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的君德观

摘 要：康熙帝是历史上有名的君主，他成就的取得在于其将君主道德修养作为治国体系的核心。通过修身养性，塑造君德，康熙帝不仅成功地实现了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到汉学皇帝的转型，为治国理政打下了人格基础；更确定了“以德治国”的传统，推动了康乾盛世的形成。因此，其被后世评价为内圣外王的典范，是贤明君主的代表。

关键词：康熙；君德；以德治国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4-0094-02

现代学者认为“整个社会道德心灵的觉醒与彰显程度，以及统治者是否有足够的公民美德和风范，会极大影响政府体制的运作”[1]。因此统治者的道德品质显得尤为重要。《清史稿・圣祖本纪》评价康熙帝“为人君，止于仁”、“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纵观康熙帝著书与治国的言行，字里行间闪耀着“君德”的光辉，康熙帝的君德观主要体现在慎、俭、勤、实四个方面。

一、“谨终如始，慎修永思”的修养理念

按照儒家传统的设计逻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君主获得了无限制的权力资源后，约束只能道德层面来获取平衡，康熙帝正是儒家思想的维护者和践行者。

康熙帝首先从理论上阐明了对于慎的认识，康熙帝承认每个人都有“几”，几就是“当其寂焉独处时心之隐跃欲动者，已灼然其不能遏”的念头；其次认为要分辨“几”的性质，因为“几动，而理与欲遂分”所以自古“圣贤于一念之发，必审之于中，理则扩之，欲则禁止之”；然后又从反面论述到如果不“察之于早”则会“天命之在人者必离……纵于一时而贻于长久远，或疏于一事而误及多端”违背天理，缺乏笃定，最终因放纵不谨而因小失大；最后康熙帝指出了形成庶几慎独之方，要“从事于淳颐之思、张载之豫、朱熹之敬”。康熙帝在理论上形成了对于慎的体系认识，防微杜渐，奠定了其君德论的基础。

要做到慎就要防微杜渐，以谨言慎行掌握国家政权。康熙帝以史为鉴，认为“明末一切事例，游移不定，上无道揆，下无法守，所致沦亡”[2]。因此应该“凡事皆当，谨始定终”。他清楚地认识到“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即贻千百之患。不矜细行，终累大德”[2]因此“凡人事之来，无论大小，必然审之又审，方无遗虑”[3]。君主只有谨言慎行，才能得人心，取信于民。

历史上不乏臣子利用君主的喜好来腐蚀权力的例子，康熙帝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经常告诫子孙“在下者，常视上意所向，而巧以投之，一有偏好，则下必投其所好以诱之，朕于诸艺，无所不能，尔曾见我偏好一艺呼？是故凡艺俱不能溺我”[1]，尤其是作为高层领导者，如果不注重自身的爱好，就会被其他人钻孔利诱导致权力的腐败，因此“慎所好”至关重要。

二、“禁止奢僭，崇尚节俭”的生活追求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康熙帝深谙此理，“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爱惜民力，崇尚节俭，效法古王。曾著《勤俭论》“孔子之称禹曰‘无间然’，舜亦羡其勤邦持俭家。”认为三帝之治之所以能被万世所效仿，就在于三能勤俭治国。

康熙中期，经济繁荣，人口雍熙，土地与人口之间的矛盾初显，康熙帝洞察这一问题，提出了“资源有限而惜之”的观点，南巡到内蒙古时，对当地官员说道“天下物力有限，当为天下惜之，今酥油乳酒供给有余，尔等会同庆丰司，酌量收取，足用则已，不可过多。”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其还坚持“备而无患”，康熙年间，自然灾害比较频繁，他继承了儒家推崇的“耕九余三论”的思想，认为只要通过节俭能够积贮粮食，使得“凶荒可备”，抵御灾害。

康熙帝认为“帝王致治，首在维持风化，辨别等威，崇尚节俭，禁止奢侈，故能使人心淖朴，治化休隆。近见内外官员人等，服用奢靡，僧越无度，富者趋尚荣丽，贫者互相效尤，以致窘乏为非，盗窃诈伪，由此而起。人心嚣凌，风俗颓坏，其与治化所关非细。”[5]提倡节俭不仅是转变个人的生活作风问题，更是稳定人心，改良整个社会风气的问题。

培养节俭途径方法上，康熙坚持了制度化的理念，由于嫁娶丧祭过于靡费，所以更该条例，冀返淳朴“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宫室车马衣服仆从，一切器用之属，具立定经制，限以成数，颁示天下，恪为遵守，不许少有谕越。久之俭德日彭，贪风日息，民俗陈而人心厚，几于淳庵之治不难矣”[6]。通过为大臣王公贵族等不同制定不同用度，从而约束其行为；不仅如此，康熙帝还以身作则，躬行倡导。

正是在康熙帝的大力推崇和倡导下，“大臣亦皆效法，不用金银器皿等物。此时服用较从前十分之内，已减九分矣”[6]，开创了清初清明的政治环境；同时后宫用银缩减了62两，理藩院用银缩减了72万两，光禄寺、工部分别缩减了10万两、20万两，为康熙时期抵抗外侵，奠定政治版图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保障。

三、“致治之道，务在精勤”的勤勉作风

勤是行政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保证行政活动得以落实开展的前提，康熙帝认为勤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业广唯勤论》中这样说道“唯勤，则能豫。豫则临事有宽裕之体，而不困于烦剧。唯勤，则能审。审则事机有坐照之明，而不至暗汶。唯勤，则志气日新，而可以振冗之习。唯勤，则心思日用，而可以生智勇之才。以之治事，则官无废事。以之临民，则民无失职。业之广也，断在乎是”[7]，只有勤奋才可以励精图治，实现民生乐业的理想。因此康熙帝用自己一生的实践行动践行着勤的理念，诠释着勤的内涵。康熙帝的勤勉作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勤学，二是勤政。

康熙帝认为千古业绩与学习是密不可分的“凡事俱由学习而成。务学必以敬慎为本。”[2]认为自己的才能并非天赐，而是来源于后天不断地学习。从小就刻苦“朕自五龄，即知读书，八龄践祚，辄以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书，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2]康熙十年确定经筵日讲制度之后，未曾一日松懈，即使在三藩之乱的多事之秋，仍旧“乘间进讲”、“每日进讲如常”。超越其他帝王的是，康熙帝将西学内容也纳入自己的学习领域，其学习涉及数学、天文学、地理、医学等诸多领域，编纂了大型知识全书《律历精蕴含》，测绘了第一步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康熙帝追求科学的探索精神使得其人格魅力和君主品行更具有包容开放性的色彩。

康熙帝认为：“致治之道，务在精勤，励始图终，勿宜有间”。古代帝王处理政务有两种方式，一是御门听政，二是批改奏折。为了实现庶绩咸治的理想，康熙对这两种方式力行不怠。康熙八年，清初鳌拜专权后，改内三院为内阁，取消辅政大臣内廷议政，恢复前朝日票拟章奏折制，御门听政正式确立，并延续清一代，成为清朝皇帝勤政的标志。御门听政举行于每日黎明，康熙帝“未明求衣，辨色视朝”，春夏早六时，秋冬早七时，即使“盛夏祁寒未曾稍辍”，“偶有违和，亦勉自听断，中夜有机宜奏报未尝不披衣而起”[2]。康熙帝对于各地呈送上来的奏折，无论多少，都逐字逐句亲自批改，即使连错字和很小的笔误都不放过，以至于“右手病，不能写字，用左手执笔批旨，断不假手于人”[2]，辛勤正如康熙五十六年回忆起此生所感慨“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不惶，未尝少懈，数十年殚精竭虑，有如一日，此岂劳苦二字所能概括耶？”[2]

四、“虚名无益，有实则名”的务实精神

中国古代有“三不朽”之说，即“立德、立功、立言”，这三方面成就卓著者才能使名声流传于后世，强调做实事，行实功。康熙帝认为“君临天下之道，唯实心为本，实政为务”[2]。其求实的精神表现在对自己的客观认识、不迷祥瑞和禁求虚名上。

康熙四十三年，回顾四十年政绩，自责说“清夜自问，移风易俗，未能也；躬行实践，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给人足，未能也；柔远能迩，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顾，未能也，自觉愧汗”[6]，康熙帝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并没有站在功绩上止步不前；五十六年对于自己一生进行总结时，在谈到别人都认为天子使各种祥瑞，美化为神时，“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八岁践祚，迄今，从不许人祥瑞之事……此皆虚文，朕所不取，唯日用平常，以实心行实政而已”[6]。

康熙帝反对道术、祥瑞等虚无缥缈的寄托，“始皇既并天下，遣使访三神仙，久之药不可得；汉武帝敬鬼神之事，祠太乙，建飞廉馆，作柏梁台，以招鬼神之属，穷无左验，乃自叹愚惑，唐宪宗招方士，求仙药，后服之日益燥渴”[6]。康熙帝认为这些对于无所用处，只有“大德必得其寿”。地方大臣向其推荐“朕自幼读书，颇见帝王所好者，景星、庆云、芒草之类的，朕皆不以未尝，所谓瑞者，年谷丰登，家给人足”。康熙帝将其关注焦点与重心放在民生疾苦上，这种朴实质朴的作风值得效仿。

“尊号”是帝王在位期间所取得最高最荣誉的名号，起源于秦始皇。康熙皇帝一直反对上尊号。从康熙二十年到康熙六十一年，每逢平三番、收台湾等重大事件或者皇帝的生辰等重大喜庆之日时，众臣都仰慕帝王功绩，歌功颂德，请求上尊号，康熙一概拒绝。“如一切政治不能修举，则徒上尊号，朕断不受此虚名”[9]。他认为真正对自己肯定是“大小臣工，人人廉洁，俾生民得所，风俗淳厚，教化振兴，天下共享太平之福”[10]。

康熙帝是一位值得肯定的人物，克几约几的修养哲学增加了其人格魅力，为朝廷君臣相得、和谐共处局面创造提供了人格性的保障，使得其从政实践中也蕴含着强烈的德治色彩，“康熙中叶后，天下又安，封疆大吏多尚廉能，奉职循理。”[11]崇尚德治的思想使得其在位期间出现了大批清官，奠定了康乾盛世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焱.主义与现代国家[M].北京：三联书店，2003：216-

217.

[2][清]章.康熙政要[M].曹铁，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279.

[3][清]章.康熙政要[M].曹铁，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 28，287.

[4][清]康熙.康熙教子庭训格言[M].唐汉译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8.1

[5]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第四册2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310.

[6]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三）第六册20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43.

[7]中仁.康熙御批―透视康熙的为君之道（下）[M].北京：华侨出版社，2000：1161

[8]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9.

[9]赵志恒.大清十朝圣训[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171.

[10]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第四册9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2247.

[11]清史稿・石琳.清史稿第3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7：1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