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州现象”走向“贵州奇迹”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决策建议权《当代贵州》：胡教授您好。

1995年前后，您提出了一个“贵州现象”。您的这一观点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您是怎样关注到这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的?您能回忆一下当时的背景吗?

胡鞍钢：其实在1993年7月我与王绍光合著《中国国家能力》的时候，就已经关注到了中国的地区差距问题。1994年我撰写了《欠发达地区发展研究》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地区之间绝对差距在扩大的趋势已经构成对中国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的严峻挑战。也就在这一年，我一共去了四次贵州搞调研，行程达3千公里。在去贵州之前，我已经拟定了《中国地区差距报告》这本书的提纲，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索取了该提纲。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决策建议权。《中国地区差距报告》为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1995年出版至今，仍然是我们培养学生的经典读本。

《当代贵州》：历史会记住您的贡献。您还记得当年在贵州调研时的感受吗?

胡鞍钢：当时贵州的落后令我震惊。我在北大荒当过知青，在地质勘探队当过工人，早就感受过农村贫困状况。但是贵州有的地区极端贫困落后的程度还是令我震惊，给我的心灵极大的冲击。当时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工业化搞了45年，改革开放也搞了十多年，却跟这里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充分地意识到：地区贫富差距扩大，将对中国经济发展、让会稳定、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构成严重威胁。我决心为改变这种状况而大声“呐喊”。

《当代贵州》：您呼吁“领导人不仅要‘南巡’，更要‘西行’。正是出于这样的感受与认识。

胡鞍钢：不仅领导入要“西行”，部长们也要“西行”，只有多走走，多看看，感情才能发生变化，才能真心实意为落后地区的人民做实事做好事。1994年底，新华社内部摘发了《“贵州现象”呼唤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调整》，新加坡《联合早报》也刊发了《“贵州现象”呼唤重大政策调整》，我是以贵州作为中国欠发达地区典型，通过剖析“贵州现象”，探索中国欠发达地区的滞后症结，以及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整，均衡过分悬殊的地区差距。当时正在制订“九五”计划，我呼吁中央实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以此作为国家“九五”计划的基本思路。

《当代贵州》：您的科学研究所触及和关注的问题正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引起了高层的关注。

胡鞍钢：1994年6月，我在中央党校省地级领导干部班上作了《中央政府应把解决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放在优先位置――中国地区差距报告》，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将这一报告的详细内容提供给中央领导人参阅，这是最权威的国情报告。1995年2月我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摄制组到贵州、云南、广西三省区贫困地区，摄制了《西南石山“贫困”与“反贫困”》纪录片。该片连续三集播出，给全国极大震动和反响，贵州省晴隆县的县长专门给我打电话，说节目对晴隆县的发展是一个促进和鼓舞。时任贵州省省长陈士能对我说，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志曾对他讲，中央要帮助解决贵州的问题。我的调研报告就是一个重要的参考资料。1995年3月“两会”期间，地区差距成为热门话题，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要创造条件，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同年9月底召开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做出决定，从“九五”开始，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1999年党中央决策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正是满足了西部人民长期要求加快发展的迫切愿望。

“国发2号文件让我眼前一亮”

《当代贵州》：距离《中国地区差距报告》出版17年后，今年的国发2号文件出台了，您怎么评价?

胡鞍钢：看到国发2号文件时我眼前一亮，这意味着贵州将进入建国以来的黄金发展时期。这也是新中国60年来中央政府给予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力度最大的支持。1.72万字的文件含金量很高，对贵州发展的总体要求、战略定位、发展目标、空间布局等做了详细的说明，比我们当年构想的更宏观、也更具体。这是国务院指导地区的文件最好的、也是最有力的，说明中央正在高度地关注贵州的发展，举全国之力支持贵州。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贵州如何用好这个机遇，如何通过8年的苦干实干巧干，确保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当代贵州》：对此您有何建议?

胡鞍钢：我们做过一个中国各地区人类发展指数(1980-2030)的研究。目前贵州人类发展指数在全国是倒数第二，仅高于。2010年贵州是0.576，是0.520，全国平均水平是0.663。预计到2020年，贵州可能达到0.633，而这时全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可能已经达到0.739了。贵州要在人类发展指数上跟上全国的步调，一定要同步提高三个重要指标：人均GDP，人口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及预期寿命，就是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

《当代贵州》：为何您用的是人类发展指数这个标准?

胡鞍钢：因为人类发展指数不仅包括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还包括了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关的两大指标：全民教育指标和全民健康指标。后两个指标不仅全面反映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而且直接反映社会公平与平等，反映了这个社会的大部分公民有没有享受发展成果。只有切实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贵州才可能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当代贵州》：国发2号文件的54条里，您最关注的是哪些?

胡鞍钢：战略定位里的第四条提到“继续实施石漠化综合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构建以重点生态功能区为支撑的‘两江’(指长江和珠江)上游生态安全战略格局”。贵州是中国两个最发达、最活跃、最密集之地的上游，治理不好石漠化，这两个地区就没有生态安全保障。构筑“两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这是贵州对全中国的最大贡献，大于贵州GDP对全国的贡献。在中国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中，贵州占有重要的位置，这是贵州无可替代的作用。54条抓住了贵州发展的制约瓶颈问题，如提出“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缩小空间距离，大大促进各类要素加速流动，就能产生集聚效应，才能形成若干个经济增长的要素聚集区。此外，到2020年“基本公共服务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显著提高”，这些目标都说明了中央将举全中国之力确保2020年贵州与其他地区一道，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可以说，贵州真的迎来了历史的、难得的黄金发展时期。如何有效落实这54条，建议3年做一次中期评估，5年再做一次评估，3年上一个台阶，5年见大成效，以确保目标的如期实现。贵州的历史最终靠贵州人来写

胡鞍钢：总的来说，贵州已经具备了堪称“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和大局。“天时”，指的是中央的大力支持；“地利”，贵州在经济上发挥“东西南北”的区域一体化的促进作用，并享有其他地区发展产生的外溢性，既可以南下融人珠三角，又可以北上融人中原经济区，既可以东上融入长江三角洲，也可以西向融入成渝经济区，与周边地区集体成长，集体起飞，集体崛起；“人和”，贵州提出了“开放创新、团结奋进”的时代精神。说“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精神的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物质反过来又刺激精神，相互作用转化。贵州不是一个人，贵州有4千万人。一个人的力量乘以4千万，该有多大的效应?我认为贵州已经走到了从自卑到自信、从自弱到自强、从盲目到自觉的历史转折点，就会从“贵州现象”走向“贵州奇迹”。

《当代贵州》：谢谢您的鼓励，从17年前“贵州现象”到今天贵州出现了新气象，贵州人一定能抓住这个历史的机遇。

胡鞍钢：贵州在历史上对中国是有大贡献的，贵州人是有精神的。我看到贵州坝陵河大桥，非常震惊!就在我当年调研的地方，竟然建起了拥有全国乃至世界几个“第一”的火桥。这个大桥在贵州通往云南的路上，就在这条路上，在晴隆县境内，抗战时期修筑了24道拐，这是靠生命和鲜血修筑的。从24道拐到坝陵河大桥，这不仅是技术的跨越、经济的跨越，更是精神的跨越。历史证明，贵州人从来不缺乏精神。我坚信贵州一定能创造奇迹，从“贵州现象”到

“贵州奇迹”，“贵州奇迹”是贵州人民创造的属于自己的奇迹。我相信，到2020年贵州一定会实现历史性的跨越发展和巨变，你那时可以再来采访我。

《当代贵州》：那我们就定一个八年之约吧，但愿下一次采访能在贵州进行，希望您来感受新的“贵州奇迹”。感谢您见证贵州的历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