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权利

毋庸讳言，在我们的这个国度，长期以来，只见集体利益，而无个人利益。个人只有说“是”的义务，而无说“不”的自由。于是，个人的权益，被肢解、削减，乃至一度消弭于无形，集体失声，何来“不”权利?

这是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

每天，我们的手机里都充斥着各种名目、不容拒绝的短信――其实，我们有权利不知道。

这是一个“被”字盛行的时代。

时常，农民被征地，小市民被拆迁员工被捐款，富士康人被幸福，而真实情况，想必大家都是知道的――其实，他们本都应有权利说不。

就像美国“宪法之父”、合众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约翰逊所言，真正符合民众期待的法律，既要保障民众说“YES”的权利，也有保障民众说“NO”的权利。

甚至于很多时候，说“不”的权利，比说“是”更加重要尤其是对于普通公民而言，这是他们对抗公权、狙击垄断的惟一武器，这才是体现他们人格尊严和自主意识的终极保障。

毋庸讳言，在我们的这个国度长期以来，只见集体利益，而无个人利益。个人只有说“是”的义务，而无说“不”的自由。于是，个人的权益，被肢解、削减乃至一度消弭于无形，集体失声。

而事实上，我们是有说“不”的传统的。如果你大声地喊一声“不”就会发现，这要比“是”酷得多――就像电影里的坏蛋总是要比好人酷得多一样。“不”，意味着与世俗的不同流合污，与权贵的不相盲从，而只是去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对于纷扰的世界陶渊明说了不，于是采菊东篱下了，李白说了不，于是敢让当朝红人脱鞋，项羽说了不，于是宁死不过江东。

当然，要让一个人敢于说“不”，是需要前提条件的，那就是说“不”，不会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而是一种被国家、所有人虽不一定愿意见到但莫不保持敬畏的天赋之权。

言及于此，我们当可以对今年的土耳其世锦赛，乃至前些年的世界大赛的一些奇怪现场有所洞悉了。今夏的土耳其，几乎缺席了招贴画上的所有巨星，纵行街道的科比没来，钻桥洞的加索尔没来，溜小河的帕克也没来。出现在两年前北京的“梦八队”明星全部没给伊斯坦布尔面子，法国队有5名NBA球星宁愿去海边度假也不想身披雄鸡战袍。阿根廷，加拿大、塞尔维亚也都类似。

当然，这些家伙首先是没给所在国家篮协的面子。就此，按照我们的理解，一，这些国家的篮协够无能的：二，这些国家的球星够大牌的，两者同时兼备，才能出现上述状况。这种状况当然是我们很难感同身受的。因为俺们国家的篮协是很强势的很大程度上拥有强势的公权利，就如同被打黑“一锅端”的足协，名称看是一社会组织，却有了国家机构的属性。既然是国家机构的属性，就会有管理的欲望和霸道它从来都是自上而下的。因而，即便该国的球星再大腕，再有国际影响力，也拗不过国家的力量吧?

前些年的王治郅滞美不归事件，就是这种逻辑的极端演绎。当时王治郅不太愿意参加亚锦赛――注意，是了无生趣的亚锦赛，而想在美国锤炼一下球技，争取在NBA立足。但中国篮协硬是不同意，双方闹僵，一时间，在掌握话语权的中国篮协口中，王治郅俨然顽冥不灵的“叛徒”。好在这已经不是一个轻易扣帽子的时代了，王治郅的遭遇，被更多的人理解，他也最终得以回国。同样，姚明能否参加2008年奥运会，也一度上升到了政治高度。

而在欧美国家，中国式的逻辑倒显得有些匪夷所思。球员与国家之间，惟一的契合点是――只有球员在身体、心理等都处于合适的情况下，在追逐个人荣誉与国家利益需要相一致时，他才会披上国字号战袍。否则，他可以以任何一条理由去拒绝哪怕那些理由根本拿不上台面――心情不好或是要出席老婆的哥哥的邻居的小姨子的表哥的婚礼。反过来，我们依然会为一名球员为国效力不回家看病危老父一眼大书特书。

不仅仅是在为国效力这一层面之上，即便是其余时候的选择我们也足可见得，在一个具有说“不”传统的国度里，一个人是怎样不逢迎世俗的眼光决绝地特立独行。科比可以坚持认为他未必不比奥尼尔更适合领导一支球队，然后真的去做了，詹姆斯可以坚持认为他不需要像乔丹，“魔术师”那样终老一支球队然后真的去做了。

我想这是他们两人能够达到今日功绩的原因之一如果他们一直唯唯诺诺，盲从于世道不敢说“不”，不敢遵从内心的第一声召唤那么他们或许就是平庸的，浅显的。

我也不清楚，中国篮球为什么一直无法培养出伟大的后卫，但我想，这或许跟中国无法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的原因类似，因为这些人都属于稀有物种，都需要创造力和想象力，而在一个没有说“不”的氛围里，他们很难存活。

原来，说“不”，不只是生硬的拒绝，更是伟大的权利――这也是《阿凡达》的终极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