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罗卫夫人》与《小说人生》中的女性死亡意识解读

摘 要：短篇小说《达罗卫夫人》是英国小说家弗吉利亚伍尔夫的代表作品，而《小说人生》则是迈克尔坎贝宁受到弗吉利亚伍尔夫1925年的小说《达罗卫夫人》的启发而创作的。本文拟从“死亡意识”入手，通过分析这两部作品所共同采用的“意识流”的技法来探讨女性找寻自我生命意义的道路，表现丰富多彩的女性意识空间。

关键词：女性死亡意识 《达罗卫夫人》 《小说人生》 “意识流”

自从人类产生了文学这种艺术瑰宝，女性在文学中的形象就一直被简单化了。在很多文学作品中，他们不是被描述成“家中的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就是“阁楼上的疯女人”（madwomen in the attic）[1]。“天使”的生活目的就是要顺从丈夫，取悦丈夫，把自己的老公照顾得舒舒服服的，如果有哪位女人胆敢拒绝此角色，男性评论家马上就会将其妖魔化，这样，她们在众人的心中不仅行为诡异，而且道德素质变得地下且。等待她们的结局不是自杀就是屈服于现实。论及此，Jane Tompkins叹息道，每每使我愤怒的是，女人不是用作男人的延伸，男人的镜子，男人炫耀的资本，就是用作帮助男人达到目的的手腕。她们从未以独立的个体而生存，即便有，那也是极少数。当今的西方世界不属于女人，甚至可以说这个世界都不属于女人。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女性在文学中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悄然发生着变化。弗吉利亚伍尔夫的《达罗卫夫人》正是如此。而迈克尔・坎贝宁（Michael Cunningham）的普利策获奖作品《小说人生》（The Hours）正是对弗吉利亚・伍尔夫及其小说《达罗卫夫人》的赞歌。

英国小说家弗吉利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原名艾德琳・斯蒂芬），是作为意识流小说的开创者、现代女权主义的先驱而被载入20世纪的西方文学史册的。她曾尝试从私人空间角度阐述她对于女性问题的思索，阐述她对于女性生存意义的见解。《达罗卫夫人》脱稿于1925年，在当时的西方社会，城市化、工业化的时代已经来临。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在发生着剧烈的改变。传统的价值观摇摇欲坠，宗教的中心地位受到极大的挑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生疏而复杂，个人在这个极具变化的世界里显得孤立而无助。无语嫉妒膨胀，金钱至上主义甚嚣尘上，贪得无厌的物质享受取代了高尚的精神生活，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片精神的“荒原”，人生活在其间必定会感到痛苦、焦虑、绝望而失落。该作品以意识流的手法描写了达罗卫夫人从早晨上街买花到晚上举行聚会其间15个小时的生活，其间穿插着赛普蒂默斯不堪忍受战争迫害的后果而最终自杀的故事。达罗卫夫人虽身处上流社会，但文化层次极低，这从文中的记述“她究竟是如何靠丹尼尔小姐传授的那点支离破碎的知识度过这半生的，连她自己都不是很明白。她什么都不懂，不懂语言，不懂历史；她现在很少读书，除了在床上读这些回忆录。” [2]达罗卫夫人是缺少精神信仰的，她精神空虚，情感寂寞，每天靠举办各种晚会把各种同样空虚无聊的人聚集起来打发时间，然而晚会的热闹同样无法排解她内心深处的空虚寂寞。无疑，她的物质生活是优裕的，而她本来也爱物质胜过爱精神，这从她当初选择了国会议员理查德达罗卫作丈夫而不是年青时真挚地爱着她的彼得沃尔什就可以看出。但她又同时渴望着精神自由，她并不爱她的丈夫，但又舍不得丈夫给她的舒适生活而与她心底的爱人彼得出走，她在矛盾中苦苦挣扎。在这种情况下，达罗卫夫人在两个自我中苦苦挣扎的生存状态便显露无疑。

坎贝宁的小说《小说人生》是受到《达罗卫夫人》的启发而创作的。作品讲述了三个女人的故事--才从19世纪著名的女权主义作家弗吉利亚・伍尔夫开始，它把三个看似完全不相干的故事连在一起，呈现了一群在爱与传承、义务与权利、期待与绝望、真实与虚假的冲途中挣扎的人们。三段故事在情节上几乎完全没有交集，但恰恰是叙事在时间层面上的断裂构成了整个影片内在逻辑上的连贯和完整。可以做一个也许并不十分恰当的划分--如果把弗吉利亚伍尔夫的故事看做是整部作品的叙述者，那么克拉丽莎沃恩的部分可以被看做是叙事本身，而劳拉・布朗的部分则是叙事所延伸出的情绪以致结果--当然，三观故事在叙述上又是相对完整的。弗吉利亚・伍尔夫住在1920年代的伦敦郊区布鲁姆斯伯里，开始写她生前最后一部小说《达罗卫夫人》，在被写作的天才燃烧的同时，她游走在疯狂与毁灭的边缘。在这天，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几乎被沮丧击溃。劳拉・布朗，一个生活在二战末期的洛杉矶的家庭主妇，正在阅读《达罗卫夫人》，这本书使她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天她正在准备她丈夫的生日派对，肚子里有她们的第二个孩子，她却和弗吉利亚笔下的达罗卫夫人一样，萌生了自杀的愿望。克拉丽莎・沃恩，现代版的达罗卫夫人，居住在1990年代的纽约格林威治村，她深爱她的朋友理查德，一个才华横溢，却因艾滋病而濒死的诗人。理查德给她起的外号也是达罗卫夫人，因为她和达罗卫夫人的名字一样，都是克拉丽莎。她们的故事交织在一起，虽然处于不同看时空，却都苛求更有意义的生活。除了各自的恐惧与课文，把她们联系起来的还有这个名字：达罗卫夫人。在每个不同的时空，女人都被压抑，但更多的是抗争和自由的表达。伍尔夫用潦草的笔迹写下：It is possible to die.克拉丽莎问理查德：Who will die？理查德说：The poet will die …… 在环环相扣的生命里，任何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包括诞生于死亡。男权社会长期形成的稳定的理性的秩序本身带有一种倾向，它倾向于把所有的行为以至于思想规范到这个秩序中。任何违反这个秩序的行为都被认为是不合理的、非理性的甚至病态的，从而作为“病人”被治疗。在弗吉尼亚的丈夫、姐姐和女仆看来，她是一个行为怪异、患有忧郁情结并带有自杀倾向的人，而他们所做的不是走进她的内心世界去了解她，二是简单的带她去“治疗”。《达罗卫夫人》和《小说人生》中弥漫着弄弄的死亡意识，很多作者都解读为悲观，而在笔者看来，这不但不意味着悲观，相反，这正是她们生存意义的一种体现。正如在《小说人生》中，弗吉尼亚在通往伦敦的火车站前对她的丈夫近乎歇斯底里的痛苦的表白所说的那样：“My life is stolen from me. I’m dying in this town！ …… for your sake， I could be happy in this quietness. But if it is a choice between Richmond and death， I choose death. It is my right， it is my choice.” [3]事实上，这种死亡意识并不一定会把读者引向歧途，它带来的知识一种心理感受。读者在作品中可以得到发泄，她可以引起共鸣，这正验证了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年前就提出的“卡塔西斯”（Catharsis）一说。通过阅读，读者可以进入到另一种忧伤世界，扩大感受力，提高审美品位，丰富心灵，体验到心灵世界的神奇韵味。对自由的抗争，对个人命运的自主选择，哪怕是选择死亡，这，就是诸位达罗卫夫人对生存意义的诠释！

参考文献：

[1]Charles E. Bressler，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 [M]. Second Edition. Prentice Hall，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2][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谷启楠译。达洛维太太[M].第1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4.

[3]Gibson， James ED. Macmillan Master Guides： Woolf： Mrs Dalloway [M]. Macmillan Publishing House， UK， 1996.

作者简介：白丹（1978-），女，四川华蓥人，四川旅游学院外语系教师，四川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