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的竞争风险意识

本文只选择竞争风险意识这一角度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的劳动观念意识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所有制差异及对国企改革的启发意义。本文资料来自于1997年至1998年间对广州卜间工厂进行的调查，其中两间为国有企业，两间为合资企业，国有企业和合资企业各有一间制造企业和食品加工企业。4问工厂共有职工2100多人。该调查采用的是整群抽样的方法，即随机抽取每个厂的一个轮班或一个分厂，共抽取样本480人，发放问卷480份。其中回收有效问卷476份，有效率为99马。样本的基本分布情况如下：其中男性占57．3％，女性占42.7％；25岁及以下占45．8％，26wt5岁占41．0％，46岁及以上占13．2％；文化程度方面：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占7．9％，初中高中及技校占42．2％，中专大专及大学以上占19．6％；所有制分布为：国有企业占50．2，非国有企业占49．8％。

企业职工的竞争风险意识内涵十分广泛，本课题的调查是通过企业职工在择业时的竞争风险意识来加以测量的。测量的问题是：在下列几种工作中，您更愿意选择哪种工作？（每组答案中选一个）。

指标1：a:收入不高，但不用担心被解雇。

b：收入较高，但有可能因为企业效益不佳或工作表现欠佳被解雇。

指标上a：收人不高，但很轻松。

b：收入较高，但很紧张、辛苦。

指标土。工作没什么压力，但发展的机会不多。

b：工作压力较大，但有较多的发展机会。

指标4.a:工作很常规化，不需要经常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

上工作有挑战性，要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

其中，指标1生要是测量职工对失业风险的承受力，指标2、指标3、指标4则主要是测职工对工作中的各种竞争力的承受力情况。对以上四项指标，凡选择b的表示其竞争l风险意识较高，凡选择a的表示其竞争l风险意识低。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以及竞争的引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一所有制结构、铁饭碗、大锅饭等均被打破。面对市场竞争的压力，企业职工失去了往日的稳定和安全，社会改革的发展客观上要求企业职工在竞争意识上要增强。那么，经过20多年市场化改革的实践，我国企业职工的竞争l风险意识又如何呢？本次调查表明，当前企业职工的竞争l风险意识状况如表1所示。

表1不同企业职工的竞争风险意识状况（）

指标1收入不高，但不用担心被解雇39.8

收入较高，但有可能因为企业收益不佳或工作表现欠佳被解雇60.2

指标2收入不高，但很轻松24.6

收入较高，但很紧张、辛苦75.4

指标3工作没什么压力，但发展的机会不多21.3

工作压力较大，但有较多的发展机会78.7

指标4工作很常规化，不需要经常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17.6

工作有挑战性，要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82.4

从表1可以看出，绝大多数职工倾向于选择高收入、高风险、压力大、节奏快、挑战强和发展机会多的工作。这表明经过20多年市场化改革的实践，企业职工的风险意识、挑战意和竞争意识有了明显的增强。

在接下来的进一步分析中，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需要对竞争风险意识的4项指标进行一些简化，我们采用的简化分析方法是因子分析技术。在进行因子分析前我们对各指标赋值，凡选a的赋值1分，选b的赋值2分。这样在因子简化分析后凡得分高的，其竞争风险意识强。对竞争l风险意识各项指标进行因子分析的结果如表2所示。竞争风险意识冬项指标进厅因子分析共得出了1个因子，我们称之为竞争风险意识因子。

表2企业职工竞争风险意识因子分析

因子负荷

指标10.64477

指标20.751551

指标30.83998

指标40.79705

为了便于比较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的竞争风险意识，本文对竞争风险意识因子作加权处理即使因子得分的最小值为1），然后以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的竞争风险意识因子作均值比较。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企业职工竞争风险意识因子均值所有制比较

所有制风险意识因子均值

国有企业3.0508

非国有企业3.6527

ETX相关值0.301

F43.2913

Sig0.0000

从表3可以看出，在竞争风险意识因子均值上，国有企业职工与非国有企业职工存在着显著的差异（Sig。0．0000），非国有企业职工竞争风险意识因子均值远大于国有企业职工竞争风险意识因子均值，这表明非国有企业职工在竞争风险意识上要比国有企业职工的强。

不过，这个结论有必要进行一步证实。因为企业职工的竞争风险意识毫无疑问还会受到个体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户籍身份等因素的影响。在我国由于两种不同性质的企业形成的时间长短不一以及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职工的构成上有差异，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职工年龄大于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城市户籍职工多于非公有制企业。在我们的样本中，国有企业职工的平均年龄是38.9岁，而合资企业职工的平均年龄只有23.3岁：国有企业职工中城市户籍占97．0％，而合资企业中仅为19．0％国有企业女性占57．9％，而合资企业只占28．0％。因此，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竞争风险意识的这种差异仍有可能从个体的立场来予以解释，即把这种差异归因子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的构成差异造成的。故此，为了证实上述结果的真实性，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个体的特征对企业职工竞争风险意识的影响情况，以及在控制个体这些特征后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的竞争风险意识差异是否依然存在。

个体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户籍身份等特质因素对企业职工的竞争风

险意识的影响情况分别如下：

l、性别：对企业职工的竞争风险意识因子进行性别均值比较发现，男性的均值为3．5941，女性的均值为3．1197，两者均值差异显著度Sig＝0．0000，ETA相关值为0．242。这说明男性职工在竞争风险意识上比女性职工强。

2、年龄：企业职l的年龄分为25岁及以下、26-45岁、45岁以上三个年龄组，三个年龄组的职工竞争风险意识均值分别为：25岁及以下组3．6209，26-45岁组3．1574，45岁以上组3.0106。三个年龄组之间均值差异显著度Sig＝00000，ETA相关值为0254c可以

看出，企业职工的竞争风险意识随年龄增大而减弱。

3．教育程度：企业职工的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小学以下、初高中及技校、中专大学及以上三类。三类教育程度职工的竞争风险意识因子均值分别为：小学及以下组为26181、初高中及技校为3．3640、中专大学及以上为3．5933。三类教育程度职工 之问均值差异显著度Sig＝0．0000，ETA相关值为0219。这表明企业职工的教育程度愈高，其竞争意识愈强。

4、户籍：对城乡户籍职工的竞争风险意识因子均值比较分析发现，城市户籍职工的均值为3．2115，农村户籍职工的均值为3．6370，两者差异显著（Sig＝0．0000），ETA相关值为0．199。这表明农村户籍职工在竞争风险意识上比

城市户籍职工的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个体的性别、年龄、户籍身份这些因素确实对职工的竞争风险意识有影响。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在控制了这些个体特征后竞争风险意识的所有制差别是否仍然存在。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l、在控制性别后，企业职工的竞争风险意识所有制差异依然存在、在男性职工中，国有企业男性职工的竞争风险意识因子均值为3.2344，非国有企业男性职工的均值为3．7943，两者差异显著（Sig＝0．0000），ETA相关值为0．322。在女性职工中，国有企业女性职工的均值为3.0163，非国有企业女性职工均值为3.3118，两者差异显著（Sig

0.1）），ETA相关值为0．133。也就是说，无论是男性职工还是女性职工，均是国有企业职工的竞争风险意识不及非国有企业职工的高。

2、在控制年龄后，企业职工的竞争风险意识所有制差异也存在。在25岁及以下组职工中，国有企业职工的竞争风险意识因子均值为3．4130，非国有企业职工的均值为3．6546，两者差异显著（Sig＜0．EAT相关值为0.115。在26～45岁组，国有企业职工的均值头2．9898，非国有企业职工的均值为36972，两者差异显著（Sig＝00004），ETA相关值为0.266.

3、在控制教育程度后，企业职工的竞争风险意识所有制依然存在。在小学及以下组，国有企业职工的竞争风险意识因子均值为2.1971，非国有企业职工的均值为3．5538，两者差异显著（Sig＜0．01，EAT相关值为0．519在初高中及技校组，国有企业职工的竞争风险意识因子均值为3，0227。非国有企业职工的均值力36375，两者差异显著（Sig＝0.0000），ETA相关值为0.308。在中专大学及以上组．国有企业职工的竞争风险意识因于均值为3．5003，非国有企业职工的均值为37236，两者差异显著(Sig＜0．1＝，EAT相关值为0.139。

4、在控制户籍身份后，企业职工的竞争风险意识所有制差异也存在。在城市户籍身份的职工中，国有企业职工的因子均值是3．0528，非国有企业职工的均值是3.6558，两者差异显著（Sig＝0.0000），ETA相关值为0．249。

从以上的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国有企业职工与非国有企业职工在竞争风险意识上确实存在所制差异，国有企业职工的竞争意识不及非国有企业职工的强。

通过对两种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当前中国社会国有企业职工在竞争风险意识上没有非国有企业职工的强。不问所有制企业职工在竞争风险意识上的这种差异原因何在呢？本文认为这主要与不问所有制企业职工所处体制环境有关。

由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渐进道路，因此我们要弄清楚国有企业的问题就不能不从计划体制背景下考察起。对于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有的人称之为“社区单位”，也有人称之为“制度化组织”。在过去的计划体制下，国家与企业之问是一种“父子关系”，即企业的生存受到国家的保护。企业没有市场的硬预算约束，没有破产倒闭的风险。也正是在这种体制下，个人形成了对企业的依赖关系。一旦职工进入某一单位企业工作，那么他她一生的基本的满足和各种社会福利保障就有了保证。再加之企业与职工之问雇佣关系下的终生制（“铁饭碗”）、以及企业内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这一切都不可能激发起职工的竞争风险意识，相反它会淡化人们的竞争风险意识。

与起源干计划体制的国有企业不问，非国有企业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产物，它们在其建立之初就是面向市场的，是沿着市场逻辑或市场原则发展的。作为市场中独立自主的厂商，企业临着市场的竞争压力和硬预算约束，一旦经营不善就得破产。企业与劳动者只有雇佣关系，企业在经营不善破产或效益不好裁员时，企业职工就有失业风险。

国有企业职工与非国有企业职工在竞争意识上的所有制差异对当今的国企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过程之中。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从单一公有制向多种所有制并存过渡，是这一转变过程最具影响的两个方面。而在这些转变过程中国有企业的改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成功与否对整个经济改革的成功有着决定性作用。按照新制度上义学派的观点，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都会对人们的行为形成某种约束。我们可以把竞争机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称为正式制度，而把企业职工的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称为非正式制度。在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中，我们己经依靠外在的力量将市场竞争机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引入了国企之中，但是国有企业职工的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却并没有完全与之相适应或同步。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不完全相适应或同步，必然会对国有企业竞争机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和真正运作产生某种约束或扭曲作用，并最终影响到国有企业效率和竞争力的提高。正如诺斯所说，离开了非正式制度约束，即使“将成功的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政治经济规则搬到第三世界和东欧，就不再是取得良好实绩的充分条件”。因此，我们的国企改革不仅要注意正式制度层面的改革和建设，还要注意职工观念、意识等非正式制度层面的转变。由于作为非正式制度的观念、意识是不可能依靠外在的行政力量来强制迅速转变，因此我们在这方面应下更多功夫去积极引导。只有使不同所有制企业职上的这些观念意识差距消失，国有企业才有可能最终成为真正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也只有当企业职工在这些观念意识上超越所有制情结，我们才能够在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之间形成统一的劳动观念以及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