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工会成为风险减震器

近日，山西省总工会消息，要求十万名企业工会干部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消息一经，便引起广泛关注。山西省总工会组织部部长李贵忠在解释“双亮”活动时也称，“此次要公开电话号码的工会干部至少有10万名，覆盖750万工人。企业职工可就工资保障、生活难题等问题寻求工会救助。”

行“小善”而树“大德”。工会工作，可以说是容易出“政绩”的地方，因为从整体来看，这方面底子薄、基础弱，稍微发力便会引起舆论关注，近年来，北京、株洲、温州等很多地方都有所尝试，但是多数都“雷声大雨点小”甚至“虎头蛇尾”。

俗话说：“有困难，找工会。”但现实却正好相反，变成了“找工会，有困难”。《中国工会章程》明确规定，工会的基本职责是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而事实上，全国各地的工会组织已然是最悠闲的部门之一，很多工会沾染了“机关病”―闲懒散，大有积重难返之势。

在我看来，山西的“双亮”活动与其说是一种主动扩权，不如说是一种职能回归，日常工作中，能够依法行事忠实履职足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到底有多少职工会因此“双亮”得到帮助，工会能在多大程度上扭转当前诸多领域存在的劳资关系失衡状况，还难言乐观。

如果谈中国的宏观改革，必须要敢于打破利益集团的封锁和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改革才能有所作为，那么，在工会改革方面亦需要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甚至要求主导改革者有“革自己命”的决心。

即使是从维稳的角度来说，让工会正常发挥作用，也是一件有效的社会风险减震器。近年来，由劳动争议等因素引发的，很多最初只是源于最普通的群体性维权案件。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因为劳动者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进而导致矛盾激化、升级为。据报道，佛山市总工会2011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企图通过维权的人高达45.43%，认为“事情闹大了就会解决”的人有16.34%。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因为工会的不给力，在一些地方同乡会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长此以往，形势堪忧。

可以肯定的是，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劳动关系变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工会的改革已势在必行，而且这种改革应触及工作重心、组织体制、运行机制等深层次领域。但是，在当前的体制之下，工会从法律定位到具体运作，已经很难一步改革到位，那就需要规划渐进式的现实路径，从打破利益格局开始。

具体来看，工会负责人需与职工利益绑定，不能再让他们超然物外。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此次山西省总工会只是要求企业工会干部参与“双亮”活动，说明了工会特别是企业工会干部在破局中的关键性。公开报道显示，一些企业为了应付上级检查，经常建立一种“老板式工会”，即大部分基层工会的领导班子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企业老板内定的，或者是由上级工会协商指定的。担任工会主席的，大都是企业的主要行政管理人员。试想，这样的工会主席怎么会为普通职工代言？

在这一环节，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一些企业工会主席的雇员身份和中间人作用，从人选确定到工资发放，使工会主席的工作具有独立性，特别是要将非公企业工会主席专业化。这样，既可以消除非公企业工会主席的后顾之忧，又可以调动其工作积极性，为促进工会在非公企业中充分发挥作用提供必备的条件。

此外，亟需建立工会内部的有效制衡机制、机构，将企业工会的所有工作，真正置身于全体工会会员和职工的有效监督之下，保证工作重心不“跑偏”。2010年7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提出要把“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建立工会组织”、“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作为未来一个时期的工作方针，工会组织的覆盖面近两年在迅速扩大。对那些刚建立或者即将建立的工会组织，应尽可能更大范围内实现基层工会主席和工会工作人员由工会会员或职工直接选举，并由法律保护会员职工选举的工会工作人员依法在企业开展工作的权利。

不管如何改革，需要强调的是，工会的使命根本上是为了塑造更公平合理的劳资结构，制衡过于强大的资本力量。长远来看，工会应该是意识启蒙的先导机构，通过“”维权集体维权，保护职工的合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