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尚需关注投资效率

带有计划性的政府投资的效率是比较低下的，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处于行政主导投资的模式之下，政府投资始终面临着效率困境

随着中国经济下滑超出预期，政府投资再次成为稳增长政策基调的主角。据媒体不完全统计，7月以来，已有13个省市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或稳增长措施，涉及金额已超过十万亿元。其中，广东、天津、山西、重庆、福建、贵州等省市的投资计划均超万亿。

各地投资竞赛再次呈火拼态势，映射的是中国经济对政府投资的依赖性仍很强，凯恩斯主义的刺激经济方式对地方政府来说还是难以自拔。

作为“三驾马车”之一，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为直接、有效的手段，特别是在经济困难时期。但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相比，带有计划性的政府投资的效率是比较低下的，尤其是中国经济处于行政主导投资的模式之下，政府投资始终面临着效率困境。其实，政府投资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带动民间资本，而非让经济增长陷入凯恩斯依赖症。因此，在通过增加政府投资应对经济困境、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更需要注意的是投资效率的提高，而不应单纯地为了追求GDP速度，制造出政府投资增长的高速度。

改革30多年来，地方政府作为各地的投资主体，形成了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必须看到，由于地方政府在投资建设中存在各自为政和引资政策上的过度竞争，有的地方甚至不顾市场容量和经济回报，盲目投资、攀比建设的现象十分突出，重规模远甚于重效率，浪费了巨大的建设资金，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效应。事实上，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一直以来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行政主导的投资过热”，从而导致长期以来投资效率整体水平低下。

相关测算显示，1999-2010年，我国平均固定资产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GDP）由1999年的0.33上升至2010年的0.7，平均为0.47；而美国由0.21降至0.15，平均仅为0.18。我国投资效率（GDP／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加额）平均为160.65，远低于美国的202.49。2000-2010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率均逐年增加，其中西部地区投资率最高，而投资效率远低于东部、中部地区。投资效率的低下也间接说明了为什么许多政府官员和学者一次次声称中国必须保持8%以上的GDP增长速度，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并保证社会稳定。这与发达国家每年只要2%3%的增速便是高速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它们的投资效率很高。这也是为何中国经济多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China GDP”却被调侃为“拆了，搞地皮”，城市化变成了“土地城市化”而非“人口城市化”。

当下地方政府主导新一轮投资涌动，政府成了经济发动机，而市场则有点靠边站了。但现实情况是地方财力与各地投资计划差距十分悬殊，如贵州拟推3万亿元发展规划的背后是，2011年该省财政收入仅1330亿。如此形势，地方政府这些投资很可能是开空头支票，根本不可能全部完成。而仓促推出的不少所谓投资计划可能也是“拍脑袋”决策的产物，依然是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实际执行中很大程度上又会重演过往大拆大建、项目盲目上马、劳民伤财的结局。

为防止国内经济下滑，中央提出将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但必须意识到，稳增长并不只是搞政府投资，更重要的是扭转投资效率低下的瓶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投资本身决定了其配置资源效率的低下，GDP政绩体制又助长了投资高增长与低效率的并存，而这需要下决心打破中国经济的凯恩斯主义依赖症。经济体制不改，政府主导投资模式难以根本改变。因此，要切实提高中国经济的投资效率，拯救实体经济陷入迷途之困境，必须从财税制度、土地制度、产权制度、政府管理制度以及金融体制等多维度进行系统的市场化推进，一方面让地方政府投资也收到市场规律的约束，另一方面真正引导和激活民间投资的活力，发挥民间投资的“鲶鱼效应”，让民间资本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角”。

（作者单位：正略钧策管理咨询公司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