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

在十八世纪，德赖顿（Ｊｏｈｎ Ｄｒｙｄｅｎ，１６３１年～１７００年）和蒲柏（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Ｐｏｐｅ，１６８８年～１７７４年）把英雄双韵体（ｈｅｒｏｉｃ ｃｏｕｐｌｅｔ）已经锻造得无比精巧、无比耐用的时候，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一场集聚已久的风暴将他们的果实吹落一地。当然这种冲击是来自诸方面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对欧洲人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震撼；此外，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１７１２年～１７７８年）提出的“天赋人权”与“返回自然”的启蒙主义思想唤醒了民众的个性解放，并提倡返回与人类相对应的自然。英国早期浪漫派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他和柯勒律治在１７９８年发表的《抒情歌谣集》及序言为英国诗坛上开创了一代先河。

一种新的表达语言的出现总是以突破先前的模式为基础的。蒲柏的诗文不能不算精美之至，他已经把英雄双韵体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他的说教诗《批评论》（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１７１１年）就表现得如此清新深刻。然而，时代的变迁使得他的诗体有些沉重，说教的气息过浓。华兹华斯在其序言中抨击了大量流行诗的用词“华而不实，措词疯狂”。他断言：“所有的好诗是强烈的感情的自发流淌”，并在达到高潮时声言：“诗是一切知识的呼吸和精神……最初的和最终的知识……像人们的心灵一样不朽。”华氏激奋的呼声宣告了对十八世纪文学表达的传统形式的挑战，他要使用一种“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ｕｓｅｄ ｂｙ ｍｅｎ）”。那么“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是哪里得到的呢？他认为：“我通常都选择微贱的田园生活作题材，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心中主要的热情找着了更好的土壤，能够达到成熟境地，少受一些拘束，并且说出一种更淳朴和有力的语言。”依他看来，这种语言生长的土壤就是某一种具体的生活氛围，在那里可以非常自然地寻觅到一种十分贴切的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同时，他在诗中体现了他的思想感情和诗学主张，诗贵在自然而又不能不着雕饰，在平淡质朴中尽显风流。

我们可以看出，华兹华斯的诗歌中深深留下了大自然的烙印。对于英国浪漫主义文学而言，自然是其三大主题之一，即：自然、梦幻与人类。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每一位都是礼赞自然的歌手。在这方面华兹华斯尤为出类拔萃。其中一点是对他影响最为深刻的，即他的童年所处的环境――以星罗棋布的湖泊和秀丽山色而闻名的大湖区。那么，是什么促使他重新返回大自然呢？我们知道他曾是法国大革命（１７８９年～１７９９年）的狂热支持者。他亲眼看见了法国人民欢庆攻陷巴士底狱一周年的情景，并结识了许多温和派的吉伦特党人。然而，拿破仑上台以后，法国国内对其所作的曲意奉承以及他向其他国家发动的扩张战争，终于使华兹华斯对法国革命产生了某种幻灭感。另外，与英国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威廉・葛德汶（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ｏｄｗｉｎ，１７５６年～１８３６年）的唯理性哲学的纠缠，也使他在遭受一种情绪颓丧的折磨。他称这一种经历是“一场大病”。一般认为，华氏的《丁登寺》标志着其真正意义上的“回归”。他在诗中表达了这样的心愿：我身为欣然／能从自然中，也从感官的语言中／找到我纯真信念的牢固信托／认出我心灵的乳母、导师、家长／我全部精神生活的灵魂。但真正帮他解决问题的是诗人的妹妹和新的居住环境，这些才使他恢复了心灵的平静。曾作为《抒情歌谣集》编者的布赖特和琼斯这样解释他的这次回归：“新环境……使他的心灵能够饮汲从大自然中涌出的幽深的、恢复元气的泉水，但却不需要太多智性思维方面的努力。”因为那里是这样的情景：牛羊闲荡、牧笛声声、淡泊清幽的田园景致，一片农家乐的景象。这是文明人对恬然惬意的田园生活的追忆，卢梭认为，“那是最少受文明侵蚀的状态，最适合于人类的生活”。华兹华斯在《诗行》这首诗中，描述了这番情景：“门前只是葱绿牧草的农家和寂静／树林中冉冉升起的团团青烟！”这种田园式的农家情调是诗人所梦寐以求的；在这种环境下，恬淡、幽闲、宁静的气氛使诗人产生了无穷的遐想，并在他的诗章中深深地扎下根来。从而，他的诗歌中透着大自然清新的气息。自然界不仅是他描绘和抒怀的对象，同时也成为他的诗歌赖以繁衍的源泉。这就是英国浪漫主义自然诗歌的特征之一：自然与人工社会形成对照，是快乐之源泉。在浪漫主义诗人眼中，自然风光与自然界不仅是美的表现，而且通过它们，诗人有能力表现出难以捉摸的某些事实与情感。在寻找表现他们的内在情感的方法时，浪漫主义诗人向外界寻找，在自然中他们找到了自己内心的对应物，他们通过描绘自然界的对应物把自己的情感客观化。也就是说，诗人把内心世界与自然界进行了换位，在这个过程中，诗人的心灵得到了自然界的洗礼。

人类是华兹华斯的诗歌创作中的另一条主线。这一点可以从华氏对普通人的生活观察，看出诗人对人间的关爱和对普通人内心世界的透析和感受。华氏认为自然与人是一个整体的不同表现，她们共同来自一个源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关自然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有关人的问题。华氏的诗歌中涉及了社会下层的众多人群：收割的农家女、管猎犬的老西蒙、被遗弃的女人、快活的流浪儿……诗人以无比的同情心在为他们祈祷，对他们的生活赋予美好的憧憬，同时也在探究他们在想些什么。《孤独的收割人》中诗人对劳作的农家人显示出了他的爱怜之心。他默默地关注着、思索着。我们知道华兹华斯的童年并不幸福，他８岁丧母，１３岁丧父。少年时期一直在几家亲戚的监护之下，住寄宿学校，与兄弟姐妹分开生活。可以说，华兹华斯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是十分贫寒的。同时，不少传记作者都指出华兹华斯早年不幸的生活与他诗中表现的理想的童年状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从前有个男孩》、《可怜的苏珊在梦想》、《写给我的妹妹》这些诗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察觉到诗人对儿时的追忆和怀恋。诗中有一些感伤的情绪，但更多的是在追寻着一个梦想。这就是说，华兹华斯早年的生活在物质上与亲情上虽然多有缺憾，但在他的回忆中却不觉得贫苦，也就是说童年的不幸未在他的心灵上留下创伤。那么是什么慰藉了或补偿了他的童年呢？是大自然。在这些描述儿童或对儿时的回忆的作品中，无论是欢快的或是伤感的孩童都是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成长的。童年的身影在丛林、溪流、原野之间跳跃着，给人以梦幻般的感觉，又使人撩起对生活的渴望和追求。以至华氏提出了儿童是成人（人类）的父亲的这一说法。成人的社会意味着有序、理性、文明，儿童总是与无序、混沌、质朴联系在一起。这也许是华氏对这个提法的基本依据。人们对此理念依然未充分地理会，但他是我们探索华兹华斯的诗学思想，甚至是我们重读浪漫主义诗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想像力成为华兹华斯心灵活动的最重要的能力。想象是华兹华斯诗学思想中统一的力量，他将世界看成是由各种生物组成的统一体，在诗歌创作中形成了一系列对自然风光的创造性的回响。再者，华兹华斯的想像力是一种对生活于底层的普通人的直觉同情，并成了拯救黑暗中的人类的一种力量。另外，想象是一个有力的必不可少的诗歌创作力量。华兹华斯不愿在诗中只呈现“日常的东西”的平常状态，而是要以振奋心灵的作用使之以不平常的状态出现，想象不再是对视觉的简单的反映。诗人在那首十四行诗《月亮啊，你多悲哀地爬上天穹》中，努力地发挥着无穷的想象。他看到月亮像仙女一样“在云间奔去奔来”；时而“北风为唤你去参加狩猎竞赛”，“我要让云立即给撕碎，让所有的星斗／立刻冲出来，在清澈的蓝天上／闪闪发光，来做陪伴你的朋友。他已经把人们所观察到的月亮拟人化了，使她更加美妙，更加华贵。华氏承认诗人（艺术家）的想像力是有区别的。在华氏的眼里，想像力有那么几种含义：诗人与普通人都具有这种能力，但诗人更要敏锐；“内在活力”是确定诗人想像力的标准；还有“一种气质”和“一种能力”，是常人不具备的和潜意识的。以上涵盖了华氏想像力的基本内容。那么在谈到华氏想像力的表现形式上，主要可概括为“热情与沉思”。在华氏看来，热情即情感的同义词，就是诗人个体经历、体验的自然情感。在华兹华斯成功的创作中，想像力发挥作用时，情感与理性是难以分开的。《在威斯敏斯特桥上》（Ｕｐｏｎ Ｗｅｓｔｍｉｎｓｔｅｒ Ｂｒｉｄｇｅ）最能看出华氏在“热情与沉思”中的深刻感悟，诗人的情绪时而激荡，时而深沉，让读者感受到了他跌宕起伏的情绪。

华兹华斯的语言特色是时代的产物，代表了一个崭新时期的到来。事实证明，后浪漫主义确实承袭了华氏的诸多特点，当然其深远影响还远远不止于此。我们把华氏的语言风格称为划时代的，是由于他的诗风在他那个时代所引起的轰动以及给后世所带来的不可估量的价值。这都是我们对其研究探讨的真正缘由。

参考文献：

①哈里・布拉迈尔斯：《英国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②苏文菁：《华兹华斯诗学》，社会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③《百年诗歌欣赏》，江西文化音像出版社，２００２。

④黄杲：《华兹华斯抒情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０。

⑤黄杲：《英国抒情诗１００首》，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８。

⑥休・霍勒：《浪漫主义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６。

⑦丁宏为：华兹华斯与葛德汶：“一场大病”《欧美文学论丛》第一辑，２００２。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