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

在先秦文献方面,1973年在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和1993年在郭店出土的楚简,以及还有河北定州、山东银雀山、湖北张家山出土的文献,重新激活了先秦学术史与哲学史研究。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文献的整理与辨析方面,虽然许多学者都一致认为,借助这些新出土的文献,可以使中国学术史与哲学史得以改写,但是在先秦思想研究上,目前仍然纠结于文献的辨伪上,这也使得一些重要的思想讨论无法得以推进,从而反过来又使得文献上的辨伪更为困难。

美国布朗大学的罗浩(Harold D. Roth)所著的《原道:〈内业〉与道家神秘主义的基础》(严明等译,学苑出版社,2009)是一次重新理解先秦道家思想的努力,而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试图在神秘主义(Mysticism)的视野里来考察道家思想。

神秘主义在西方思想史中,一直是十分重要的主题,根据威廉•詹姆士在《宗教经验种种》的说法,这种宗教神秘主义体验大抵有4个特征:对不可能的表现;直观的洞察;瞬间性;被动性。这种神秘主义的体验由于在现代哲学的视野里,一般被视为是非理性的、无法实证的,从而被加以排斥,但是在西方比较宗教领域,神秘主义仍然是非常关键的研究对象,如Rudolf Otto在193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东西方的神秘主义:一个对神秘主义本质的比较性研究》(Mysticism East and West: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Nature of Mysticism, Macmillan Company, 1932)就是对佛教与基督教中的神秘主义体验进行的开创性比较。可惜的是,这本讨论神秘主义的经典著作,却一直未能译为中文。

当然,罗浩的这本著作并非是把先秦道家思想放在神秘主义的视野里的首度尝试,事实上,本杰明•史华慈在其《古代中国的思想与世界》(程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里就认为,对老庄的研究要引入神秘主义的视野(vision),也即是说,老庄与大乘佛教、婆罗门教、苏菲派、基督教以及犹太教一样,包含相当重要的神秘主义维度,是对永恒实体的一种人为的把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神秘主义并不等同于我们通常认为的缥缈玄思,而是一种对终极实在的秩序的把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庄子》里的喻像,并不只是一种文学上的修辞,也不是一种心灵自由的象征,而是对“道”的神秘化内容的描述。

不过这种神秘主义视野,对于国内老庄研究者而言,可能还显陌生,笔者基本没有看到相关的论述, 关于史华慈的这一重要看法,是笔者重译《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一书中的“庄子”部分时,经林同奇先生提示以及讨论而来。或许是因为中国思想的研究者,还局限于儒家视角的窠臼。事实上,西方思想家利用神秘主义的视野来看待老庄思想,史华慈也并非开创者,著名犹太思想家马丁•布伯可算是这方面的先驱。据Jonathan R. Herman在《我与道:马丁•布伯与庄子的相遇》(I and Tao: Martin Buber’s Encounterwith Chuang Tzu,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1996)的研究,马丁•布伯早年受庄子思想影响很深,甚至他的那本名著《我与汝》,也与庄子有莫大的关系。对于布伯而言,庄子是神秘主义谱系中的重要一员,这从他编选的《狂喜

的忏悔:神秘主义的核心》(Ecstatic Confessions: The Heart of Mysticism,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96)就可看出,他把印度佛教、苏菲派、新柏拉图主义、诺斯替主义直到中国的道家与犹太教的哈斯德主义,均归入神秘主义的脉络里。这或许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是否代表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思想传统,只不过这个传统由于儒家独尊的历史原因而隐而不彰,这或许可以让我们尝试用新的角度去审视先秦思想史。

回到罗浩的这本著作,他并没有对老庄传统与神秘主义的关系有太多的着墨,而是以《内业》作为核心,来考察道家的修行技术,并且他揭示出我们过往对道家修行的一个误解,认为道家着重养身术,而不同于佛教的修行法门,作者认为,道家正是在神秘主义的视野里,摸索出一套修行得道的技术,这使得道家作为神秘主义的思想系统,变得更为完整与丰富。

谈到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新近出版的《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韦政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是一次对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系统总结,书中所收集的数十篇文章时间跨度长达60年。粗粗来看,早期的胡适、冯友兰所作的哲学史,可以说是以西方哲学观念解读中国思想的典范。后期劳思光则试图以思想的“基源问题”来理解中国哲学史,他的假设是,任何一种思想,都是对一组问题的回答。到了徐复观,则开始通过社会环境以及政治制度来理解思想的演变,而这成为了长期以来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主流方式,尽管在一些最基本的哲学预设上,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韦政通在序言里特别提出,在他看来,对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方法,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史华慈的《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而这也与笔者的观点不谋而合。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长期以来要么强调其哲学史的一面,这样思想史就变成了观念在时间上的嬗变;要么强调历史环境与观念之间的关联,却又容易陷入“历史决定论”的窠臼。对于史华慈而言,思想史的研究重点在于考察人类对其环境的意识反应,这种意识反应并不完全由环境所决定,而又保留了超越所处环境的潜力与可能性,比如对一些普遍的超越性问题的思考等等。由此可见,史华慈的思想研究方法特点,一方面着眼于对“秀异人物”的考察,一方面则试图了解这些“秀异人物”是如何对其特殊的历史环境进行反应的,但是这种反应同时也可能超越所处环境。

当然,这种精英主义式的视角未免对于今日的学术主流倾向而言,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是笔者仍然相信,对于思想史的研究,重要之处不在于囊括人类所有的意识活动细节,而是要试图了解,人类历史中的思想人物,是如何根据所处条件来思考其时代问题的,以及他们的思考又是如何最终殊途同归。

不过要对古人的思想进行把握,毕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我们无法回归历史现场,亲自聆听当事人的夫子自道。这也使得对古典思想的诠释上,常常会在阐释方法上产生相当的分歧。最近出版的托马斯•A•斯勒扎克的《读柏拉图》(程炜 译,译林出版社,2009)就是对传统柏拉图研究方法论的挑战,他所代表的“图宾根学派”是20世纪中期兴起的一个研究柏拉图的新兴学派,他们认为要理解柏拉图的思想,首先必须严格以训诂的方式来梳理柏拉图的基本概念和问题,更重要的是进一步通过历史语境的重建来考察柏拉图与其学院弟子之间的关系,来重新审视柏拉图对话录的重要性,并进而认为,柏拉图对于对话录的书写持有的是一种批判性态度,因此我们要更为看重的是柏拉图学院内部的传授,而不是对话录。

不过有趣的是,这种“内传”学说与中国思想界所熟悉的列奥•斯特劳斯的“隐微写作”有所区别,图宾根学派的基本立场,仍然是以文献辑佚和理性批判的研究方法作为研究柏拉图的根本方法,尽管斯特劳斯与图宾根学派都拒绝施莱尔马赫的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解读方式,但是斯特劳斯的“隐微写作”奠基在一个“古今之争”的现代视野与“什么是最好的生活”的政治哲学假设上,这也使得他与图宾根学派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

谈到柏拉图研究,或许还有必要提到近期逐渐被引介到国内的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如他的《秩序与历史》的第二卷《城邦的世界》(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就在近年出版,不过其他几卷的翻译出版,却迟迟不见。其中的第三卷《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就是对这两位古希腊大哲的重新解释,笔者手头的这本《柏拉图》(Plato,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7)就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节选本。很明显,沃格林并非学院意义上的柏拉图专家,他的文献基础大多奠基在其他古典学家的工作之上,但是他却提供了一个新的哲学解释,而这种解释在现代柏拉图研究学界看来,明显是将柏拉图宗教化了,但是沃格林如此阐释,自有其道理,而且也得到了Werner Jaeger这样的古典学家研究结论的支持(The Theology of the Early Greek Philosophe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7),即早期古希腊哲学家所关注的神圣性问题直接与基督教密切相关。

不过沃格林雄心颇大,而且不拘于学院的研究传统,他的研究方法与语言都极为晦涩难懂,虽然他的著作已经逐渐移译为中文,但是对其思想的介绍与理解,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不过对于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最近出版的两本关于沃格林的著作,一本是关于沃格林生平的谈话录《关于沃格林的回忆录:对其生平的对谈》(Voegelin Recollected: Conversations on a Life, Edited by Barry Cooper and Jodi Bruh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8),里面相当多的细节可以反映沃格林的某些人格特质与研究风格,或许是我们理解他的一个方便入口。另外一本则是Barry Cooper的《寻求的开端:沃格林早期著作中的法律与政治》(Beginning the Quest: Law and Politics in the Early Works of Eric Voegeli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9),Barry Cooper作为沃格林思想的研究者,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介绍、推广沃格林的思想,本书是作者的第二本关于沃格林的研究著作,考察的是沃格林是如何根据他对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奥地利政治现状,来发展出他对于政治与法律的独特理解的。尽管常听到某些斯特劳斯学派的门人会批评沃格林的信徒们只会不断重复地介绍沃格林,不过据笔者了解,沃格林亲授的门生寥寥,且大多都没有盘踞在欧美重要的学府中,无论如何也谈不上“宗派主义”,这些分散的研究者自发地聚集在一起,不遗余力地介绍沃格林的思想,恐怕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沃格林的著作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重新理解政治哲学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