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荒政思想简论

摘要：康熙是清朝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位皇帝，在位六十一年，是很有作为的封建皇帝。荒政思想是康熙治国为政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从三个方面分析其荒政思想及实践。

关键词：康熙　荒政思想　禳弭论　灾前防治　灾时救助

一、天命主义的禳弭论在康熙早年的荒政思想中占有一定位置

康熙统治时期已经形成了许多可用于指导实践的救荒思想，但天命主义的禳弭思想仍存在于其意识中。康熙曾经认为自然灾害的发生是“天象示警”。在他看来。“天能监督、指挥和赏罚人”。(宋德宣，《康熙思想研究》，第226页)康熙十八年(公元1680年)，直隶发生地震，康熙认为：“地震示警，实因一切政事，不协天心故召此变。”(《清圣祖实录》，第74卷)康熙的这种“天象示警”的思想反映在实践上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康熙认为既然雨早等灾害是“天罚”，要想免除灾害就要祷禳于天。和清朝其他皇帝一样，康熙在皇宫之中，逢旱祈雨、最典型的是有一年直隶春旱，他为了祈雨连续跪了三昼夜，到了第四天，果然下雨，康熙很高兴：“各省人至，始知是日雨犏天下。朕自谓精诚所感，可以上邀天鉴。”(《清圣祖实录》，第275卷)从中可以看出，康熙认为天降雨是“精诚所感”的结果。应该说，这种思想并不科学。第二。由于相信天能惩罚人，康熙认为要想免灾除了祷禳于天之外。就得反思为政的得失。康熙七年(公元1669年)五月“以星变地震。下诏修省，谕戒臣工”。(《清史稿》，第2册，第176页)康熙十年(公元1672年)三月“以无雨风霾，下诏修省”。(《清史稿》，第2册，第180页)类似的例子还有：康熙十八年七月，京师地震，康熙除了诏发内帑十万赈灾外。还立刻召集官员对朝政得失进行了反思。康熙首先自我反思：“朕躬不德，政治未协，致兹地震示警。悚息靡宁，勤求致灾之由。”(《清史稿》，第2册，第200页)随着时间的推移，康熙开始逐渐怀疑祈雨之法：“朕为圣祖母。不能祈求永年，而为民请命，即使天有心感，能不负惭于中乎?自此以后，每遇求雨，朕但于宫中斋戒，不复躬亲祈祷。”(《清圣祖实录》，第275卷)大约在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8年)以后，康熙对天象示警说有了进一步怀疑，并且客观地分析灾荒发生的原因。他指出：“地方官吏谄媚上官，苛派百姓，总督、巡抚、司道又转而馈送在京大臣，以天生有限之物力，民间易尽之脂膏，尽归贪吏私橐。”(《清圣祖实录》，第82卷)所以“民生困苦已极，……近因家无衣食，将子女入京贱鬻者不可胜数”。“岂牧民之官苛取以行媚与?大臣或朋党比周引用私人与?领兵官焚掠勿禁与?蠲租给复不以实与?王公大臣未能束其下致侵小民与?有一于此，皆足致灾”。(《清圣祖实录》。第82卷)官员贪污，勒索百姓，后者的抗灾能力自然不强，康熙的这种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康熙在其统治后期进一步客观地分析了灾荒发生的原因。认为人口增多，土地不足是灾荒发生的原因之一。从康熙的下面这段话就能看出来：“地亩见有定数，而户口渐增，偶遇岁歉，艰食可虞。”(《清实录》，康熙朝，第231卷，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他强调人口增多与土地不足之间的矛盾是抗灾力不强的原因。康熙认为，只有“使田野开辟，盖藏有余”才能提高抗灾能力。

二、重视灾前防治工作

从维护自身统治出发，康熙对自然灾害的预防非常重视。他曾想过很多措施来增强抗灾能力。重视农业、重视仓储及关注水利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农业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康熙认为：“农者所以食也，桑者所以衣也，农事伤则饥之原，女红废则寒之原。”(《圣祖御制文一集》，第18卷，第5页)发展农业百姓就不会挨饿，因为“谷者，生民之命。一岁不登，则一岁乏食”。(《清圣祖实录》，第111卷)“自古圣王，不贵金玉而贵五谷。谷者，民之命也。朕甚宝之”。(《清圣祖实录》，第139卷)农民困苦与饥饿，无以生存，势必发生起义。“康熙二年，福建王铁佛扰延平、建宁等处”发生起义。就是由于饥饿引起的，康熙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前史民乱，率起于饥”，(《康熙政要》，第21卷，第5页)所以康熙对农业给予了高度重视。《九朝东华录》记载，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6年)曾谕旨：“朕处深宫之中，日以阊阎生计为念。每巡历郊甸。必巡视农桑，周咨耕耨，田间事宜，知之最悉，诚能预筹穑事，广备灾，庶几大有裨益。昨岁因雨水过溢，即虑人春微旱，则蝗虫遗种必致为害。”有人反对抗虫灾，认为：“蝗不可捕，宜听其去。”康熙指出：“此等无知之言，尤宜禁止。捕蝗弭灾，全在人事。”(《清圣祖实录》。第163卷)因此令州、县官亲自到田间捕虫防灾。康熙多次颁发重农谕旨：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6年)南巡视河，谕山东官员指出：“百姓欢迎道左者数十万人，计日回銮。正当麦秀，其各务稼穑，毋致伤农。”(《清史稿》，第2册。第266页)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8年)又强调：“朕顷因视河驻跸淮上。江浙二省官民吁请临幸，朕勉徇群情，涉江而南。方今二麦垂熟，百姓沿河拥观，不无践踏。其令停迎送。示朕重农爱民至意。”(《清史稿》，第2册，第271页)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靠天吃饭。雨水的多寡对农业的收成好坏影响很重要。及时掌握各地的晴雨旱涝情况，才能为抗灾做准备，因此，康熙很重视各地晴雨旱涝的情况。在《圣祖谕旨》里有如下记载：“朕留心编氓，历年最久。民所依者食也，食之足者天也，所以雨D、风云无不细查。……察集历年晴雨录，虽各省不同，惟初八、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无雨日颇少。如初九至十五月望不能致雨。倘云盛盖月，即成霪雨，非数天不可止矣。”足见康熙对晴雨的重视。康熙不但自己重视各地晴雨旱涝的情况，而且要求官员如此。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7年)春旱。他指出：“今值亢旱之际，若不再预筹，为君为臣者，所理何事乎?”(《御制文集》，第4集，第8卷)事实上，康熙采取许多措施来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提高防灾能力。仅举一例说明，如康熙时期鼓励垦荒，目的是增加粮食产量。康熙重视垦荒，因为他认识到“农事实为国之本”。(《清圣祖实录》，第116卷)所以康熙即位后谕令各省全面推行垦荒政策。他曾对垦荒作出奖罚规定：如果某一地区开垦荒地数量较多则该地的官员将要受到奖励，如康熙三年(公元1665年)加授河南总督刘清泰为兵部尚书，加授河南巡抚周自德为工部尚书，原因就是河南“劝垦荒地功”。(《清圣祖实录》，第13卷)反之，地方官员则要受到惩罚。除奖励官员外，也奖励百姓垦田，如“贡监生员民人垦地二十顷以上者，试其文义通顺者以县丞用，不能通晓者以百总用：一百顷以上，文义通顺者以知县用，不能通晓者以守备用”。(《清朝通志》，第81卷；《清朝文献通考》，第2卷)为调动垦荒者的积极性，从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开始就规定垦田的起科年限，但其时起科年限不固定，有 时是三年，有时是四年，康熙十八年规定起科年限为六年，通行全国。鼓励垦荒，荒地变成了耕地，耕地增多，为粮食的增产提供了可能，也为防灾做了相应的准备。与防灾相对应的是康熙重视推广高产作物，如在北方试种水稻成功并且向南方推广，等等。

关注水利也是康熙防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兴修水利，水旱之灾才有可能逐渐消除。这实是兴农富国的大计，也是防备灾荒的先策”。(邓拓，《中国救荒史》，第245页)康熙很重视兴修水利，曾“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件大事，书宫中柱上”。(《清史稿》，第34册，第10112页)康熙认为，河工问题关系民生。康熙十五年(公元1677年)曾对工部尚书冀如锡等人说：“河工经费浩繁，迄无成效，沿河百姓皆受其困。”(《清圣祖实录》，第63卷)康熙时期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治理黄河，因为“黄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而运(河)亦病”。(《清史稿》，第13册，第3770页)“漕之患莫大于(黄)河”。(《治河奏绩书》，第1卷)康熙多次阐述其重视治河的想法，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4年)指出：“今四海太平，最重者治河一事。”(《圣祖仁皇帝祖训》，第33卷)“黄河屡次冲决，久为民害，朕欲亲至其地，相度形势，察视堤工。”“朕向来留心河务，每在宫中，细览河防诸书及尔(指治河名臣靳辅)屡年所进河图”。(《清圣祖实录》，第117卷)除了任用靳辅等治河名臣之外，康熙曾六次南巡，亲理河工，收效明显。“黄淮俱已安流，运河较前深通，重运无阻”。(《清圣祖实录》，第230卷)兴修水利使得水患初步得到控制，农业生产及人民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康熙说：“前者南巡，见阊阎失所，不堪瞩目，今服饰、颜面大异往时。”(《清圣祖实录》，第219卷)兴修水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百姓的抗灾害能力。治河的结果是“畿辅、秦晋，民俗丰裕；江浙则较(康熙)三十八年更胜。”(《清圣祖实录》，第214卷)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兴修水利。

重视仓储是康熙荒政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康熙很重视仓储的作用，在他看来，如果仓储有余，即使发生灾荒也不可怕。有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康熙指出：“天行不齐，多赖人事补救。朕仓有余粟，帑有余金，随时随地，皆可赈济，故虽逢旱岁，亦不为灾也。”(《清圣祖实录》，第275卷)康熙反复强调仓储的作用，康熙十八年指出：“盛治之世，余一余三，盖仓廪足而礼教兴，水旱乃可无虞。比闻小民不知积蓄，一逢歉岁，率致流移。夫兴俭化民，食时用礼。惟良有司是赖。督抚等其选吏教民，用副朕意。”(《清史稿》，第2册，第200页)“重农贵粟，所以藏富于民。经久不匮，洵国家之要务。”(《百二老人语录》，第2卷)在此，康熙已经意识到了仓储在备荒中的作用。康熙统治时期除了原有的常平仓之外，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4年)他还指示各州县、各村应同时设立社仓，收贮米谷。因为当时虽有常平仓，但遇荒年往往不敷接济，于是康熙朝以后基本上都设立社仓。

三、重视灾时救助工作

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封建社会，尽管实施灾前预防措施，但灾害依然会发生。灾害发生时的救助就犹为迫切，康熙对救荒很重视，将赈灾看作是养民之举。他曾谕户部：“小民资生，惟赖田亩，一遇灾，禾嫁损伤”，“急宜蠲赋”。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90年)，因畿辅长年无雨，康熙命官员“每日皆齐集午门前，以救灾恤民之道详细计议”。(《清圣祖圣训》，第7卷)康熙还曾谕大学士：“户部储有余财，凡遇有旱涝，可以酌量赈济蠲免，无所顾虑，民间不致困苦。”这里有三个观点需要注意：一是康熙认为救灾要及时，康熙三十年(公元1692年)陕西有些地方旱灾，地方官未及时上报，造成救灾延误，康熙将相应的官员尽行革职。康熙四十二年因“山东有司不理荒政，停其升转”。(《清史稿》，第2册，第263页)二是反对匿灾不报。出于种种原因，灾害发生时，有些地方官匿灾不报，康熙认为“自古弊端，匿灾为甚”，(《清圣祖实录》，第219卷)要想救灾必须及时了解灾情，康熙要求地方官员必须及时上报灾情，对隐匿不报或推迟报灾的地方官员进行处罚。康熙三年，山西省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旱灾，但该地督抚隐瞒不报，康熙令吏部“议处具奏”。(《清圣祖实录》，第14卷)只要是关于地方上报灾情的情况，康熙都认真对待。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3年)十二月，户部议驳奉天报灾，康熙指出“晴雨原无一定，始者雨水调和，其后被灾，亦常事耳。可准其奏”。(《清史稿》，第2册，第261页)。三是强调官员在荒政中的责任。康熙八年(公元1670年)六月诏：“朕夙夜求治，念切民依。连年水旱频仍，盗贼未息，兼以贪吏K削，民力意殚，朕甚悯焉。部院科道诸臣，其以民间疾苦，作何裨益，各抒所见以闻。”(《清史稿》第2册，第178页)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5年)指出：“朕咨访民瘼，深悉力作艰难。耕三十亩者，输租赋外，约余二十石。衣食丁徭，取给于此。幸逢廉吏，犹可有余。若诛求无艺，则民无以为生。是故察吏所以安民，要在大吏实心体恤也。”(《清史稿》第2册，第264页)

总之，从维护自身统治出发，康熙执政时期提出了许多荒政思想，用今天的眼光透视其荒政思想，能发掘出其合理性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