合同提供了一种更好的风险分担机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这种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弊端。
假定标的真实价值是vo，而只有招标方知道标的的真实价值。投标方不能知道这个真实价值，仅仅是通过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对vo进行主观猜测。在招标方以招投标方式来寻找承包商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标的估价更接近于真实价值vo的投标方更值得招标方的信赖。其原因可以分析如下：
1、这个投标方能够比较准确的估计到标的真实价值，说明他具有相关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优势，从而能够更可靠的完成后续合同中规定的各项任务；
2、更接近于真实价值的投标减少了某个投标方为了争取到投标竞争的胜利，而恶意的降低自己的投标报价，此时招标方虽然减少了招标过程中的支付，但是承包商往往不能按期、按质的完成合同，从而给招标方带来更大的损失。
3、更接近于真实价值的投标减少了某些投标方之间的合谋现象，合谋是指某些投标方共同给出超过标的真实价值的报价，进而提高最终的定标价格。这种合谋现象给招投标机制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它首先是降低了招标是为了引进竞争的初衷，其次是超过真实情况的定标价格损害了招标方的利益。
这里，招标方不能观测到承包商的努力水平，看到的只是承包商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但是招标方知道承包商在竞标阶段的投标报价中所反应的对于标的价值的估计，而这种估计反映了这个承包商在前一阶段所采取的行动对于招标方的价值。为了令投标方能够给出更接近于标的真实值的投标报价，招标方在合同中考虑到了对于投标方行动的激励机制。也就是说，如果投标方能够在竞标报价中给出越接近于真实标的价值的信息，那么它在后面的合同中所获得的效益也就越大。而这实际上是一个招投标双方的一个动态博弈过程，投标方在进行报价竞标时，预计到自己的投标将会影响到后面的合同签订中的效益，因此将会综合考虑，给出自己的最优报价。
4．结论
一、促进公职人员勤政廉政亟待建立公职金制度如何使国家公职人员克己奉公，清正廉洁，这是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近年来我们在完善干部考核和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方面不断加大了力度。实践表明，这些措施的施行，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机关工作人员办事效率，促进了廉政建设。但是，我们同时又看到，当前政府公职人员普遍缺乏敬业精神的现象仍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干部队伍中的腐败行为还在蔓延。何以如此？如果从体制上分析，我们认为当前干部体制存在的激励与约束不对称，重监督而轻激励是一个重要原因。
加强监督，对公职人员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必要的约束，而这种约束却存在两个难题：一是巨大的成本。因为无论党内监督还是社会监督，一旦发现某公职人员有腐败行为，从调查取证到立案惩处都需要支付巨大的费用；二是巨大的损失。由于监督通常只能是过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因此即使发现某人有渎职失职或贪污受贿行为，尽管我们也可以对其当事人予以行政处罚和法律制裁，但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却难以挽回。因此，促使国家公职人员勤政廉政，除了加强监督以外，还应该强化激励机制，从积极方面引导广大公职人员敬业务实，拒腐防贪。
强化对政府公职人员的激励，现行的作法主要是对有突出政绩的干部实行晋级提长。这种“以官作奖”的办法，虽然可以鞭策一部分干部积极进取，但对大多数公职人员来说，却不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措施。因为能予以提升的毕竟只能是少数，而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得到这种机会，如果公职人员一旦提升无望，那么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从哪里来呢？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对公职人员的激励，重点应该放在物质利益的激励上。科学的利益激励机制，可以把外在的强制变为内在的驱动。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物质利益有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体制通过引入利益激励机制，如农村的联产承包、部分企业实行的经营者年薪制、投资者的按股分红等，就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事实上，当前我国政府机关缺乏活力、效率低下、腐败屡禁不止等现象的发生与我们对公职人员的物质利益激励不到位不无关系。近十几年来，由于经济改革成效显著，社会各阶层收入都有较大提高，但公职人员的工薪收入涨幅却不大，使其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相对降低。这不仅挫伤了公职人员的积极性，影响了队伍的稳定，而且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等消极丑恶现象。因此，提高效率，根除腐败，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强化对公职人员的利益激励。
增进对公职人员的利益激励，必须相应提高公职人员的经济收入。由于国家公职人员获得公职需要经过长期的教育和训练，从事的又是需要较高智力、负有重要社会责任的管理工作，是一种高级的复杂劳动，因此，按照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国家公职人员享有较高的工薪收入是应该的。可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却是，如何才能把提高收入与增进激励有机结合起来，使提高收入既能充分调动公职人员的积极性，又不致产生负面的社会效应。如果按现在一种流行的主张，即实行所谓的“高薪养廉”，普遍提高公职人员的工资水平，这一作法自然会受到公职人员的欢迎，对干部的勤政廉正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如果这一政策果真实施，又有可能引起干部与群众的对立。公职人员涨工资，企业职工怎么办？如果企业也跟着涨工资，那么结果必然是水涨船高、比例复归。这样，涨工资一方面对公职人员起不到激励作用，另一方面还有可能诱发通货膨胀。可见，对公职人员实行利益激励，用简单的涨工资的办法并不可取。
对公职人员既要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又不能涨工资，那么，可行的办法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可以通过建立一种干部“公职金制度”来实行机制创新。其基本思路是：（1）由政府出面，为所有公职人员在银行设立“公职金个人帐户”，并根据贡献和收入对等的原则，按公职人员的不同职级较大幅度地提高相应的职务津贴水平；（2）为了把当前激励和长远激励结合起来，可以把公职人员提高后的职务津贴分为两部分，其中一少部分随工资逐月发放；另外一大部分作为勤政廉政抵押金记入政府为其设立的公职金个人帐户，并应规定，记入个人帐户的这部分公职金，只能在将来公职人员退职或正常离职时才可一次性提取，如果公职人员在任职期内因贪污受贿、渎职失职或违纪国法被开除公职的，则该款项全部没收上缴国库；（3）公职金制度一旦建立并启动，政府还应明确规定，今后公职人员退职或离职，只能一次性领取记入本人帐户的公职金，不得继续享受现行干部的终身物质生活待遇。
在我国目前建立这种干部公职金制度，不仅有必要，而且完全是有可能的。由于这一办法能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公职人员的职务津贴，而且还把津贴的大部分记入个人公职金帐户作为干部勤政廉政的长期抵押金，这必然会对广大公职人员产生巨大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提高的职务津贴并没有全部随工资发放，所以也不会导致干群工资攀比而引发社会总需求膨胀和物价上涨。此外，由于实行公职金制度后公职人员退职不再保留干部待遇，这样，政府就可以把原来准备为退职干部提供的物质生活待遇货币化，以此来抵补公职金的开支，因而不会增加财政的经济负担。我们可以算这样一笔帐，如果全国干部队伍的平均退职年龄为55岁，平均寿命为75岁，那么按现行体制，国家需为其提供20年的干部生活待遇，如果按每人每月400元计算，一个人就需财政负担9．6万元，而假定一个人从25岁进入干部队伍，到55岁退职，那么他可以享受30年的职务津贴，如果每人每月按300元记入公职金帐户，这样财政只需为其提供9万元就够了。可见，公职金制度的设立对国家财政来说，无论当前还是长远都不会构成太大的支付压力。
二、强化经营者关切度：所有权不是独步单方
经营者能否象关心自己的财产一样关心国有企业资产，这是国有企业能否真正搞好搞活的一个决定性条件。企业财产所有权与经营者的关切度，应当说两者是具有一定的联系的。不可否认，经营者如果同时作为企业资产的所有者，必然会对企业有很高的关切度。因为企业经营失败，将直接危及到经营者的自家性命，古今中外大量私人企业主因破产而跳楼自杀的事实足可以证明这一点。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由此作出推断，只有经营者成为资产所有者时，才会对企业有高的关切度呢？或者说，作为非所有者的经营者，就一定不会对企业有很高的关切度呢？事实好象并不全然如此。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经营的实践来看，就有不少成功的大企业的经理人员甚至公司董事、董事长也不是企业的所有者，不持有企业的任何股份，不对企业亏损负财产赔偿责任，可是这些企业的经营者却仍然对企业保持着极高的关切度。美国汽车行业的经营巨子亚科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起初受聘于福特汽车公司出任总经理，曾为福特公司创下了年盈利18亿美元的记录，为福特公司在汽车行业取得领先地位贡献了非凡的才智，他为公司设计并销售的“野马”车风靡西方，为福特公司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市场。后来他又受聘于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凭着顽强的意志和胆略，使濒于破产倒闭的克莱斯勒东山再起，一举跃上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之一的宝座。照常理，亚科卡在两大汽车公司里都没有丝毫的投资，他不应该象关心自己的资产那样关心企业，但他为什么却能如此励精图治，对企业有如此高的关切度呢？答案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是亚科卡如果经营成功，他就可以拿到100万美金的年薪，如果经营不善，就随时有可能被雇主解雇。
如此看来，让经营者成为所有者，并不是提高经营者关切度的独步单方。事实上，无论作为所有者的经营者还是作为非所有者的经营者，他们对企业的关切度，都取决于一个共同的因素，即企业对经营者的利益回报。作为所有者的经营者，他之所以关心企业，是因为他希望通过企业资产增值给他带来更多的红利收入；而对那些不是企业所有者的经营者来说，他们也自然要关心自己能从企业取得多少收入，如果我们能构造出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比如规定可以把企业利润的一定比例作为“红利”发放给经营者，让经营者不用投资也能在企业取得类似的“投资回报”，那么，经营者有什么理由不会象投资者那样去关心他所经营的企业呢？从经济学的观点看，高回报同时也是一种高约束，如果经营管理不善，经营者就随时有可能被解聘或撤换，也就是说，尽管这一类经营者不能对企业亏损负最终的赔偿责任，但他却同样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和机会成本。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拟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前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改革，就某些小企业而言，为了提高经营者的关切度，让经营者在本企业持有一定数量的股份，或者把个别的小企业整体出售给经营者，这也许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是，就国有企业“抓大”而言，提高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者的关切度，决不能象对待小企业那样，也只在资产量化上做文章，公有制占主体，国有经济占主导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失出了这个根本原则，中国就没有了社会主义。因此，调动国有大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我们应主要在经营机制特别是企业领导体制上下功夫。具体说来应抓好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在企业经营者的选拔上，要进一步扩大民主、引入竞争机制。今后企业经营者的产生，应采用三推双考的方式，即职工民主推荐、组织推荐、个人自荐与出资（主管）部门考试、考核相结合，一律实行竞争上岗。第二，在企业经营者的使用上，要强化激励机制。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企业的年薪制。由于年薪制是一种以年度为单位确定经营者基本报酬，并视其经营成果分档浮动发放风险收入的工资制度，因此对经营者是一种极好的激励与制约。应当强调的是，经营者的年薪必须与企业的资产增值、利润实现程度挂钩，必须坚持先审计后兑现的原则。第三，在企业经营者的管理上，要进一步强化约束机制。应当规定，除政策和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损失外，由经营者经营失误造成的损失，必须从经营者的年薪中作一定比例的扣除，给企业以相应的经济补偿，其不足部分，还应从下年度的年薪中扣抵，使经营者尽量负起经营性的盈亏责任；同时还应以法的形式规定。如果由于经营者失误而造成企业倒闭破产或严重亏损的，则今后10年内他不得再在任何法人企业出任经营者，以此造成对经营者强有力的约束。
三、确保职工主人翁权益需要创新决策参与和利润分享机制劳动者是生产过程在中最能动的要素，劳动者的主动性、积极性是否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直接关系到企业经营的成败。因此在我国当前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中，中央反复强调搞活国有企业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无论国有企业的财产组织形式发生何种变化，劳动者职工的主人翁地位都是始终不能动摇的。
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在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以前，是通过职代会来体现的，《企业法》明文规定，职代会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权利机构；但改制后《公司法》则规定公司制企业的最高权利机构是股东大会，股东大会享有人事权、财产处置权、重大事项决策权和受益分配权。这样一来，就使过去职代会的权利职能被大大削弱，在公司制企业中的地位也相对降低。针对这种情况，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国有企业改革要不要继续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向，要不要继续保持劳动者职工的主人翁权利？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职代会在公司制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中到底应处于什么地位？
的确，劳动者职工的主人翁权利在国企改制之后如何行使，是我们当前改革中碰到的一个新问题。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带普遍性的意见，即主张继续保留原来职代会在企业中的领导地位，据说不如此，就无以体现我们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无以保证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对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却不尽然。第一，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以后，劳动者已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这里讲的劳动者主人，指的是整个国家的主人，而不是特指哪个具体企业的主人，如果说劳动者职工在哪个企业工作，就是哪个企业的主人，那么，首钢的职工是首钢的主人，而清洁公司的职工就只能是当扫帚的家，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者当家做主的权利，主要应该是通过一定的政治程序来行使的；第二，既然是国家的主人，这又是个国有企业，主人在这个企业里工作，当然理应对企业的事务有更多的发言权，对企业的经营成果有更多的受益权。但这种发言权和受益权是否一定要通过保持职代会在公司制企业中的领导地位才能体现呢？我们认为未必如此。如果职代会的领导地位继续保持的话，一个公司就会出来两个董事会，再加上我们的监事会在职能上其实也类似于西方国家某些企业的董事会，这样，公司制企业便有了三个董事会，机构重叠，政出多门，势必要影响决策的效率。
如果国有企业改制后不能保持职代会在企业中的领导地位，那么公司制企业职工的主人翁地位究竟如何体现呢？我们认为，出路在于寻求一种新的决策参与方式，即通过一种新的体制安排来达到目的。劳动者职工的主翁权利，在企业内部无非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民主参与权；二是经济受益权。民主参与权讲的是职工有权参与企业的决策和管理，在这方面，德国一些公司的作法可资我们借鉴。德国历来就有工人运动的传统，为了缓和劳资对立，德国公司通常要在董事会或监事会中保留一半职工推选代表的席位。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国有企业完全有条件、而且也十分必要让劳动者职工推选出一定数量的代表进入公司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如果董事会和监事会中既有了出资者股东的代表，又有了劳动者职工的代表，那么企业决策时就能较好地体现劳动者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决策的利益和要求，能够充分调动股东和劳动者职工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同时，还能从体制上消除现行职代会作为企业领导机构存在与股东会的职能摩擦与矛盾。不过，应当指出的是，由于企业职工在分配决策上通常容易出现急功近利的经济短视倾向，为避免作出对企业长远发展不利的决策，由职工推选的代表在董事会和监事会中比例都不宜过高。
【关键词】 基因突变;非整倍体；肿瘤干细胞;永生化DNA链;端粒
0引言
虽然近几十年来在肿瘤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至今关于肿瘤的具体发生机制还存在争论和分歧，主要存在基因突变假说和非整倍体假说的分歧［1］. 基因突变假说认为几个重要基因的独立突变可以导致肿瘤的发生［2］；但非整倍体假说认为非整倍体是肿瘤产生的根源［3］. 在这里，我们通过分析基因突变和非整倍体在肿瘤干细胞产生过程中的作用，提出了新的肿瘤发生机制假说. 许多研究资料表明不论是体内的肿瘤组织还是体外的肿瘤细胞系都不是一个均一的体系，维持它们存在和生长的是占很少部分的肿瘤干细胞［4-6］. 虽然现在许多研究人员认为肿瘤的根本原因是癌基因激活和抑癌基因失活，但是细胞持续不断的增殖不一定导致肿瘤干细胞的扩增和肿瘤体积持续不断的生长，只有增殖结果能够导致肿瘤干细胞不断的扩增,才可能导致肿瘤不断生长、侵袭和转移肿瘤干细胞和正常干细胞在各自的组织或器官中所占的比例都很少，都具有自我更新（或无限增殖）能力和产生一定组织或器官的能力（虽然肿瘤干细胞产生的是异常的组织或器官）［4-6］；许多肿瘤的单克隆起源和癌变的漫长过程（几个月甚至几十年）提示只有正常干细胞才具有如此长的寿命来积累癌变所需的遗传改变；干细胞已经具备了自我更新能力，因此癌变所需要的遗传改变更少［7-9］；肿瘤干细胞和成体干细胞具有很多相同的标志分子［10-12］.
1癌基因激活和抑癌基因失活
对于多细胞生物来说，其必须有能力控制其体积大小，否则不能适应苛刻的自然环境. 细胞分化可能是多细胞生物控制其体积大小的一种有效机制. 在发育成熟前，多细胞生物体内胚胎干细胞数目是以指数方式扩增，维持生物个体体积的持续增长；成熟后，其体内的成体干细胞以不对称分裂方式增殖，子代细胞中只有一个成为干细胞，另一个最终分化死亡，干细胞数目不再扩增，同时生物个体体积基本不再发生变化. 同样现象在体外也类似，研究人员很容易在体外培养扩增胚胎干细胞但很难扩增成体干细胞［13,14］. 胚胎干细胞相对于成体干细胞来说的分化程度更低，因此分化差别可能是胚胎干细胞能够扩增而成体干细胞一般不扩增的重要原因. 如果维持这种分化差别的基因失活，成体干细胞则可能恢复胚胎干细胞的功能而发生扩增，有可能转变为肿瘤干细胞. 许多癌基因的激活可以抑制细胞的分化而许多抑癌基因可以促进细胞分化［15］，因此特定癌基因的激活和抑癌基因的失活可能导致干细胞分化功能异常而转变为肿瘤干细胞. 但是，这种只有基因改变的肿瘤至今好像还不存在或者发生机会非常小［3,16,17］；另外，如果肿瘤只是基因突变的结果，那么肿瘤的所有或大部分细胞都应当是肿瘤干细胞，可事实上几乎不存在这种肿瘤.
2非整倍体假说
体外培养的肿瘤细胞系只有少数细胞是肿瘤干细胞，而其他大部分肿瘤细胞最终失去自我更新能力［18］. 体外环境对于每个肿瘤细胞来说都基本一样，因此可以排除环境因素的影响. 由于其他肿瘤细胞只能由肿瘤干细胞产生，因此如果存在决定肿瘤干细胞自我更新功能的因素（自我更新因素），这些因素只可能来自肿瘤干细胞本身，与此对应的是决定大部分肿瘤细胞失去自我更新能力的因素（抗自我更新因素）也只可能来自肿瘤干细胞，显然只有这两种对立的因素在肿瘤干细胞分裂过程中不均匀分配给两个子代细胞，才可能导致培养的肿瘤细胞系中只有部分细胞是肿瘤干细胞的现象. 可以认为获得自我更新因素或/和失去具有抗自我更新因素的细胞成为肿瘤干细胞，相反，则成为普通的肿瘤细胞. 存在的问题是，如果肿瘤干细胞每次都不对称分配这两种因素，子代细胞只有一个细胞成为肿瘤干细胞，那么肿瘤干细胞的数目就不可能发生扩增，这样在细胞培养过程中由于普通肿瘤细胞数目扩增而肿瘤干细胞数目不发生扩增，最终因为细胞不断传代不断“稀释”肿瘤干细胞的数目而导致肿瘤细胞系的断代，但事实上建立的肿瘤细胞系是可以无限传代的，表明肿瘤干细胞的数目肯定也发生扩增. 这样出现新的问题：在相同的体外培养条件下，什么时候肿瘤干细胞分裂时产生两个肿瘤干细胞，什么时候分裂时只产生一个肿瘤干细胞和一个普通的肿瘤细胞？什么因素决定这种并不确定的有丝分裂机制？基因突变显然不可能解释上述现象，因为同一肿瘤细胞系中所有或大部分肿瘤细胞应当具有大致相同的突变基因，因此它们应当具有类似的生物学行为，但事实不是这样. 非整倍体可能恰好能够解释上述现象，几乎所有的肿瘤细胞都是非整倍核型［3］,非整倍体可以导致肿瘤干细胞有丝分裂紊乱，因此可能导致自我更新因素和抗自我更新因素分配紊乱，从而有时扩增肿瘤干细胞，有时不发生扩增，因此，非整倍体可能是肿瘤干细胞扩增的有效机制. 体内肿瘤也可能存在与上述类似的机制.
细胞分化是有效控制生物个体体积的一种有效机制，但是细胞分化并不能完全抑制干细胞的自我更新功能，从发育过程看，分化虽然可以导致胚胎干细胞扩增的能力丧失，但是分化本身不具有能够使成体干细胞完全丧失自我更新的能力，最多只能使其一个子代细胞失去自我更新能力；从进化过程来看，首先产生的是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细胞，而后在这些细胞的基础上才出现具有一定分化程度的细胞，因此分化过程必然依赖细胞的自我更新过程，没有自我更新过程分化过程将无法进行. 由于进化的不连续性和多细胞生物的细胞一般都具有很多条染色体现象，表明那些维持细胞自我更新的基因群在这些染色体上的分布并不均一，而且基因产物在细胞内空间上分布也不均匀. 因此，如果那些携带原始增殖基因群的染色体数目扩增（非整倍体化），导致干细胞极性紊乱，有丝分裂的错误以及不对称分裂异常都有可能导致自我更新因子和分化因子的分配紊乱，由于分化因子作用一般低于自我更新因子作用，这样可能导致干细胞数目的扩增，而发生肿瘤. 不过，非整倍体本身作为独立因素也不能导致肿瘤的发生，因为许多永生化细胞系虽然是非整倍体核型，但并不是肿瘤细胞.
3肿瘤干细胞内永生化DNA链
30年前Cairns提出成体干细胞中存在永生化DNA链（模板链）的假说. DNA半保留复制方式使复制过程中发生的碱基配对错误首先发生在新合成链而不是模板链，如果其中一个子代细胞总能获得母代细胞所有含有模板链的染色体并被多细胞生药厂物个体选择成为干细胞，那么在DNA复制过程中发生在新合成链上的碱基配对错误就不会留在干细胞内而是留在另一个子代细胞内，并随着该细胞分化衰老死亡离开生物个体，从而不会对生物个体造成威胁. 干细胞中的模板链即永生化链，意思是一般不会发生基因突变. 最近Potten等［19］和Merok等［20］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证实了Cairns的假说,根据这些事实，Cairns提出了干细胞与癌变关系的新假说［21］，该假说从基因突变假说出发，推测癌变的发生几率与干细胞的死亡频率呈正相关，因为只有干细胞的死亡才可能导致其他干细胞的扩增从而补充那些损失的干细胞，在干细胞扩增时需要重新建立新的永生化DNA链，该过程可能导致错误碱基嵌入永生化链从而造成基因突变在干细胞内的积累，这种情况持续发生最终可能导致癌细胞的产生. 该假说与认为增加细胞分裂频率可增加癌变几率的假说一致. 但是，增加干细胞的扩增频率只是通过增加基因突变的频率来导致肿瘤发生？在这里，我们根据Cairns的假说提出：永生化DNA链的生物学意义除了可以防止基因突变在干细胞内的积累外，还可能具有保护干细胞染色体端粒［19,22］以及赋予干细胞自我更新的能力. 因为其能赋予干细胞自我更新的能力，因此可能恰好被非整倍体利用从而成为肿瘤发生的有效工具，因为非整倍体本身可导致干细胞中永生化DNA链的扩增和有丝分裂紊乱从而可能导致肿瘤干细胞产生. 干细胞的扩增过程表明干细胞的两个子代细胞分别只能获得一半含有永生化链的染色体，每个子代细胞的另一半永生化链只能由新合成链重新建立. 由于细胞分裂过程中DNA半保留复制方式和细胞内的端粒酶活性不足不能有效地合成端粒部分，导致含有新合成链的染色体的端粒部分丢失［22,23］，如果干细胞不断扩增，最终会因为含有新合成链的染色体的端粒耗尽导致细胞内不同染色体之间的末端融合，形成双着丝粒的染色体，在下次细胞分裂时可能导致染色体不分离或双着丝粒的染色体异常断裂，这样循环往复最终导致干细胞成为非整倍体核型，一定程度的非整倍体干细胞即使没有外来因素促使其扩增，其非整倍体核型也导致干细胞内永生化链的扩增和分配紊乱，最终导致肿瘤干细胞的产生. 相反，如果干细胞总不发生扩增而一直以不对称方式分裂，总获得含有永生化DNA链的染色体，则其端粒永远不会缩短或发生结构变化，因此永远不会因为端粒问题而发生非整倍体化［19］. 总之，即使按照Cairns的假说，干细胞持续扩增的结果也必然导致非整倍体的产生，肿瘤的发生仍然需要非整倍体，不但如此，还提示非整倍体肿瘤干细胞的扩增过程必然要进行永生化DNA链的扩增和重建，从而引起肿瘤干细胞不断扩增. 最近，我们的实验结果支持上述推测［24］. 我们认为，肿瘤持续不断生长的根本原因是肿瘤干细胞持续不断地扩增；癌基因的激活和抑癌基因的失活是肿瘤干细胞不断增殖的动力，非整倍体可通过扩增自我更新因素并引起其分配紊乱而有助于肿瘤干细胞扩增；肿瘤干细胞扩增过程的实质是非整倍体导致肿瘤干细胞内永生化DNA链不断重建和扩增以及被分配紊乱的过程；肿瘤演进过程的实质是非整倍体程度增加导致永生化DNA链重建和扩增机会以及分配紊乱程度增加，导致肿瘤干细胞扩增机会增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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