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以碑存史”的碑志文研究

摘 要： 以遗民身份致力于金元文化保存和整理的元好问，在碑志文创作中“以碑存史”，在真实再现了传主生平的同时，往往借题发挥，抒写自己对金亡的体验和认识，使他的碑志成为一代风云的生动载体。

关键词： 元好问 碑志文 以碑存史

元好问（公元1190―1257年），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省忻州）人，是金元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其“为文有绳尺，备众体”①，今人所编的《元好问全集》中的共二十六卷二百四十四篇文章涉及游记、名胜古迹记、画记、书信、序跋、铭、赞、疏、碑铭表志碣等，其中“碑铭表志碣”类文字计十六卷九十九篇，数量居各体之首，从篇数看，占其文章的百分之四十强；从卷数看，二十六卷中有十六卷，占其全部文章的百分之五十强。在这九十九篇墓志铭中，作为文坛盟主的元好问凭借自己高超的文学素养，以事、以言、以行、以情写人，品题人物、记述事件，为改朝易代时期金元两代众多人物作碑铭。作为史学家的他，抱着“国史兴亡是我职”的高度责任感，秉着“以碑存史”的信念，把碑志文这种应酬交际文字当做史传来写，不但刻画了传主栩栩如生的形象，而且在墓志文中客观反映了与人物相互关联的金元之际复杂的政治历史变动情况和许多金代重要的历史事件。

可以说，元好问的碑志文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代表了他古文创作的最高水平，在其个体文章创作中成就最高。郝经在《遗山先生墓铭》中评价元好问说：“汴梁亡，故老皆尽，先生蔚为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独步几三十年。铭天下功德者，尽趋其门，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余首。”②

一、“以碑存史”的碑志文创作

碑志文创作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记述死者生前的事迹兼诉悼念颂赞之情，死者家属要求“得文士之见信于人者撰述之，以侈光宠，以昭前人，以俟百世之下”③，因此一般都愿意请能文之士撰写碑志文，歌功颂德，以传永久。因而此类文书的写作几乎成了历代文章名士或重要人物的创作专利，创作者可以通过它显示自己的创作才华；同时碑志文也给死者及其家属带来荣耀，使死者生平事迹的可信度得以提高并可光耀后世。清代散文家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说：“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歌功颂德，其用施于金石……金石之文，自与史家异体。”④元好问的碑志文虽也“与史家异体”，但是他在写作时却抱着非常明确的“以碑存史”的目的。

身为金元一代著名的史学家，元好问早在汴京被围之前，在史学意识和责任意识的驱使和支配下，就在其《南冠录引》中表达过致力于搜集资料撰述历史的决心。其言：“请小字书国史一本……明君贤相可传后世之事甚多，不三二十年，则世人不复知之矣！予所不知者亡可奈何；其所知者，忍弃之而不记邪？”⑤这个建议得到了当时宰相的认可，却没来得及实行，但是它反映了元好问在金王朝危急存亡之时表现出的强烈的史学意识。

金亡之后，元好问成为文坛一代盟主，《金史・文艺传》称：“兵后，故老皆尽，好问尉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铭志尽趋其门。”⑥可见，彼时请元好问作碑铭成了一种风尚。对于元好问而言，碑志文正是他保存历史资料的最好的方式和最佳途径，强烈的史家意识和移民情怀，使其在碑志文创作中努力实现“以碑存史”。我们可以通过梳理其碑志文创作的几个分期，窥见其“以碑存史”的碑志文创作目的形成，以及其践行此写作目的过程。

元好问的碑志文写作始于南渡避难期，但那段时间的墓志铭还基本看不出存史迹象，只是保存了大量与传主生平事迹相关的宝贵史料。元好问以亡金故官身份被押山东聊城时期，是其碑志文创作的一个过渡期，六年间创作了《聂元吉墓志铭》、《聂孝女墓铭》、《兖州通知五翼总令王公墓铭》、《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冠氏赵侯先茔碑》五篇。在《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元好问第一次表明了“以碑存史”的决心和意图：

呜呼！世无史氏久矣。辽人主盟将二百年，至如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县长官专用文吏，其间可记之事多矣。泰和中诏修《辽史》。书成，寻有南迁之变。简策散失，世不复见。今人语辽事，至不知起灭凡几主，下者不论也。《通鉴长编》所附见，及《亡辽录》、《北顾备问》等书，多敌国诽谤之辞，可尽信耶？正大初，予为史院编修官。当时九朝《实录》已具，正书藏秘阁，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后，又复与《辽书》等矣，可不惜哉!故二三年以来，死而可书如承旨子正、中郎将良佐、御史仲宁、尚书仲平、大理德辉、点检阿散、郎中道源、右司元吉、省讲议仁卿、西帅杨沃衍、奉御忙哥、宰相子伯详、节妇参知政事伯阳之夫人、长乐妻明秀、孝女舜英，予皆为志其墓。夫文章天地之元气，无终绝之理。他日有以史学自任者出，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发之。故不敢以文不足起其事为之辞。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元好问对国史存亡的看法。此时的元好问尚不知《金实录》已被张柔取走，因而非常痛心。在此，元好问将《辽史》散亡之事与金九朝《实录》并说，意在叹惜他年他人言金事，当复“不知起灭凡几主”也。这种叹惜是一种富有“史识”的史学家痛心疾首之叹惜，可见元好问眷念国史、保存文明的拳拳之心。他深恐金代国史像辽朝国史那样由于社会的动荡而简册散失，史事无征，因而，他勇敢地担当起保存信史的责任。他认为，国可亡而史不可亡，他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存有金一代的国史，使之不随世俗磨灭；他要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担负起历史赋予自己的重任。他把文章视为“天地之元气，无终绝之理”，开始以文载事，目的是为后来史家撰史提供真实可信的历史资料。从这些表述足以窥见元好问对自己“以史自任”的耿耿自信和保存历史及文化的责任意识。

元好问的晚年是其碑志文创作的成熟期和繁荣期。当时文坛盟主赵秉文过世，元好问成为金元之际的文坛宗主，越来越多的人仰望他的地位和名望而请他作碑志文。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五十二篇碑志文，其“以碑存史”的意识日趋强烈。在《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南峰先生墓铭》中元好问表白自己“著金石，传永久”的保存有金一代史料的心志；在《资善大夫吏部尚书张公神道碑铭并引》中，元好问说：“史笔散亡，故老垂尽，不著之金石以示永久，后世征废兴、论成败，殆将有秦无人之叹！窃为宗国羞之，是以慨然论次之而不敢辞。”在《嘉议大夫陕西东路转运使刚敏王公神道碑铭》中，元好问表达了自己的这一目的和做法：

岁乙酉冬十月，故户部尚书王公之子元庆涕泗为某言：……某以为先大夫有功吾晋，乡里晚生与受其赐。今史册散佚，既无以传信，名卿巨公立功立事之迹不随世磨灭者，金石是赖。诚得属辞比事，以相兹役，虽文字暗陋，岂敢不勉！

在修史不成的情况下，撰写碑志文成为“史册散佚”后元好问保存历史资料最重要的措施。

元好问生活于金末元初，目睹亲历了金朝的衰亡和蒙古灭金的全过程，他又从政多年，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金灭亡后，他拒不应聘做元官，以表明自己的遗民身份和对故国的忠诚。正是亲身经历了社会的变迁，使元好问对金代史学所面临的严峻局面有更清醒的认识。动荡的时局，注定了这位金末元初最著名的文学家，不单单是一位单纯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文史大家。他被称为“一代宗工”，他的一生，既是文学创作的一生，又是同史学密切相关的一生。他以文存史的实践是出于史家的责任，也饱含故国之情。同时，更是为来者之兴起提供借鉴。

二、碑志文中的史料

元好问生活的金元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动乱的时期之一。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具有史学家素质的元好问，在他的碑志文中，利用记述人物事件的机会，把金朝日趋衰败、蒙古逐渐强盛这一历史过程中的重大事件非常巧妙地记载下来。

“卫绍王大安初，北兵入边……其秋，宣德以败闻。”（《闲闲公墓铭》）“大安初，北鄙用兵……大敌至，吏民狼狈逃死。”（《潞州录事毛君墓表》）在这里，元好问记述了金朝与蒙古1121年的第一次交战，短短数言，把这次交战的时间、地点、结果，交代得清清楚楚。“贞枯之乱，河朔郡邑在所陷没。”（《费县令郭明府墓碑》）“贞佑初夕中夏受兵。二年春北归。既破平阳，取道太原，分军西六州……汾、石、岚、管无不屠灭。”（《广威将军郭君墓表》）记录的是蒙古向金朝腹部地区的大举进攻的贞佑之乱。“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倒回谷，势甚张。”（《雷希颜墓铭》）“辛卯冬南渡河，战于阳翟之三峰山。明年围汁梁……”（《千户乔公神道碑铭》）“正大八年……正月，河潼失守……二十一日抵卢氏山，与北兵遇，相拒大雪中，士卒饥不能战，是夜遂溃。”（《漆水即侯耶律公墓志铭》）“金天兴初元三月二十七日，金昌府陷。”（《商平叔墓铭》）“开兴改元，北兵由汉中道袭荆襄。京师。”（《闲闲公墓铭》）“壬辰之围，外援阻绝。危急存亡，朝不及夕。”（《归德府总管范阳张公先德碑》）“天兴元年，归德受兵……明年春正月，车驾幸归德，冬十月州破。”（《通奉大夫钧州刺史行尚书省参议张君神道碑铭并引》）金朝江河日下、土崩瓦解的过程，在这里记述得一清二楚。元好问为人写墓志铭，不可能专门叙述历史，然而散见于许多墓志文中的关于金朝衰亡、蒙古兴起的记述，联系得很自然，如实记录了战争情况。

除记录战争外，元好问还在墓志文中加入了反映时代风云的材料。《赞皇郡太君墓铭》、《华岩寂大士墓铭》、《族祖处士墓铭》、《孝女阿秀墓铭》、《赠镇南军节度使良佐碑》都是状写奇人奇事的文章。其中《族祖处士墓铭》其事迹并无多少可书，但是元好问在墓志中加入了对末世民风的愤慨，就使得碑文承载了更多历史的内涵，“世衰道丧，是非好恶无有当其时，其处是非好恶之间者，又不能以理自固，闻誉而喜，闻谤而怒，为一人所轩轾者多矣，况一乡之士乎?”这种对世风日下的慨叹，明显超出了一个普通处士的生平涵盖。作者对族祖在此末世中“耿耿自信”的称赞，明显带有针砭时风、自我激励的意味。《雷希颜墓铭》发展了《孙伯英墓铭》的主题，以南渡后山雨欲来的政治时局为背景，用名士高献臣、李纯甫配写雷渊，对当时朝廷内部官吏的倾轧，以及他们对边患的麻木表达了深切的痛恨。

对于一些在某一领域占有突出地位的人物，元好问在其碑志中往往还会对这个领域进行介绍和评点。“维金朝大定以还，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氏之旧与乡里之彦，率由科举之选。父兄之渊源，师友之讲习，义理益明，利禄益轻，一变五代衰陋之俗。迄贞南渡，名卿材大夫布满台阁。若胥莘公和之之通明，张左相信甫之朴直，张太保敬甫、两赵礼部周臣、庭玉、冯亳州叔献、王延州从之、李都司之纯之儒学，王尚书充之、李都运有之、两杨户部正夫、叔玉、李坊州执刚之吏能，张大理晋卿之平恕，商右司平叔之雅量，许司谏道真、陈留副正叔之直言极谏，康司农伯禄、雷御史希颜之刚棱疾恶，累叶得人，于兹为盛。”（《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这就借杨云翼的墓铭把金代中期世宗以后的文教状况进行了总结，描绘了由此而形成的人才济济的朝政盛况。元好问在《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中讲金代官制，在《寄庵先生墓铭》中讲金末时政，在《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讲南渡军务，在《通奉大夫礼部尚书赵公神道碑》讲纲纪典则，在《资善大夫吏部尚书张公神道碑铭并引》中讲耕稼赋役，在《郝先生墓铭》、《齐河刘氏先茔碑记》中讲风土人情，在《紫虚大师于公墓碑》讲全真教，在他作的墓志文中，穿插有很多时代背景知识。宋代欧阳修也是以史家身份而为碑志名家的，元好问在史家意识方面，受到欧阳修的影响。欧阳修处于北宋中期，因此其对当朝人物和历史的认识与描述必然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他的碑志文更多地还是把史家意识体现在人物自身命运的历史观照上。而元好问在继承欧阳修的碑志擅长对人物命运的唱叹，并且不时渗透自己对人生的感慨的基础上，在碑志文中更多体现出作为一代遗民对百年金朝的追忆、反思和悼恨之情。对比《金史・张万公传》与元好问《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史传只是平实地记录人物一生的言行，内容全面，不牵涉过多，不发表观点，从其内容上看，采用的应该是章宗等朝的实录材料。碑文则将人物放在当时贵戚当权、武将持国的政治环境中，以凌跨百年的眼光，对张万公忠直贤能、为世砥柱的名臣风范加以摹画。碑文中选取了张万公反对章宗立宠妃李氏为后、反对主兵者括田害民这两件关系国家兴废的大事进行了详写。在反对括田这件事中，张万公是顶着满朝的压力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其谏议不被采纳，最终灰心绝望而连章请求免言。其叙述中明显渗透着作者的历史立场。在结尾作者还宕开笔墨对始而横行跋扈朝野、终而狼狈锋镝之下的骄兵悍卒进行了嘲讽，并以“以一言之不相入，其祸果有不可胜言者，是不独在公为遗恨，异世相望，亦当有太息而流涕者。呜呼!岂非天邪?”这种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词句对朝廷不能采纳张万公的反对主兵者括田的建议表示遗憾。碑文在重要事件的完整性和人物语言的形象性方面是胜过史传的，然而在生平的全面性方面则有所缺，比如张万公在任长山令时以言辞退数万流寇，保一县平安之事就被忽略过去，这是碑文追求主体性和个性化的结果。

三、“以碑存史”意义之下的碑志文的文学价值

虽然“以碑存史”是元好问碑志文创作的目的，然作为文学范式的碑志文，最终仍应回归其文学的本位。碑志文不是纯粹的历史的记载、文化的阐释，其根本目的还是记录人。曹丕《典论・论文》指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⑦所谓“铭诔尚实”，就是说铭诔文字的写作应当注重实际，做到切实而不虚夸。然当时的很多碑志文作者对传主没有多少深入的了解，也没有真切的感情，只是用虚美之辞为死者后人装点门面。元好问碑志文的传主，有名臣、将领，有良吏、族亲，也有僧人、道士，更有节妇、孝女、方伎、塾师，和其他名士。元好问在给这些身份不一、人生轨迹各异的传主写碑志时，一反单纯对死者颂赞、悼念，或对其家属安慰的刻板与质木简括，利用他的神来之笔，以事写人，以言写人，以形写人，以情写人，灵活地在叙述中夹杂了描写、议论和抒情等多种表现手法，绘声绘色地刻画了他笔下众多传主栩栩如生的形象，再现了金元一代名卿巨公、普通民吏的形象和风采。“这些形象，既是历史人物，又是艺术典型；既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又有较强的审美价值。对于后人既有认识作用，又有思想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⑧在这个人物画廊中漫步，我们可以领略元好问高超的写人艺术。

比如元好问在碑志文中善于抓住人物的肖像形貌特征描摹人物的风神气质，同时人物的这种风神气质又与其资禀性格、行为处事融为一体，使得人物栩栩如生。在《雷希颜墓铭》中，元好问仅仅用十七个字描述了这位金朝“紫髯御史”：为人躯干雄伟，髯张口哆，颜渥丹，眼如望羊。一位身材高大瑰伟、胡须飘动、面色红润、嘴巴大、眼睛大而有神的御史形象地立于我们面前。“遇不平，则疾恶之气见于颜间，或嚼齿大骂不休。虽痛自摧折，猝亦不能变也。食兼三四人，饮至数斗不乱，杯酒淋漓，谈谑间作。辞气纵横，如战国游士；歌谣慷慨，如关中豪杰；料事成败如宿将；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虑患深，则又似夫所谓孤臣孽子者。通过进一步的叙述，与雷渊形貌气质相吻合的人物性格特征顿时显现。

“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是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中对《史记》的高度评价。其实对于这六个字，我们应该理解成十二个字：对于善者，“不虚美，不隐恶”；对于恶者，“不虚恶，不隐美”。元好问在墓志文中，对于传主，能客观记录，绝不“虚美、隐恶”。以《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为例作一分析。严实是金朝投降蒙古的世侯之一，在蒙古开疆拓土、攻城略地中立下汗马功劳。换做其他人，为严实做墓志文，也许会略去其投降蒙古军一事，而只写其在蒙古国英勇飒爽事迹；然而元好问未回避这一较为尴尬的重要事实，在给他的神道碑中详细叙述了严实先降宋军、再降蒙古军的全过程：

窃尝考于前世兴王之迹，盖帝王之兴，天将举全所覆者而畀之。时则有魁伟宏杰之士，为之倡大义、建大事，一六合之同异，定群心之去就，犹之天造草昧，龙见而跃，云雷合势，为之先后，然后腾百川而雨天下者易为力。臣主之感遇，天人之参会，无不然者。初，贞南渡，豪杰乘既而起，四方之人，无所归命，公据上流之便，握劲锋之选，威望之著，隐若敌国。人心所以为楚为汉者，皆倚之以为重。至是晓然知天命所在，莫敢有异志，国家亦藉以成包举之势。故自开创以来，功定天下之半，而声驰四海之表者，惟公一人而已。非天既之倡大义、建大事，以应兴王之迹，其能若是乎？

而在此篇开笔，元好问写道：“岁庚辰秋七月，东平行台严公籍彰德、大名、磁、、恩、博、滑、浚等州卅户三十万，归于有司。”对于严实的起家、投宋、投蒙的整个过程，元好问不惜笔墨，详细论列，而且中肯评价了严实的投降行为是“知天命，识时务”的表现。对严实在蒙古政权兴起、强大、巩固过程中的作用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是“功定天下之半，而声驰四海之表”的功劳。

史家意识和遗民情怀，使元好问的碑志文创作深刻体现了“以碑存史”的意识。他秉着“以碑存史”的宗旨，继承和发扬了史家“秉笔直书”、客观公正的记史传统，保存了大量金朝历史上的重要史料和人物行事功绩，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然而碑志文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因此元好问的碑志文在保存众多史料的前提下，保存了其文学的特性，体现了碑志文的文学价值。

注释：

①脱脱.金史・卷一百二十六.中华书局，1975：2742.

②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十五.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788.

③归德府总管范阳张公先德碑.元好问全集・卷第二十八：595.

④［清］姚鼐纂集.胡士明，李祚唐标校.古文辞类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7，第1版：11.

⑤南冠录引・元好问全集・卷第三十七：775.

⑥［元］脱脱等撰.金史・文艺传.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7，第1版：2742.

⑦［魏］曹丕著.典论・论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问.［清］严可均校辑.中华书局，1958.12，第1版：1097.

⑧陈长义.试论遗山碑铭文章的文学价值.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

参考文献：

［1］乔芳.试论元好问碑志文创作之分期［J］.山花，2008，（10）.

［2］王永.史家意识与移民情怀――元好问碑志文新论［J］.民族文学研究，2006，（02）.

［3］李峭仑，蔚润明.试论眼好文碑记文章的史学价值［J］.晋阳学刊，1990，（05）.

［4］乔芳.元好问碑志文写人艺术之维［J］.作家杂志，2008，（02）.

［5］李峭仑.元好问碑志文章的若干特色［J］.忻州师专学报.1990，（01）.

［6］姚奠中主编.李正明增订.元好问全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