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新型幸福观

在文化管理定位上，从物本化管理向人本化管理转变。既往的管理倾向于物本化，是以物为本的管理。它见物不见人，当然谈不上人的幸福；其定位片面、单纯地追求经济效益。现今的中国，不仅制造业、服务业等假冒伪劣满天飞，甚至教育、社保、医疗等领域的种种问题也令人触目惊心。真可谓GDP上天，精神世界被掏空了，幸福管理首要应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从物本化管理转变为人本化管理。

在社会关系定位上，从只讲个性化向关联域主导个性化转变。在强调市场化资源配置优越性的今天，必须高度警觉市场经济的人文局限性。现在，许多人把自己的个性化、个人利益置于社会公德，整体利益（他人利益）之上。在这里，1+1>2的资源配置科学性被扭曲了。信息经济学告诉我们，资源配置要成功、有效，必须依凭在个性化之上的关联域机制，只有按关联域要求办事――资源配置――才能实现1+1>2。若干不顾总体机制要求，一个个个体看来是合理的决策，但整合起来将是一场灾难。

在责权利关系定位上，从“将本求利”向“将责求利”转变。多少年来，人们总是认为，做买卖“将本求利”天经地义。万千事实表明，在责任可以负也可以不负的情况下，许多人肯定是不负责任的。现在我们必须把责任放在第一位。市场经济自发倾向最大的问题就是，责任越小越好，利益越大越好。现在食品问题之严重，建材甲醛超标问题之严重，校车事故之严重……哪儿不存在责权利脱节的弊端呢？这要求我们对待责权利关系战略定位，必须从“将本求利”转向“将责求利”，这才有幸福可言。

在幸福感“兴奋点”定位上，从每个特定时空下的混沌状态向具体、实在“幸福基础值”主导转变。研究表明，人都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幸福基础值”，生活中的成就与挫折，往往只是短暂地改变我们的快乐水平。很快我们就会回归到那个自己内生的幸福指数，即“幸福基础值”，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基因决定的。要提高“幸福基础值”，一是在每个混沌状态中分辨出“幸福的兴奋点”；二是在每个混沌状态中概括出自己的“幸福基础值”；三是在每个混沌状态中实现从零散“兴奋点”到“基础值”的过渡，要善于找到幸福基础值的回归点。

在新幸福元素获得定位上，从忽视、不意向智慧元素“购买”捕获转变。在遇到挫折或不顺时，要善于自我调适。从这个意义上说，有点“阿Q”精神是有意义的，它是一种自我调适。要学会“没事偷着乐”，享受能得到的那些幸福。每个人的幸福感衡量标准是不一样的，关键是要善于根据自身条件，来制定自我的幸福感衡量标准。自己的幸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需要自己去设计和创造。

在感知、把握幸福的知识工具定位上，从知识贫乏、用心失当向知识富有、用心得手转变。要获得幸福与充实就要有一些办法，以认真把握获知幸福感。需积极乐观地看待事物；确立符合自身价值的人生目标；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亲密稳固的人际关系；感恩・欣赏・发现，收获内在幸福；身体与心灵的协调，认真把握并进而形成获得幸福感的经验模式。

在顶层价值定位上，从金钱、名位等低级财富认定向至高级（幸福）财富转变。在价值观定位上，极需要有一个顶层价值的定位。这个定位就是要从社会上业已存在的金钱、名位等低级财富认定向高级（幸福）财富转变。这基于三个理由：一切金钱、名位等幸福都是有限的；一切顶层幸福感元素都与顶层价值理念相关；一切顶层幸福感的理念群都来自人生的无限奋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