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背青春,落脚山场

青春时节的不成熟，让曾经指点江山、风光无限的何来，用后半生的岁月补课。当青春退场20年，终获一颗淡定之心。

短个、圆脸、肤黑、目炬，声如洪钟、语似鞭炮，话中常有典故进发，激动处，手舞足蹈，时站时立。坐于记者对面的中年男子――何来先生，20年前，曾与现任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程鹤龄、东南卫视卫星落地办公室主任林德建并称福建电视“三剑客”，他们共同创办了国内首个杂志型电视栏目《新闻半小时》，因其舆论监督的实践而轰动全国，其操作模式和节目形态即为央视《焦点访谈》的前身。因此成果，程鹤龄荣获“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而何来却因“政治不成熟”卷进上世纪80年代末的那场“风波”，从此青春蛰伏，命运蜕变。

几经周折，记者在闽西漳平市郊的一个山场找到何来。这个被称“葫芦山寨”方圆四五十亩的山地，便是他的青春历经闯荡、沉淀和醒悟之后的落脚之地。

正值4月天，谷雨刚过，山场四周满眼翠绿，在此勃勃生机的清静清新之地，在一间简单简陋的木屋里，记者听着何来对自己青春的回忆、思考、忏悔和感慨。瞬间“光芒”

20多年前，我毕业于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传播学专业，当时大学生是包分配的，我顺顺当当被分到福建电视台新闻部当记者。作为“”后第一届“正牌”大学生，那时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仿佛天地万物皆备于我。拍电视，办栏目，搞策划，干起事业来风风火火。正如一句广告词所说的“年轻，没什么不可以”。当然，分配是顺利的，但工作并非顺当，由于少不更事，不懂“尊重老同志”这个中国重要的生存理论，所以，没少挨“杀威棒”、“当头棒”。虽遍体鳞伤，仍前进着，年轻嘛，伤口好得快。

记得有一阵子新闻界大兴“舆论监督”，把我们弄得很兴奋。不知天高地厚地揭露这、批评那，乐此不疲地嫉恶如仇。在年轻气盛的我辈眼中，社会弊端就如“露天煤矿”一样丰富而且好开采。一时间节目收视率节节爽飙升。

领导表扬，观众支持，新闻部变成了“部”，哥几个名声大噪。国内同行接二连三地派人前来参观取经，回去推广某高校还将我们的经验编入教科书，作为“批评栏目”的正式解释。啊呀呀，太有成就感了。

然而，正当我们“春风得意”时，1989年那场“风波”把我卷了进去。是非成败转头空，尔曹身与名俱灭，我作为“为首”的。不仅没完没了地做了一年多的“检查”，还被逐出“山门”。从此，我就背着我的青春开始了至今为止长达20多年的“游方僧”的生活。

陈仓难渡

刚退出“火热生活”的时候，我还很不习惯。闲极无聊之时，我会和另一个“同病相怜”的家伙坐在马路牙子上，看过往的美女。这是个南方的城市，时至深秋，美女们仍穿着裙子，骑在自行车上，微风吹过，偶尔露出一段粉白的大腿，那风韵比现在开着敞篷奔驰的美女还要令人遐想三分。

这是题外话，真正觉得有点不习惯的，反倒是我们这些“落了势”的过时人物，竟隔三岔五被各有关单位轮流宴请，吃的都是山珍海味，喝的尽是玉液琼浆，使我等有点受宠若惊，惴惴然于打着饱嗝之间。当时我有点纳闷，自己作为“错误人士”，竟然还没引起公愤。

“”中，有一部革命电影，叫做《血，总是热的》，虽然落魄，但在骨子里，还想借青春的余势为社会、为自己熟悉的媒介做点事情。想想也可怜，除了插队时练就的一身农活外，似乎这辈子就只能做点传媒的工作。所以，虽然被发配在“后勤部门”，却瞅准机会为省台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广告招标，居然成绩显赫。又和几个文艺界的朋友，折腾了几集电视剧，也获得了好评。

这时，有几个惜才的“伯乐”就私下张罗着要把我“暗渡陈仓”，偷偷再弄回电视台，当然不是再搞新闻，而是搞“经营”。本系统的主要领导据说对此不置可否，这已经是天大的恩准了，谁知事情到了“分管人事”的副领导那儿，他居然嘟嘟囔囔，欲言又止，好像是要我们给他点“意思意思”的意思。

鄙人听后，从老八路父亲身上遗传下来的“刚正不阿”的毛病又发作了。我对那位热心的牵线人说，让我给他钱?叫他给我钱，我才进这个单位呢。性格决定命运，一点也不懂人情世故的我，其后果可想而知。“回炉”故里

于是乎，我这张过了期的旧船票就再也登不上那艘我所熟悉的老船了。

据说大凡大人物都有一个毛病，叫“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小接受英雄主义教育的我决定像他老人家当年那样，回老家“滴水洞”去。经申请，领导上同意我回到我插队过的那个县的广电系统去“回炉”。

我本想就此安安稳稳写写稿件，侍奉二老安度晚年便罢了。谁曾想，当地有一个不知“山高水浅”的宣传部长，竟然力排众议任命我担任当地一个综合媒体的新闻负责人。“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一任命，简直是给我打了一针鸡血，与刚参加工作那时相比，我更加疯狂地工作。说实在，县里头那点新闻对我来讲乃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也，何况本人率全体县级编播采人员闻鸡起舞!奋斗一年多，致使该县破天荒被评为省级广播电视先进县，本人也荣幸地多次承蒙各级有关领导亲切接见和勉励。

又在这个时候，另有一位组织部内不知“水浅山高”的领导，居然让我参加第某期先进分子学习班，列为“组织发展对象”。这一新闻不仅在省城的同行之间引起热议，也使我有半个世纪党龄的“老八路”父亲为之唏嘘不已。“治病救人哪，治病救人哪”，老父亲感动得走里走外，念念有词。

“铁打的政府，流水的官”，就在这关键时刻，宣传部长换人了。新领导冷眼旁观，嘴角一撇，轻描淡写而又一字九鼎地对身边的人说，这种人怎么能入党?他的话犹如一声“集结号”，唤起了几个单位内部老早对“新闻改革”看不惯的“意见人士”向本人发动进攻的欲念。不久，各种专职调查组接踵而至。为了体现“组织”上的慎重，调查组最后只好翻陈年旧账，把我的“政治错误”拿出来炒炒，给个“停职通知”算取得“阶段性”成果。

在过往的岁月里，管你有天大地大的本事，只要犯过“政治错误”便从此无人问津了。我算不错了，一直都没有被开除公职。虽然有时候工资比临时工还低，但还没有像“三年困难时期”那样饿过肚子。只有一点我一辈子也没有想通，不是政治家的我等小民，怎么也有“政治错误”呢?就因为年轻气盛犯了点错误――就算是与“政治”沾边的错误吧，难道就此结束“政治生涯”了?

我奋斗过，挣扎过，询问过，一切无济于事，事情就真的这样发生了而且一直发生着。

跨世纪的救赎

经人婉转推荐，在跨世纪之前，我来到号称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南方某城市。不知就里的某电视台台长热情欢迎并高度信任我。简单交谈之后，性格豪爽的台长把新闻频道全面改版的设计任务就轻易地交

给了我。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抛妻撇子，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又辛辛苦苦奋斗了一年。新闻频道黄金时间的收视率从我刚到时的不足1％上升到了10％，在当地还是引起一点小小的轰动的。本人还率领新闻频道众弟兄们创造了现场新闻直播的纪录，在某贸易会上，20个编辑记者，全天直播5档新闻，总时长100分钟。为此，本人得到当地市委宣传部的隆重表彰。

那时的我，真以为在这块圣地上我要“浪子回头金不换”。“凤凰涅”了。我常常被自己感动，因为我作为节目总监，牢牢把握住了舆论导向，高度自觉地对待一切批评报道。有一次，一个记者想发一篇带点批评意味的新闻片，我没同意，该记者恼羞成怒，厉声问道：“老师，按你课上讲的新闻学理论，这是一条好新闻，你为什么言行不一致呢?”

我急了，更大声地回答他：“那时跟你说的是新闻学，这会儿跟你说的是饭碗学!你要想明天一早咱俩儿都卷铺盖，咱就发这条新闻。”那厮竟然耍无赖：“好，我宁愿今晚就卷铺盖，也要发这条新闻!”我嘿嘿冷笑一声：“你想不干，我倒还想干下去呢，想发这条新闻，先找人把我撤职了再说。”

虽然从此之后办公室里时不时会从各个方向瞟来蔑视的目光。但咱也不管这许多。我在“立功赎罪”的道路上快马加鞭，无暇回头。

为了跨世纪、跨千年的报道策划，我与频道总监更是殚精竭虑，上下求索，制定出比央视还要有气魄的报道计划。比如用卫星电话采访南极的科考人员，由主持人到海外重点城市向国内发回第一时间世界各国防堵“千年虫”的新闻，等等。后来，报道顺利按计划完成，我们又一次得到领导的首肯。这时候，有人悄悄对我说，听说台委会已经讨论了你的调动问题。

有什么比“白毛女”重归人间更值得庆贺的呢?正在我沉浸在浴火重生的喜悦和憧憬之时，乐极生悲。有人通知我，我的“前科”暴露了，有关部门已来函“外调”我的“现行表现”了。他那封信里可没说你是坏人，但他那封信的来头就足以证明你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事情已过去十几年，连我自己都已淡忘了的事，又被提起……

千年之梦已经醒来。我又一次回到了“滴水洞”――生我养我的一个小县城。有人看我四处奔波不着地，颇有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也老大不小了’做事稳重点，工作别换来换去的了。”天!你当我愿意呀，给你也贴个标签试试看!

“淡定”人生

小县城的生活看似波澜不惊，其实也是暗流涌动，有些地方甚至深不可测，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但凡一个人运气太好，左右逢源，青云直上，肯定会成为当地的名人。而如果一个人的运气太差，走平路跌跤，喝凉水塞牙，那他在小地方也一样能够成为名人。我大约属于后者。名人和寡妇一样门前是非多，知道的不知道的都会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交流有关我的各种信息成了小县城邻里之间茶余饭后的主要文化生活。我两次离婚，三次摩托车翻车，头天晚上家里来了什么客人，诸如此类的信息，一不小心就成了妇孺皆知的秘密。

在这期间，父母相继去世。双亲是很不情愿地走的，母亲不懂“政治”，她只是对直接造成我婚姻不幸的原因耿耿于怀，她死也不相信她的儿子会是“反什么、反什么”的“分子”，就跟“”中她决不相信她的丈夫是“走资派”一样。恰恰这一点让我心痛：为什么千百年来，社会的种种不幸和不公最后都落到女人的肩上?母亲刚刚从“”提心吊胆的岁月里和“干部下放”的艰苦年头中走出来，就又进入让她始终看不透、想不明的“政治云雾”之中。在她去世前的一两年里，常常会怔怔地注视我半天，突然从嘴里冒出一句话：会不会哟……

我怎么说呢?父亲在我刚“落马”时，曾责备过我，说我太冲动，给组织上“添麻烦”。当我详细地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他也沉默了，只说要好好工作，重新争取组织上的信任云云。作为从历次“运动”中走过来的经验老到的父亲，从不问什么平不的问题，只是在看电视或读报纸之后，偶尔会轻轻叹一口气。这位有接近半个世纪党龄的老党员，党性原则是非常强的，虽然离休多年，从不在非党群众和晚辈面前说党半个不字。

父母带着遗憾走了，到天国去了，那里是不是公平社会，有没有“政治运动”，他们没告诉我。凡是去了天国的人从来不把天国里的美好景象告诉家里人，是知道反正总有一天大家都会亲临现场，用实践来检验真理吗?还是怕过早暴露了天国的美好导致前往天国的道路交通阻塞?反正无论有没有天国，人们对天国的幻想和希望是永远存在的，越是受现实“离不得苦”折磨得厉害的人，就越向往天国，其对天国的想象就愈发美好。

我离天国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的人生渐进“淡定”。我的另一位“同病”比我小两岁，竟比我早生华发，还自我安慰，女人见了他会说，某老师啊，你两鬓斑白，太有男人味了!他还得意为一首歌曲改了词“男人爱漂亮，女人爱沧桑”。我知道，他那只是自我安慰而已，人生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生老病死，一切都是天意。

我现在早已没了当年的豪情万丈，更没了一段时间里曾有的“假如天假其年我当再次奋发”的痴念。我找了这座小山头，搭几间草庐，垦几畦荒地，闲时钓雨耕烟，侍弄果蔬，落雨之时，便在四尺案头玩玩笔墨。曾有一回，望着屋檐上滴下的水，我突然想起孟子关于“天将降大任”云云，事实上天下之事与圣人之语往往相悖，“劳其筋骨，苦其心智”之后，斯人慢慢老去。斗志全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