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区危机结束了吗?

去年，欧元区的运行机制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最重要的是欧洲央行（ECB）在7月宣布、9月制订的“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这无疑改变了欧元区的机制。在做出上述决定之前，欧元区的结构一直较为脆弱。造成这种脆弱性的原因在于，各成员国政府在加入欧元区后，丧失了危机期间要求本国央行偿付债券持有人的权力。因此，没有人能担保债券持有人在债券到期时总能够得到偿付。担保缺位可能导致自我实现式的流动性危机，事实也确实如此。政府只要出现有可能发生偿付问题的苗头，投资者就会大举抛售政府债券，进而导致一场流动性危机。

欧洲央行对申请“OMT”计划设置了诸多条件，要求有意向的国家应提出申请，并承诺实施进一步的紧缩计划。欧洲央行在计划中承诺，将在二级市场不限量购买陷入困境国家的债券，这极大降低了欧元体系的脆弱性。欧洲央行采取的这种新立场，也缓解了对于欧元区能否存续的担忧。此类担忧曾对欧元区造成某种程度的破坏。

欧元区目前的风险是社会和政治动荡

图表1显示，欧元区各国政府债券市场危局自2012年7月以来有所缓解，但这是否意味着欧元区得救了呢？从中短期角度，可以这样认为，但从长期来看，却并非如此。欧元区如今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源于金融失稳，而是源于南欧国家经济萧条导致的潜在社会和政治动荡。经济萧条导致南欧国家的失业率升至“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以来未曾有过的水平。如今在欧元区南部的某些国家，如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失业率远远超出了20%。最引人注目的是年轻人失业率的上升，希腊和西班牙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50%以上，而意大利和葡萄牙则为30%～40%。如该趋势不能很快扭转，这些已无力让年轻公民看到未来的国家很有可能爆发社会和政治动乱。

因此，2012年最重要的动向是欧元区风险性质的改变。在2012年初，风险主要是在财政方面，即部分国家可能无法获得偿付债券所有人的资金。欧洲央行解决了这个问题。在2013年初，风险来自社会和政治方面，即某些国家失业率持续上升和实际收入下降，导致绝望的年轻人开始倾听政客们的提议—如果脱离欧元区，他们的生活就会变好。

欧元区南部国家面临的部分问题，主要与其劳动力市场失灵有关。这些国家为何出现经济增长大幅下降和失业率大幅上升的情况，此类结构性问题无法得到解释。实际上，这是欧元区宏观经济管理严重出错造成的。

欧元区宏观经济政策一直受到金融市场的左右。南欧国家以及爱尔兰累积了经常账户赤字，而北欧国家则累积了贸易顺差。结果南欧国家成为欧元区内部的债务国，而北欧国家成为债权国。这种局面迫使南欧国家向北欧国家寻求财政支持。北欧国家仅仅在南欧国家出台严厉的紧缩措施、迅速而大规模地削减支出后，才勉为其难地为其提供了财政支持。

南欧国家确实有必要削减支出，但它们被迫采取了过于迅速、力度过大的减支举措。更重要的是，北欧国家不愿加大本国支出，以抵消南欧国家削减支出的影响。南欧国家出台的必要紧缩措施，本应由北欧国家的需求刺激来抵消，从而使整个欧元区实现稳定增长。结果却恰恰相反，在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的领导下，债务国出台了严厉的紧缩措施，而债权国则继续推行旨在平衡预算的政策。

这导致了一个非对称的调整过程—债务国承担了大部分的调整。债务国被迫削减相对债权国的薪资和价格（“内部贬值”），而不用补偿债权国的薪资和价格上涨（“内部重估”）。内部贬值的代价极大，导致债务国产出和就业下降。由于内部贬值仍未完成（或许爱尔兰除外），预计债务国的产出和就业可能进一步下降。

因此可以推断出，调整欧元区债务国与债权国之间失衡的负担几乎完全落在了欧元区的债务国身上。这导致了通缩倾向，从而解释了欧元区为何自2012年以来一直陷入双底衰退。图表2说明了这一点。

如前所述，以下风险切实存在。南欧国家长期陷入严重的经济低迷，失业率升至上世纪30年代以来所未见的水平，这些国家的民众不再支持一个曾向他们允诺打造经济天堂的体系。

欧盟应根据欧元区成员国的不同财政情况，对称性出台宏观经济政策

如何进行宏观经济管理，才能避免经济增长长期处于历史低位？这可能导致许多欧元区成员国沦为“失去的一代”。

答案在于，应该对称性地出台宏观经济政策。对称性策略应从欧元区成员国的不同财政状况着手。尽管债务国一直无法稳定政府债务比率（实际上它们仍处于爆炸式增长之中），但债权国的状况完全不同。债权国成功地稳定了政府债务比率。这为出台相关规定、令欧元区宏观经济政策更为对称打开了一扇机遇之窗。

我所建议的规定如下：由于欧元区目前步入新的衰退，已稳定住债务比率的债权国应停止进一步平衡预算。相反，它们应该将政府债务与GDP比率稳定在2012年的水平上。其意义在于，债权国可允许出现少量政府预算赤字，以刺激本国的GDP增长，从而使政府债务水平保持不变。尤其是2012年接近实现预算平衡的德国，承担得起预算赤字与GDP比率接近3%的水平。对德国来说，这种调整的负担也不重。德国政府目前可以处于历史低位的利率水平借款（10年期债券利率约为1.5%）。

德国的调整将巨大地激励整个欧元区。德国经济占欧元区GDP的33%左右，加之德国约60%的国际贸易是出口至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因此德国提供的刺激政策将大幅推高从欧元区其他国家的进口，从而推动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关于这一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作出估计，目前财政乘数远远高于1。财政乘数是一种衡量政府支出增加1欧元，对其GDP产生多少影响的指标。

这种刺激政策还将令上文提到的欧元区南部国家和北部国家的贸易账户失衡问题解决起来更为容易。通过加大支出，北部国家将减少它们对南部国家累积的盈余。这是南部国家能够削减对北部国家赤字的必要条件。

是否实施本文提议的对称策略完全取决于欧盟委员会（EC）。欧盟委员会应以特殊情况为由，比如整个欧元区开始陷入衰退并可能破坏其稳定，敦促债权国暂停平衡自身的预算。

欧盟委员会要想成功说服北部国家政府改变它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就必须让这些国家的民众相信，该策略是正确的。北欧国家如今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道德风险意识，即“品行端正”的国家不应援助那些“品行不良”的国家。这么做将会奖励坏行为，而惩罚是必要之举。实际上，应该让北欧国家的民众认识到，危机的根源不仅在于南欧国家不负责任地累积巨额的外部债务，还在于北欧国家在繁荣时期十分乐意向南欧国家提供过多的银行信贷。每一个鲁莽的南欧借款国背后，都有一个鲁莽的北欧放贷国。因此，欧元区北部国家和南部国家应共同为欧元区危机承担责任。而解决这场危机，也意味着每个人都应承担自己分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