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那一天

摘 要：1919年5月4日，中国北京，学生运动起端于天安门示威。“外争国权，内除国贼”这句“台上之词式”的标语口号，“恰巧”迎合了后面发生的“一切”实践：“外争国权”交涉于东交民巷；“内除国贼”闹事于赵氏家楼。对“外”的交涉无果最终引向了对“内”的“惩凶除贼”――游行学生心中的那个“卖国贼”曹汝霖自然成为了他们宣泄情绪的目标：“凶贼”。很显然，曹汝霖是当年“火烧赵家楼”事件的直接受害者，时隔四十余年，作为当事人，曹汝霖终于“开口说话”，道出了自己的“苦水”，同时也揭开了“火烧赵家楼事件”的真实内幕。对于1919年5月4日的学生运动，至少曹汝霖是原谅了学生的“暴行”（知其为不明事实，又为爱国心切所致）。关于“”的历史意义，曹汝霖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它（）“牺牲了我们三人（指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 因而，即使“”是一场历史的“误会”， 也如曹汝霖所言，总算得到“代价”的意义。

关键词：1919年 5月4日 学生运动 北京 曹汝霖 历史的误会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是陈平原先生论述“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关问题的一本集子。我自己的关注点恰巧是放在了“进入五四”的主题上。换言之，1919年5月4日，中国北京，学生运动的由经始末到底是怎样？我们是否可以接近那一天的“历史现场”去窥探出一些不为人知或为人“误会”的端倪？

陈先生首先提示我们，“1919年5月4日乃‘星期天’”。[1]14因而，“”恰巧遇到了休假日，当游行的学生们来到东交民巷外国驻华使馆区时，自然没有人“搭理”他们的说辞（休假日使馆区不办公）。要争取“外援”“主持公道”，连日子都“选错”了。也许，会有人反驳我说，“当时情势紧急，哪里还顾得选什么时日”？那这恰好又证明了，“”整个就是事先没有任何“预案”的学生运动，完全是任学生凭着自己的感觉走。如果有人认为我对于历史人物过于苛责，那么我只好说，“”那一天所发生的游行学生“火烧赵家楼”事件，即可证明我所言非虚。因而，我以为，抱着“同情”的态度去关注历史人物这一点并不错，但更重要的是不要“无视”历史事实的隐露面。

其次，陈先生提到了当天的天气，“1919年5月4日，农历四月初五，立夏前两天，气候宜人”，具体讲，“5月4日是个无风的晴天”，[1]16-17“无风的晴天”自然暗示了当天稍显闷热（尤其是午后）。对于参加游行的“群情激昂”的学生们来说，无论是示威于天安门，还是交涉于东交民巷，都是体力及精力消耗量极大的“户外运动”（既有游行的步行运动，又有示威的“口头”运动）。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闷热的天气在“交涉无果”的进一步“催化”下，将促成“疲惫不堪”的游行学生烦躁不安情绪的累积，而这种不断累积的情绪的最终爆发，即表现在后面发生的“火烧赵家楼”事件上。

当然，话说回来，游行学生示威于天安门，更多显示的是一种爱国的象征意义。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只能从看标语、听口号中获得一些零星的符号信息，而实质上，这些符号信息已不是一种需要他们自己进行符号解读应答的符号信息。换言之，其本身就是一种符号解读应答。并且，这种应答不但没有停留在符号信息水平上，反而最终衍变成为一种付诸实践的“实践应答”。比如，“外争国权，内除国贼”这句“台词”（所谓台上之词），表面上是一标语口号，但却“恰巧”迎合了后面发生的“一切”实践：“外争国权”交涉于东交民巷；“内除国贼”闹事于赵氏家楼。

在天安门的“宣言仪式”结束过后，游行的学生们即转至东交民巷西口，一面与多国驻华使馆进行说辞交涉，力请其“主持公道”；一面请求使馆区相关方面“借路”东交民巷，日本驻华使馆可能成为其示威对象。[1]27前述已提及，休假日使馆区不办公，因而交涉未果并不意外（但对于“抱有寄托期望”的游行学生却不谓不极感受挫）。而对于游行学生“借路”的要求，使馆区相关方面出于安全方面考虑谨慎地拒绝，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中国政府对于游行学生的“”也是全程跟踪不敢有丝毫怠慢。陆军部驻署京师宪兵排长白歧昌即奉命率部尾随游行学生，一面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一面作详细之书面报告以供政府日后参考。[1]26政府之所以做如此举动，也的确是怕出什么乱子来。正如，当日亲临天安门的步军统领李长泰所言：“任凭汝们走么（到东交民巷）。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2]还好，事后让李统领及其背后的政府可以稍稍安心的是，游行学生只是火烧了赵家楼，没“弄起国际交涉来”（只要是“自家”的事，就还在政府的掌控当中）。不过，要是当日使馆区相关方面允许游行学生路过东交民巷，那么还真有可能发生更恶劣的火烧日本公使馆的事件，即闹出国际交涉来。假使事态如此向“恶化”，则政府恐怕就会感到极其棘手，而难以应付扑面而来的“国际交涉”了。

受阻于东交民巷的游行学生最终在他们当中某些人的怂恿下转向来到赵家楼，“”那一天的“终点”。正如陈先生所言：“‘赵家楼’这场戏，乃‘五四’抗议游行的高潮。”[1]31不过，难道所谓“高潮”就是破窗入室，打人砸物，火烧民宅吗？此等野蛮之行为，乃是文明之学生可所为之？陈先生诧异，当日赵家楼曹宅周围早有持枪的军警把守，为何还会发生任学生“胡作非为”之场面？既然，陈先生肯定了军警并不是徒手无械，那正好反向证明了军警没有采取任何弹压学生之行为。这其中的缘故当然只有局内人自己清楚。

1966年，香港春秋杂志社出版了曹汝霖的回忆录《一生之回忆》，“”中发生的“火烧赵家楼”事件从此真相大白。据曹汝霖本人回忆，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在参加完徐世昌总统为驻日公使章宗祥洗尘的午宴后，他乘车回到家宅，只见警察厅派来三四十名警察在曹宅门外护卫。带队警长请示他，应如何保护？并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故连警棍都没有带。[3]195-196此处可揣摩有二：一、面对数百上千的游行学生，护卫曹宅的警力明显不足（并非如陈书所说有“二百军警把守”）；二、警察奉上“文明对待”之令，的确是徒手无械（并非如陈书所说是“持枪的军警”）。那么，陈先生的“诧异”只是因为未见到曹书之当事人记述所致，其中缘故实为并无诧异之处。

对于游行学生在曹宅的所作所为，据曹汝霖的回忆录《一生之回忆》所述，大致是这样的：学生撞倒大门，蜂拥而入，将门窗玻璃砸碎。入室后，又将客厅、书房陈饰的花瓶等物件掷地而破。后又闯进各卧房，将镜框物件等打得稀烂。一些首饰等类也被其倾倒于地，用脚践踏。一切器皿打毁后，他们又打开橱门将燕窝、银耳之类匣子取出，摔了满地，践踏粉碎方罢休。最后，他们跑到汽车房，砸毁汽车并取出几筒汽油，到客厅、书房等处浇上汽油，放火燃烧。[3]197-198想必这样“惊心动魄”的“壮举”，恐怕更可能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的“文化革命”中，红卫兵的“破四旧”“壮举”中才能看到。难道“”游行学生中参与“火烧赵家楼”事件的那一部分学生真正成了红卫兵应该崇仰的先驱？当然，游行学生在曹宅的“胡作非为”，还有一项就是“误打”章宗祥。据曹书讲，章宗祥被学生包围撵打。有一学生，将铁杆朝其后脑打了一下，他随即倒地。事后，经医生诊断，章宗祥全身共受伤大小五十六处，幸没中要害（实属不幸中的万幸），后脑震动（即今日之脑震荡）。[3]198我想，对于参与整个“火烧赵家楼”事件的闹事学生的所作所为，我们是否只好这样来评价：情有可原，理无可恕？

不过，曹汝霖自己是这样评价“”的（此处只狭义指1919年5月4日当天的学生运动），其“纯系学生不明事实，出于爱国心，虽有暴行，尚可原谅”。[3]202曹汝霖明明就是当年“火烧赵家楼”事件的直接受害者，但他却可以对学生之“暴行”有相当之体谅，知其为不明事实，又为爱国心切所致，实在难得。

而对于“”的历史意义，曹汝霖也给出了一份自己的评价，“此事（）距今四十余年，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指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3]204如果我们选择相信曹汝霖其言不虚，那么今日，我们见到的“”就是一场历史的“误会”。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要去进一步确认，“”是否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它（）牺牲了三个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这就是曹汝霖所想要表达的“总算得到代价”的全部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

[2] 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运动[A].晨报，1919-5-5//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9.

[3]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M].香港：春秋杂志社，1966：195-196.（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