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浙西传统文化中孝文化的表现形态

摘 要： 孝文化应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有益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进一步传承和保护。本文对浙西传统文化中孝文化的表现形态进行了分析探讨。

关键词： 浙西传统文化 孝文化 表现形式

孝文化指在孝敬父母的问题上所形成的观念系统。《文化学辞典》对“孝文化”的阐述是：“中华古代文化的一种范式，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之一，被古代百姓所普遍接受。”中国“孝文化”是在华厦千年历史中孕育、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孝的思想观念经过历代圣哲与统治层的大力倡导，已经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积淀，不仅影响中国历朝历代人的思想，而且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准则和评判人之德行的标准。

衢州，古称姑蔑、大末、信安，唐初因境内三衢山而得名“衢”。衢州地处浙江西部，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秀丽的一方山水，勤劳而智慧的劳动人民，孕育出灿烂的历史文化。而一处处史迹，一件件文物，一个个名人在述说着衢州六千年的历史文明，“孝文化”活生生地存在其中。根据浙西衢州的历史痕迹和平日工作的接触，“地名”、“牌坊”、“祠庙”、“戏曲”、“雕刻”与“口头传说”等均对“孝文化”进行了有力的阐述与表现。

一、有关“孝地名”文化的表现形态

今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信安街道“沙湾村”古地名“孝悌里”，位于城市北面衢江南岸。作为古地名，忠实地记载一则千年以前的“孝悌”故事和相关“孝悌”文化遗存。“孝悌里”于《明一统志》中载：“在府城北五里，宋赵宅，赵丧继母与弟赵拊结庐守墓三年，足不出庐。”县令榜其孝悌，南宋文学家楼钥题书“忠孝之家”，因此沙湾村又称“孝悌里”。但孝悌里作为村庄地名已鲜为人知，仅在历史文献中能查阅。

中国的孝悌文化，孝在传统文化中排在第二，即忠、孝、节、义。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孝，成为基本道德观念之一，也是“人道”之行为准则：亲亲、长长、尊尊的自律规范。地名“孝悌里”用最简单明了的孝悌文化，对广大民众宣传尊重、供养长辈，“人道”之行为准则。亲亲、长长、尊尊的自律规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教育素材。

以地名形态表现“孝”文化的在全国各地也有存在，也是农耕社会宣传、传播“孝悌”文化的有效办法和工具。例如：山西省“孝义”县，以县人郑兴孝孝义得名。湖北省有“孝感”县，以南朝孝子董黯立为县名。浙江省湖州原有“孝丰”县，相传孝丰历代多孝子故名，并县后称孝丰镇。金华市有“孝顺”镇，相传古时有许姓孝子孝顺父母得名。江西省东乡县东有“孝岗”镇，源自孝子岗地名。四川德阳市有“孝泉”镇，以东汉孝子姜诗家居园中泉池“孝感跃鲤”诏名“孝感泉”得名。此外还有广州“光孝路”、“光孝寺”；徽州“慈孝里”；南京“孝陵”等以“孝”命（得）名的地名，作为地名标识在留存。每一处地名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孝”文化典故，也是传播、记录“孝”文化的一种形态。

二、有关“孝牌坊”文化的表现形态

衢州北门外赵故里沙湾村“孝悌里”牌坊，又称“忠孝之家”牌楼。旧志按：其地在今城北，名书院。上仅住村民十余户，无复有赵氏子孙居之，牌坊已圮，然残碑、断碣略犹有存者。此牌坊为四柱三门五楼青石牌楼（坊），原立于沙湾村书院自然村口。坊额为正面书“忠孝”，背面书“忠孝之家”。最早坊额为苏公（东坡）所书，因时间久远字迹已模糊不清。到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衢州知府林明伦出北郊过“孝悌里”时，有感并书“忠孝”，额序：“衢州孝悌里宋清献。”此坊虽已残圯，但其内涵和孝悌精神尚存，是孝道文化传播的遗址。

以牌坊（牌楼）形态表现“孝”文化的在大江南北，各地曾普遍存在，也是农耕社会宣传、传播“孝”文化的有效办法和工具。以安徽黄山歙县为例有：“慈孝里”牌坊（在富竭乡棠越村）；“黄氏节孝坊”（在郑村乡郑村）；“旌孝坊”（在潭渡乡）；“双节孝坊”（在许村乡环泉村）；“章氏节孝坊”（在北岸乡青林凹村）；“节孝坊”（在定潭乡）；“汪氏节孝坊”（在溪头乡蓝田村）；“宋享遐妻节孝坊”（在上丰乡潜口村）；“方氏节孝坊”（在富竭乡稠墅村）；“吴氏节孝坊”（在富竭乡稠墅村）等，不胜枚举。

以牌坊（楼）传播“孝”文化，是一种具有广泛宣传效果的手段。作为古代城市雕塑的牌坊，立于街头渡口，时时刻刻地向过往行人传播“孝”道德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由于对以牌坊（楼）传播“孝”文化的愚昧无知，使各地古牌坊被大量拆毁破坏。牌坊虽然消失殆尽，成为“隐性“孝”文化遗产”，但其历史文化内涵仍然存在。

牌坊俗称牌楼，又称坊表。古人言可为坊，行可为表，坊表名义见于《礼经》。宋以后乃用以表扬人物，而揭橥之名曰“牌坊”。每一处“孝”牌坊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孝”文化典故，牌坊也是传播、记录“孝”文化一种形态。作为城市雕塑“牌坊”是以一种高贵形态出现的点缀建筑，且具有传统儒家智慧和道德的文化内涵。

三、有关“祠庙孝悌”文化的表现形态

以祠庙传播“孝悌”文化最典型的是“周王庙”，全称周宣灵王庙，亦称周孝子祠，在浙江境内（钱塘江流域）较多。衢州周王庙，位于城内下营街，南宋时为周雄而立，系浙江和江西各地周王庙的祖庙，供奉周王漆布金身。据志书记载：周雄系新城县人（今富阳新登），宋淳熙戊申（1188）三月初四日生。幼时随父到衢行商，与衍圣公孔文远同学，相交甚密。嘉定初，周雄24岁时，因母病祷于婺源之五显圣王庙。归舟至衢，闻母死讯，即仰天捶胸一恸而绝，其尸僵立舟中不仆，衢人异之。南宗孔氏家庙衍圣公孔文远感其诚孝，为其捐款漆身塑像立庙以祀。由此可见，周王庙始建于宋嘉定四年（1211）。

“周孝子祠”庙内雕刻有二十四孝图。内涵是传承中国的孝悌文化，孝在传统文化中排在第二，即忠、孝、节、义。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孝，成为基本道德观念之一，也是“人道”之行为准则：亲亲、长长、尊尊的自律规范。孟子《离娄上》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词。所谓不孝的三种情况指：（1）对父母的过错曲意顺从，使父母陷于“不义”；（2）家中贫困，父母年老，子女不供养父母；（3）不娶妻，没有儿子，断绝子嗣。传统的“孝”以血缘“亲亲”关系为纽带，以个体家庭经济为基础。“周孝子祠”用最简单明了的孝悌文化，对广大百姓民众宣传尊重、供养长辈，“人道”之行为准则：亲亲、长长、尊尊的自律规范。

以祠庙形态表现“孝悌”文化的在各地普遍存在，也是农耕社会宣传、传播“孝悌”文化的有效办法和工具，以祠庙为中心，使广大民众接受“孝悌”文化的教育（熏陶）。

四、有关“戏曲孝悌”文化的表现形态

戏曲文化在明、清二朝代得以充分发展，作为农耕文明时代，戏曲是社会中重要的娱乐活动。衢州在明、清二朝代“周宣灵王庙会”旧时以农历三月初四到四月初八，为周宣灵王之诞辰，连续演出三十五日的戏曲，以示庆典，亦称“周王庙会”。因为庙会以看戏曲为主，所以俗称：“看三月三”。

庙会以旧时衢州城关为核心，各街坊社隅，均分社迎神，沿街张幔植台，演剧以乐神。大街小巷热闹非凡。清郑桂东有诗说到此事：“农忙时节入城来，歌舞沿街挤不开，三月三连四月八，大周王庙看开台。”

庙会实际上是一次传统孝文化的大宣传。所演戏剧有西安高腔的《孝顺歌》、《母子相会》、《三孝子》、《孝守节》、《连中三元》、《香山显灵》等；衢州昆腔的《桂花亭》、《状元拜堂》、《烂柯山》、《渔家乐》、《宝莲灯》等，以及务剧、徽戏、浙西目连戏等，类似今朝的戏曲大会演。

以戏曲形态表现“孝悌”文化的在各地曾普遍存在，也是农耕社会宣传、传播“孝悌”文化的有效办法和工具，在岁时节令、庙会佛节、寿庆婚礼、会馆庆典等场合，深受广大民众的欢迎。

五、有关“孝雕刻”文化的表现形态

在衢州市柯城区航埠镇万川村，有一座陈氏祠堂的砖雕“二十四个孝”，陈氏祠堂的“二十四孝”砖雕是在1915年所雕，至今已有90多年的历史。它是浙西地区现存砖雕中的极品，保存完整，堪称历史文化瑰宝。全国各地在古建筑由采用雕刻技法，用石雕、木雕、砖雕等材料，采用圆雕、透雕、浮雕、平雕、线雕等表现手法，把二十四孝图的人物故事雕刻得情景交融、形神兼备，给人以艺术享受，把“孝感动天”、“亲尝汤药”等二十四个孝故事刻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其工艺精湛，人物造型古朴，构图巧妙，保存完整。从不同角度、不同环境、将二十四个行孝的故事，以人物为主体，以山水、花草、禽兽、楼阁等为衬托，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地传播儒家思想的画图，栩栩如生，实现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例如：在普陀山法雨寺有一组著名的“二十四孝”石雕图组，在社旗县山陕会馆发现的元朝画家郭居敬绘制的、用灰色大理石雕刻在柱础上的二十四个孝图，在衢州周宣灵王庙存“二十四孝”木雕图组。每一则故事都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年代、人物和孝举，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既独立成章，又可连成一片，组成一幅大气、朴拙、本色、自然的考文化作品。

同时在民间民居中，也存在大量的以“孝文化”为内容的建筑装饰构件，在石材、木材、青砖等材料上，将孝的故事以人物为主体，以山水、花草、禽兽、楼阁等为衬托，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地传播儒家思想的画面，栩栩如生，实现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在日常生活中起到教化的作用。

六、有关“孝口头传说”文化的表现形态

二十四位孝子的感人故事，相传为元代郭居敬选辑的，它流传了700余年，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对弘扬孝道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二十四孝”及各地方版的“孝”文化故事源于我国民间，多以口头形式流传至今。

《搜神记》这则故事虽然只有179字，非常简练，但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有情有节，十分完整，并为董永卖身葬父这个故事首开神话之端。其实，早在三国魏槽植的《灵芝篇》这首诗中，就有了这则故事的轮廓。由此证明，董永卖身葬父的故事发生在三国之前。

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个故事广为流传，除民间口头传说外，也被文人写进了传奇及剧本。宋、元诸本就有《董永遇仙传》，戏文有《董秀才遇仙记》等，都使故事有了神话色彩。同时，董永也由一个原本只是个“半耕半读”的穷农民，变成了一介黄门秀才。在敦煌变文中的《董永行孝》，亦与上述传说大同小异。而且，明代心一子的《遇仙记》、顾觉宇的《织锦记》等传奇中，也都说董永是个秀才。到了清代，许多地方剧种都趋循上述，并以浓墨重彩进行渲染，使故事更生动感人。这无疑是文人对董永贤孝勤劳的品德的一种敬慕，对恩爱夫妻被人拆散的一种同情，并寄托了一种美好的企盼和诚挚的祝愿。

“孝”文化中传承着中国古代哲学范畴的“道”思想，体现人生观和政治理想。“人道”为人之道或社会规范，《礼记》提出：“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人道之大者也。”对于“道德”，老子以“道”为天下万物之本原或普遍规律。“德”为“道”之分，即事物的特殊规律或特性。亦作为社会伦理准则，用以评价个人品德、修养、行为的善恶。古人以孝悌、清廉文化用祠庙供奉祭祀形式予以宣传，教育民众。这应是构筑和谐社会的基础。孝悌等伦理思想，亦称“德政”，《论语・为政》：“德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德和礼加以感仪，例则可使之知耻之心。和谐社会的构筑，必须有理论基础，教育（基地）办法。古人这种实实在在，一目了然、行之有效地用“祠庙”供奉祭祀的形式；用“戏曲”表演的形式；用“地名”记载的形式；以“牌坊”表彰的形式，用“口头传说”文化的表现形态等形态应加以宣传，以更好地教育民众。

因此，让“孝文化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有益的精神财富”，它的生存和表现形态更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传承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