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的救赎

作为本轮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第二个高潮，希腊债务危机实为“欧元危机”。各种讨论莫不围绕“希腊会不会拖垮欧元区”进行，而暴露出的欧元区经济结构性问题，以及欧盟机制的“先天不足”，更令部分人悲观地认为，欧元是个注定要夭折的“畸形儿”。

但没有人能轻易给欧元判死刑。作为世界上首个超货币，欧元的诞生有资格被列入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创举。欧元给使用国带来的巨大交易便利和经济利益有目共睹。只在一年前，人们看着欧元区门外排队等待的中东欧几国所受的强烈冲击，还在感叹“幸亏我们在欧元区内”。当时，人们讨论的还是，要不要放松《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让几个东欧国家提早加入欧元区。

欧元对欧洲的意义，远不是简单的“使用同一种货币”，而是通过高度的经济一体化使欧洲各国在政治上紧密相联，消除经济利益纷争引发的冲突，熄灭曾经燃起两次世界大战战火的火种。“欧盟之父”让・莫内甚至表达过，一步接一步的经济融合必然带来强大的政治向心力，最终要建立起一个“欧洲联邦”。这样的愿景在今天支持者可能不多，但至少， “欧盟工程”作为超越传统民族国家体系的试验，值得全世界给予尊重与耐心。

欧洲之外的我们之所以关注欧元，还因为欧元的诞生和成长，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重要储备货币；虽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但至少冲击了“美元独大’’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格局。更不用说，欧元以及欧元区的形势，必将对中国经济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本次选取的这组文章，体现了欧美学者之间关于如何救希腊(更是救欧元区)于危难的各种争论。没有一个能够说服所有人的方案，但争论帮助人们理清思路，找到已有建议的疏漏，然后才能有的放矢地探索改善之道。

最新一个激起热议的建议，是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tL)的丹尼尔-格洛斯(Daniel Gros)和托马斯・梅耶(ThomasMayer)提出的关于建立“欧洲货币基金”(EMF)的方案。这个方案正是为了解决如今一个看似无解的两难：欧盟既不能直接出面救希腊――欧盟条约中有此禁令，又不愿让希腊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意味着“华盛顿来的人”要对欧元区的经济政策“指手画脚”。但无论如何，绝对不能任希腊违约，因为当前的经济形势、欧洲金融体系的交联，意味着希腊倒下的后果是“火烧连营”。

本次选入的几篇对EMF提议的批评，意不在“批”两位学者的大胆建议，而在“评”欧盟体制性的漏洞。正如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lE)的高级研究员艾德文・杜鲁门(Edwin M，Truman)指出，希腊问题首先是政治上的，其次是金融上的，最后才是经济上的。因此，在金融和经济安排上找药方，可能只是治标，治本还需在政治安排上找病根。

病根就在欧盟条约中关于货币同盟的规定。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Bruegel)主任让・皮萨尼一费里(Jean Pisany-Ferry)总结，欧盟之所以今天纠结于希腊问题，是因为当初订立条约时过于强调预防道德风险，严令禁止欧盟为不遵守财政纪律而无力偿债的成员国抒困，却未料到会有今天这样系统性的危机，让“撒手不管”成为不现实的选择。

既然EMF至少在短期内不能实现，也不能救欧元区燃眉之急，希腊到底应该靠欧元区兄弟国(主要是德国)来救，还是应该找IMP?在皮萨尼一费里等人看来，IMF即使不是最理想的方案，也是现实条件下最保险的选择。因为在欧盟内部解决为希腊融资的问题，极有可能引来政治上的矛盾和冲突，而欧盟现有机制下没有能够解决这种政治冲突的能力。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亚当・珀森(Adanl Posen)从另一方面来看，认为德国国内强烈反感救助希腊的声浪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救”是为了德国自身利益考虑，而且德国应该着力保证欧元区的进一步扩大。

另一个引发了较大争议的提议，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名誉主席、现任奥巴马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成员的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他提出应该给希腊放个“欧元假”，暂时退出欧元区，通过本币贬值的方法来降低本国物价与工资的真实水平，从而提高本国竞争力，待取得一定进步后再重回货币同盟。

费尔德斯坦提议贯彻了他长期坚持的观点：欧元区国家的经济现状，在本质上不符合一个“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因此，或许应该让那些“不够格”的国家先出去“补补课”再回来。

但来自日内瓦的两位学者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和查尔斯・维普罗斯(CharlesWyplOSZ)毫不客气地说费尔德斯坦是要“杀死欧元区”。但费氏的提议不失为从一个新角度，帮助人们认识欧元区经济结构失衡这一症结所在。希腊之所以债台高筑，本国政府财政失当固然有责任，却也因为与经济竞争力远高出自己的国家，过早地用一种货币绑在一起，让其欲罢贸易逆差增长而不能。

一个失去了汇率调整工具的国家，惟有下调国内价格和工资才能提高经济竞争力，这是被称为“欧元之父”的蒙代尔告诉我们的实现内外均衡的宏观政策选择。希腊和欧元区中的其他“难兄难弟”，恐怕只能承担这种调整之痛。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