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平:建筑师与全球化语境

本刊特约记者：刘博士，你好，我知道你在建筑和城市设计方面做了很多年的研究，也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上进行过探索，在“全球化，地球村”这样一个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交融，使很多东西都在失去地域特征，有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也经常有这样的感叹，那就是觉得很多城市，慢慢地变得没有特色，逐渐地丧失了城市原有的性格，而这也突出地表现在建筑风格上，也即一个城市的可识别性已经不再依附于原有的当地的传统文化了，你是否认同这样的看法?

刘晓平：关于全球化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课题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突出和现实的问题――我觉得非常巧，因为在我的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就选定了这个题目，因此也非常愿意就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和思考跟大家分享。

我认为这个问题，确实谈论的多，但讲得清的比较少。自从我博士论文完成以后，里面很多相关的观点，我也在《新建筑》、《中外建筑》、《华中建筑》等一些建筑刊物上作了相关阐述。可能有些观点，在我们建筑界显得有点离经叛道，但是我真诚地希望大家现实地科学地来直面我们今天的语境。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叫“当代跨文化建筑现象研究”，后来出书改为《跨文化语境中的建筑思维》，已于今年6月底在中国建工出版社出版，此研究试图探讨我们要怎么来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建筑创新。

课题里面，其实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对全球化的认知，这块主要是进行交叉研究，实际上就是拓宽我们建筑学的范畴。进入当代全球化理论视界，从丰富的理论学说中，我也获得了非常多重要的启示，同时在最后也认清了我们的语境，认清了我们当代社会环境。第二部分也对如何进行当下的建筑创作、如何增强创新话语权问题作了一些阐述。

我在杂志上和一些论坛上也谈了研究成果，总结了三个理论范式来看待当代全球化的世界。第一个就是“全球文化多元主义”。也就是说，今天全球化不可逆转。首先，经济的全球化――我们今天在发达地区，沿海地区，就能深刻地感受到这个全球化的趋势，包括跨国企业，跨国资本，跨国的产品。消费与传播，包括是文化产品的消费与传播等等。那么怎么来认识这种全球化的现实。过去可能有一种“文化殖民主义”，或者是“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调，这实际上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早期扩张的时候产生的。那么今天来看，文化和经济交流都是在国家之间，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那些被传播国家有一种主动的吸取和主动的欢迎。借鉴全球化理论里面有一种观点，叫做文化多元主义，也就是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要积极地看待全球化现象，也就是我们从中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可以享受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其实我们也正在享受的……文化领域也是这样，今天我们的信息传播非常快，总比闭塞要好啊，对吧?我们的建筑图书、我们的网络，这些可以让我们获得非常多的资讯。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观点。

第二个是“地域认同的塑造和再塑造”，这也是很多后现代文化哲学的一些学者提出来的。就是我们过去赖以为基础的地域主义――它里面其实有一个潜台词，就是地域的认同是亘古不变的，地域属性是非常稳定的，而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能够感受到，事实上不是这样，像美国这样一个最典型的移民国家，实际上它是各种文化多元共存的，有很多亚文化圈，还有很多南美裔的一些聚居区和一些城市社区。这样一种现象，对此文化哲学者认为是地域“再植入”――对我们来讲，可能是很新鲜，但是非常现实的一个现象――就是地域的认同，是可以被塑造，被培养的，这点我想我们从很多现象也可以观察到，比如我们现在有川菜全国走，藏药全国走，其实它就是被“脱域”了。就是说它可以在一个新的地方再植入。那么这里面有两个词，“脱域”和“再植入”，揭示了原有的地域文化可以被搬到其他地方。这一点的揭示对我们是非常有启发的。也就是说，人对地域特色和地域环境的认同不是固定不变的，是可以改变的，可以被塑造的，这种现象也非常多：许多人从故乡进到某个城市，几年后对此城市有了新的故乡感。在房地产项目里面，好多地中海风情、英伦风情、西班牙风情等等，这就是一种“脱域”然后在中国“再疆域化”，那么同样，一个人一个建筑师，到美国去留学，或者到日本去留学，慢慢地会对美国、日本产生一种认同，形成新的那种地域性，但是再回到中国，可能又变成一种杂糅。这是第二个范式。

第三个，就是文化商品化和大众化。我们不得不承认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大众文化流行和高度商品化的时代，如果说早期资本主义它是一种有限的商品化，那么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应该说是一种更大的商品化浪潮。所以在今天，怎样来看待建筑学、建筑设计产品和建筑文化。其实，我们不能再把它当作是阳春白雪或者是殿堂文化，它有殿堂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它也有大众文化，也有消费文化的色彩，这个也非常容易理解。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各种风格文化的商品房，其实它就是在卖文化，它就是在把建筑文化商品化，然后提升它的商品附加值。

同样我们今天进行建筑设计思考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必须顾及它的市场效益。可能在现代主义时期，有很多自上而下，或者不考虑市场的。但在今天，你不得不考虑市场，这样就要给建筑评价和设计观带来一些转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体育场馆、文化馆，很多会考虑商业化利用的诉求。这对我们的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像美国的PA建筑杂志，他们从2006年开始设了个奖，叫“好生意、好建筑”，就是奖励那些产生更好经济效益的建筑设计。

上述这样三个理论范式，其实对我个人而言，已经回答了如何来认识今天的这个生活世界和我们的创作环境。

关于“城市的可识别性已经不再依附于原有的当地的传统文化了”，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的，实际上，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对于大量中等以上的工业化城市确实是这样。依据全球化时代的城市体系和城市分工，在我的博士论文里面我从全球化时代的城市特色角度建构了一个体系。就是我们必须承认今天的城市有国际性城市，比如说全球化时代的总部基地所在地上海、东京、伦敦、香港等，在这样的城市，它是不可能有非常鲜明的识别性。大家也都觉得国际化都市越来越趋同，这是因为它的投资是一种多元混合，这种多元混合是有相似性的。各国资本在一个地方建设，那么建设行为代表的是全球资本，是全球品牌，当这些全球品牌混杂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种趋同的无特色。实际上就是资本决定了我们今天这个全球性城市的特点――用库哈斯的话说，就是“Generic Ci}y”(一般性城市)，他认为“一般性城市”在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而这些国际性城市，实际上也是我们全球性文化的传播地。第二类城市，以我们中国为例，是一些省会城市，它是区域经济中心，实际上它也承接了全球化的投资，所以很难保存自己的传统特色，所以它在全球化现代化的驱动下也必然会走向相似。可能在这些城市里面，还有一些传统街区和一些历史建筑，但这只是片断的，局部的，不可能有面上整体的感受。就像我跟一个朋友从上海飞到南宁，他觉得很失望，他说为什么南宁也这么现代，并没有他想象中的民族特色。因为他觉得这地方已经离

上海那么远了。我就跟他开玩笑说南宁人民也向往香港、向往上海，南宁的政府领导也希望有超高层、希望有玻璃幕墙。其实问题就在这里，当人们在追求工业化、追求现代化的时候，其实他的审美愉悦不再是原有的地域性的东西，而是把这种现代化、都市化作为他们的追求目标。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总不能在上海享受了现代文明，又要求当地人坚守他的一些旧俗。并且，今天的人――归根结底在于人，也就是南宁的大部分人，不管是知识阶层还是官员，其实他们受的都是现代教育，这种教育包括当代文化都让他们去追求现代化。所以就像我们超市里的货物，全国全球都有可能是一样的――门类一样，品牌一样，甚至是产地一样，换个角度恰恰就能理解我们今天的建筑消费趋同现象。

但是还有内地的一些县城，规模不大，人口10～20万左右，传统的建筑保存得比较好，或者说它的规模，它的人口方面，还有它的山水比较有地域特征。它会给我们一种强烈的感觉，比如说四川的一些山城，福建的一些山城，虽然它的建筑很没有风格，没有格调，但是它整体的地理位置，那种格局就会让你感觉和特大城市，或者省会城市不一样的。像这些城市，如果通过人为的引导和风貌的塑造，是可以塑造出一定的特色来的。

还有一种更小的、旅游定位的特色城镇，像丽江、凤凰、周庄，它是以旅游产业为支柱的，它一定要保持历史风貌的完整性和纯真性，就像我们的地方小吃一样，它的味道一定要纯正、浓烈。这些地方，它的城镇特色是依赖于它的老祖宗，依赖于它的传统文化。但这种城镇，不是我们当代城市化的主流。我们要把它进行区别的对待，我们在做一些小城镇，或者一些地方性特色城镇规划的时候，比如它的古建存量比较大，建筑比较有特色，包括它的环境比较有特色，又想发展旅游业，那完全可以保护性开发。但是这些地方其实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就是即使你要保存它作为旅游产业的话，本地人仍然不愿意住在里面，因为没有现代生活设施，所以像丽江、凤凰，实际上本地人还是有很多人会搬出去，丽江就有一个新城，它只是把古城作为全国、全世界人民的一个度假地，所以里面全部是休闲设施，这样就解决本地人追求现代化生活和它古域的建筑必须保持作为旅游资源的这样一个冲突。我们过去常混为一谈地来讨论城市风貌问题，譬如说来论证一个地方、一个城市风貌问题的时候，去举绍兴，周庄，丽江这样的例子，以小型旅游城镇去论及一个省会城市，或一个中型工业城市，这是不恰当的。我们首先应该对当代的城市格局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今天，中国城市都在发展开发区和新区，叫做新城(区)建设，是90年代以来在城市化驱动下，土地财政及房地产开发模式下快速建设的。这种新区一般有20－50km2，人口在20万到30万，它是一张白纸，可以塑造出一些城市特色。这个城市特色可能主要来自规划和设计风格。举个例子，像上海的临港新城(德国GMP公司规划)，整个就是几何型的一滴水，全部是放射状路网，这是一个非常理性、非常几何型的新城总图，那里的建筑风格基本上也以德国的简约式为主，如果到了这样一个地方，你也会感觉到一种特色。从这个角度讲对于一些城市新区，对特色做一些刻意的塑造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在这里面也有一些风险，就是说地产商介入以后，在房地产市场竞争和多元消费的需求下，能否坚持全城一格，就是一个问号了。做得比较好的是苏州工业园区的湖东部分，它基本上是在现代的这种格调下面略有差异，近年也出现了一些中式、英式的建筑风格。

2010年福建三明规划局邀请我去做一个全市县级以上建设干部的培训，原因是他们那里有一个泰宁县城，是一个旅游城镇，这两年做了皖南民居风格整体改造，得到了省里的肯定，他们请我去做城市风貌的报告和培训，我知道其潜台词是要我去强调和宣传如何来做这种地方民居风格，但是我恰恰围绕如何来认识全球化时代的城市特色和如何来塑造我们各自城市特色这样一个论题。我在会上也给大家敲了警钟，就是说不要泰宁做了皖南民居，然后所有的县城都要去照搬，这样无论是从旅游资源的差异化角度，还是它自身建筑特色角度都会丧失特色的。所以我更建议闽北的一些县城视野更宽广一点，如果你要做旅游的，我觉得不妨做一些异国情调的。最近我在做武夷山市旁的水吉镇，大胆地给地方提出来，做瑞士风情，因为它的山水非常接近瑞士，而瑞士小镇本来就是世界向往的一种度假地。当然更多的城市我是建议他们如果不是做旅游城镇的话，未必要去追求一种纯风格，可以在现有的前提下面，利用自己的山水和地形去塑造一些自己的个性和特色。

所以在今天，像城市发展趋同现象，用我前面三个范式完全可以解释。否则的话你就只有批判。因为很多人会把这种形式和风格上升为建筑学术，这其实是因为你没有从商品角度来看待。

本刊特约记者：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清楚，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也即是现代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倒退到以前，同样生活方式的改变必然导致建筑形式的改变，从这个角度讲，过去的建筑形式毕竟是过去时了，我们似乎可以说，在现代做现代的建筑是理所当然的?

刘晓平：这个基本面上肯定的。因为古人穿旗袍马褂，在今天我们穿西装：今天人的性格、心理都不一样了。很多人说你出国有没感觉这个“CuIture Shock”，我说基本没有，因为现在不是七八十年代，我们的环境，我们受的教育和我们的心理，其实全世界已经非常接近了。可能你只有到一些原始地区，才会遭遇到一些异域的感觉。科技飞速发展，网络、电视都在影响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建筑的形式、技术都在改变。但是，建筑是为人服务的，是人创造的，从人类学的角度讲，我们整个人类是处在一个中年期，人从出生到成长，又在非常短的一个时间，在微缩着人类的历史，你是通过学习来了解历史。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在任何一个时间段是怀念过去、展望未来的这样一个主体，所以人是有记忆的，他必然会怀旧。人的记忆包括从他出生地，成长的记忆，还有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学习产生了记忆，我们古人创造的一些东西，有些是会被抛弃的，有些是同我们心灵某些深层次的需求紧密相连的，多多少少还是会被当代人所延续和认同，这是看待传统的一个角度。

人们今天的生活方式，追求现代时也会怀旧，更追求一种多元化。过去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帝国主义扩张的时候，那种差异化是归类为殖民主义，比如把宗主国的一些建筑风格搬过来插到被殖民国，还有一种就是东方主义，就是把东方或者落后地区的形象，建筑风格或风貌固定化。比如把中国的建筑都做成大屋顶，就像中国第一批的教会学校，中西合璧，都做了一些大屋顶。从民国以来，我们常常会以地域主义和民族主义来对抗全球化，一直到20世纪末，其实我们发现是无济于事的。回顾一下今天这么多的城市，难道是我们的地域主义建筑和民族主义建筑是主流面吗?显然不是，这就是因为全球化无法逆转的。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现代人做现代建筑，是不是就像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一样导致了一

种国际主义和无差别?到6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和批判地域主义，包括新现代主义，实际上又在追求着差异。在今天，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主流面上是一种同质化，其实人们又在不断的渴望差异，渴望新鲜和猎奇，就是同质化和差异化一直是纠缠着的运动。实际上在今天很多的差异化是由这些具有原创力量的产品供应商，他们在全世界进行的创造，就像汽车还有建筑设计都在不断地进行更新换代。时尚都在几个发源地进行着全球的，包括我们的艺术、电影。

今天我们是要做现代建筑，更要寻求一种个性，寻求一种品牌原创，让这个世界更加丰富。而不是一味地趋同，一味地仿造。这种设计的差异主要来自于学派和设计师的个性，这种创新不再以国家和地域为基础，而是以学派和个人的个性为基础。今天这种对话是以有创造力的个人和学派他们之间形成的全球性的对话。难道你能总结一个美国学派吗?难道你能总结一个美国建筑特点吗?这显然是很困难的。做今天的建筑，是由设计师这个主体――主体的背景、主体的喜好，然后对现场的认知和创造，然后加上很多因素，来共同作用形成的一个创作的结果。用批判地域主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就是“此时此地的营造”，“此时”就是今天这个时代，“此地”就是这个现场和创作场合。面对此时此地，再加上不同的主体，同一个项目，请像诺曼・福斯特、伦左皮亚诺或者是安藤忠雄去做，他们做出来都会不一样，就说明了人的因素非常重要。而同样的主体，又因为时间地点的不同，可能又会有差异。现在出现了一种个人品牌全球扩张的现象，像迈耶作品完全是一种个人风格，像专卖店一样的卖到世界各地。但是对地点因素或者叫场所因素，他也有非常多因地制宜的巧思。现代建筑为什么产生差异，我想主要来自于人的差异，所以说差异的第一要素是人，人的创造力、人的个性、爱好，然后再加上此时此地。

本刊特约记者：那么，我们要继承和发展的是过去的什么?怎么去继承了呢?

刘晓平：首先，我认为未必要刻意地规定我们一定要继承什么、继承多少。实际上是根据项目场合及方方面面的条件，来制定你的设计策略。有的时候未必非要继承，更需要你天马行空的创新，比如在一个没有任何文化背景的水边或者一个绿草地中，它呼唤什么样的建筑?如果是在～个街区里边，你也有两种选择，若是盖里他可能会选择在手法或者材质上对比；李伯斯金也可能用非常怪异、残缺的形体；文丘里可能会更多地去注重旁边的一些元素或色彩。所以继承这是一个非常不确定性的问题，其实在我们中国的一个事件就是典型，就是我们的北京国家大剧院，最初竞标的时候，很多建筑师包括清华院的方案，还有北京院和矶崎新合作的方案，其实他们基本上走的是形式继承，就是跟原有的周边的一些建筑物相似，但风格更加新、空间更加现代的――我们可以叫做“传承中发展”的构思。但是最后评委会还是选择了安德鲁的方案，他的方案其实也不失为一种环境策略，他走的是对比的策略，也有他的理性、他的价值和他自身的逻辑，就是说，通过对比让历史建筑跟新建筑拉开差距，新建筑成为它的点缀，又通过将建筑埋到广场下面，埋到水中，让整个建筑变成了景观(当然造价备增)，周边的历史建筑依然是主体，新建筑也不失为焦点。所以在继承的问题上始终有那么两种观点，但是我相信这两种观点还是会不断存在，不能简单说孰好孰坏。

回顾后现代以来，其实所谓的继承议题，还是有几个层面：一种是显性的，就是传统符号的采集和形式元素的继承，就像我们流行歌曲里面的风、西北风一样的，用一些地域传统的音符音调，把它进行一种重编，就形成既有点古韵，又有点新意的新曲。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一种空间秩序的继承，中国的宫殿、园林秩序是很鲜明的：西方也有它的一些秩序：第三种就是自然观，或说是人的习性，人的习性和自然观也是我们在传统里面可以感受到的独特的东西。比如最近在苏州旺山的“旺山六境”国际集合设计活动，我设定了一个主题就是“此时此地的创造”，要在旺山脚下造当代的、个人的、舒适的园林，要求大家个性化地表现苏州园林的意境。让三个国外建筑师和三位国内建筑师，由着自己的个性，由着自己的感受去表达，结果就出来非常大的差异。在开始设计之前，组织大家参观了网师园，并进行了研讨，很多人真体会到了园林中古代文人的内心世界，但是最后大家表达出来的东西是天壤之别的，这就说明了对传统的继承它是在不同理解上的，最后的表现形式和结果也会是有差异的。而过去对传统的理解和继承只有一种标准，就是看起来传统趋向现代的所谓“中而新”，这个停留在符号层面操作。有些国际建筑师来中国做建筑，就体现了不一样的结果，但确实也能感受到传统的继承，比如大卫・奇普菲尔德在杭州郊区做的良渚博物馆，它完全就是一个现代的建筑，但还是能感受到他对江南庭院空间秩序的一些理解。从中外建筑师的继承比较来看，我认为国外建筑师更喜欢在一种自然观、空间秩序还有城市设计界面上遵循继承，在材质、在手法――特别在材质上，他们强调创新。

我书里有一篇文章，就是介绍北欧最近的几个建筑，像丹麦的芭蕾剧院，大剧院、黑钻石、皇家图书馆，这些建筑在历史街区里面无一不是现代的。但是在设计师理念里面，做了很多关于场所和历史的分析，让我非常感慨，文章题目叫做“地段文脉的创造性表现”。欧洲的这些建筑师对文脉的表达，我认为是创造性的，能够让我们耳目一新。

本刊特约记者：谢谢您接受采访，关于“全球化语境下的设计态度”，我们将在本年度11期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