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材料工作通讯》到《档案工作》

《中国档案》已经创刊60年了!

60年!这可是跨越了大半个多世纪呀!所以我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我是看着它问世，并伴随着她一起成长的。

这60年，也真过得不容易呀!她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饱尝了人世间的苦辣和辛酸，甚至遭到了停刊的厄运。但她始终是中国档案工作者的良师益友，是一座不倒的、指引着中国档案工作者前进的灯塔。我衷心地祝福她!

《材料工作通讯》的创办

1950年，苏联档案专家、苏联中央档案管理局副局长米留申来中国的时候就一再提到关于档案的问题。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副局长，他是随着一个庞大的苏联政府代表团一起来的。当时，苏方只介绍他是档案专家，他来了之后就到处参观档案部门，给档案工作者作报告，向政务院提档案规划。所以我们只知道他是档案专家。到1952年曾三向中央提出，想请他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教书的时候，苏方才告诉我们他的真实身份，说他不能来。自从1950年他来过之后，由于他的宣传和讲授，曾三和裴桐在“档案”这个问题上才开始有所认识。当中央同意曾三的意见决定要办业务刊物的时候，所以裴桐就提出来是不是叫《档案工作》。

曾三说：“现在叫《档案工作》还为时过早，因为这个刊名包括不了我们所要研究的范围。我们全国的档案科现在还几乎都叫材料科。”曾三接着加重语调说：“我们不就是叫材料科吗?”

不错，当时我们就叫材料科。科长是裴桐，在材料科下面分整理、保管、资料三个组。资料组组长是侯信，负责保管各地送来的党内刊物。除刊物以外的所有文件，甚至包括印刷的传单、标语都由整理组作为档案整理，整理完了以后交保管组保管。保管组组长是曾三的爱人沈义，副组长是赵璞。这种对档案和资料的划分方法，很明显，刊物属于资料，其他的都属于档案。我当时就在整理组，组长是长期生病休养的李锦文，副组长是田风起。当1952年田风起去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担任一年多教员的时间内由孙之担任副组长。

所以曾三说：“我们现在还分不清什么是档案?什么是资料?还是叫《材料工作通讯》吧。就是说，这个刊物既要研究档案工作又要研究资料工作。”为什么不叫《材料工作》而要加上“通讯”两个字呢?曾三解释道：“是因为它不是学术性、理论性的刊物，主要是交流中央各部委整理档案和资料工作的经验，互通情报而已。”

就这样，新中国第一份研究档案和资料的刊物就在1951年5月30日创刊了。

由于这个刊物发行范围很小，只发到党中央各部委秘书处，政务院秘书厅，军委办公厅直属的档案室、资料室，各中央局、分局办公厅秘书处的档案室或资料窒。第一期只发行了几十份。因为读者少，稿源也就少。真正懂得这方面业务的几乎没有，组稿也就很困难了。

所以，第一期只是经验交流，介绍了华东局、华北局对档案工作的意见、总结和全国总工会的暂行办法。

第二期也只是为了介绍和学习苏联档案工作的经验，翻译了米加叶夫的《苏联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材料及研究》这篇文章。

而当时在全国档案工作者面前所遇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难题，就是怎样区分档案与资料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所有工作都无法正确进行。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迫切需要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所以，从第三期开始就组织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在讨论中除了刊出了一些读者来稿外，还刊出了曾三的《关于档案室工作的几点意见》、裴桐的《档案与资料的划分和整理》和《对档案与资料区分的再认识》、吴宝康的《重新认识档案与资料的区分》四篇重量级文章。

这次讨论经历了两年的时间，使广大档案工作者有了这样一个明确的认识：档案是“一定机关、团体或个人在工作中形成的文书总合。”这个认识基本上反映了档案的外延与内涵。所以这次讨论对实际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直接指导意义，促进了档案事业的迅速发展。

当时负责这个刊物的只有曾三和裴桐两个人。选稿、改稿、校对、跑印厂(当时秘书处下面设立了一个小印厂，专门印中央文件。)都是裴桐亲自去做。而对用稿的拍板和最后一遍的校对则由曾三负责。当时曾三和裴桐对刊物的机构设置、职务安排并没有在意，既没有设置总编辑之类的职务，也没有设置编委会和主任之类的头衔。裴桐为这个刊物做了很多的工作，付了很大的心血。但他却丝毫不计较名誉地位，只是默默无闻地做需要他做的事。

经过《材料工作通讯》两年的宣传，以及档案工作者的学习和研究，大家已经能分清什么是档案、什么是资料了。曾三和裴桐都认为再叫《材料工作通讯》就不合适了。

在研究刊物改名的时候，曾三和裴桐还有一段有趣的对话，裴桐在同意曾三的意见后说：“材料!?是谁家的材料呀?我们(指中央秘书处)是把提供给中央领导同志看的文件等东西叫材料，纺织厂则把‘棉花’叫材料，机械厂却把‘钢铁’叫材料。所以各个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材料。《材料工作通讯》从刊名上看，人家就不知道是什么性质的刊物。”

曾三笑着说：“听说苏联有一本著名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有的新华书店就闹了笑话，把它放在工业类的书架上。”

裴桐答道：“我也听说过。我这么想啊，我们这个刊物要是放在书店的书架上，也有可能分到工业类去的。”

裴桐提议说：“要不，改为《档案工作通讯》?”

曾三说：“《档案工作》这个刊名好，‘通讯’二字就不用要了。虽然苏联科学院有些学术性刊物在后面也加‘通讯’二字。但根据我们的字义，通讯是指消息报导，顶多只包括报告文学。现在我们要把这本刊物办成既有经验交流，又有理论研究的综合性刊物，所以就叫《档案工作》吧，刊名就由你来书写。”裴桐在经过一番推托后，还是答应写了。

早期的《档案工作》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档案工作》第一期于1953年7y]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32周年的时候出版了。

1955年第18期《档案工作》刊出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关于《改由国家档案局出版的通知》中就公开、明确地道出了《档案工作》与《材料工作通讯》的关系。《通知》中的第一句话就说：“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自1951年5月创刊了《材料工作通讯》，1953年7月又把该刊改名为《档案工作》……”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材料工作通讯》在前，《档案工作》在后，《档案工作》是《材料工作通讯》的继承者，像接力赛一样，后者在接了木棒以后才能继续往前跑。所以，我和范垂学一直主张刊庆应该从i951年《材料工作通讯》的创刊算起，可是上世纪80年代的有关领导则认为应该从1953年《档案工作》

的出版开始算。1983年举办的30周年的刊庆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为此，我们特地写了一篇题为：《(材料工作通讯>――(档案工作)的前身》的文章发表在1983年第5期的《档案工作》上，并到处呼吁，几乎是呐喊。后来终于被认可了，在庆祝《档案工作》创刊50周年的时候把创刊的时间改正过来了。

1953年《档案工作》成立的时候，我和范垂学就被调到编辑部担任编辑。当时的编辑部是放在中央秘书处(局)的业务科，业务科设在新建的秘书局大楼(现在的国家档案局大楼)二层的南面，房门口是个过道，过道南边还有房间，所以我们房间的窗户是朝北的，朝着楼中间的花园，是一间套房。科长是田风起，在里屋办公，编辑部(也就是我和范垂学两个人)在外屋办公。我们除负责整个刊物的编辑任务外，还负责处理读者来信，做到有信必复，有问必答。

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不好公开回答的问题，比如1954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党的全国档案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被大家称为是继1954年11月国家档案局成立不久后的又一次在档案建设事业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振奋人心的大事件，是里程碑，对今后的文书、档案工作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为了扩大会议的影响，裴桐就让我以编者的名义写篇报道，我就写了_一篇题为《党的全国档案工作会议鼓舞我们前进》的综述，刊登在1955年2月出版的第18期上。

对一些重要稿件的处理是很慎重的。对这些稿件我们不用钢笔或毛笔删改，而是用铅笔删改后，先送裴桐审阅，最后由曾三审阅定稿(而经过我们删改的稿子，是很少有再恢复原样的。因为我们都很精心，不敢稍有疏漏)。每期最后一次清样都要送曾三看过。

业务科不具体管编辑部的工作，领导编辑部的是编委会，编委会是由曾三、裴桐、吴宝康三人组成(这三人代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业务领导单位的；另一方面是教学研究单位的)。而具体领导编辑部日常工作的是裴桐，也同样没有设置总编辑这一类的职氖

《档案工作》创刊以后，除了1953年9月和1955年1月，这两个月没有出版外，都是一月出版一期，到1955年2月1日一共出版了18期。

《档案工作》的发行量也在不断扩大，最多的时候发行到4800份，这是第1期《材料工作通讯》的48倍。但还是定为“内部刊物”，只发到地区一级(县级以下不发)。是免费送的，不能自由订阅。

我们也收到一些档案工作者希望我们扩大发行范围的来信。曾三听后，笑笑说：“这个问题我们会解决的。”

也有的读者向我们诉苦道：“党委办公室的同志把《档案工作》锁起来，我们看不着。希望你们能发一函，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我立即向裴桐作了汇报，裴桐又立即汇报了曾三。曾三笑道：“啊?!有这种事，真有意思。所谓内部刊物，是指档案工作者看的内部刊物，搞档案工作的不让看，把它锁起来，我们还办这个刊物有什么用?”曾三指示裴桐让编辑部根据读者的意见起草一封信，普遍下发给有关的所有办公室。

国家档案局成立以后，曾三就决定把《档案工作》移交给国家档案局出版。当时之所以要移交，曾三说了两个理由：一个是，国家档案局成立了它的首要任务是指导全国的档案工作。力刊物就是为了更好地执行这个任务；再一个是，《档案工作》是面向全国的档案工作者。根据现在的情况，已经不需要再定为内部刊物了。国家档案局是政府部门，可以由邮局公开发行(这也就解决了扩大发行范围的问题)。而当时的规定是：党委系统的刊物不能交邮局发行，只能由中央机要交通局投递。

50年代的两次大讨论

当时的《档案工作》主要还是介绍苏联的经验。因为很多的档案工作者，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档案，更不会整理档案。为了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只有借助于苏联的经验。

所以，在刊物上主要是针对以下两方面作些介绍：一方面是介绍苏联文书、档案工作的理论；另一方面是介绍我国档案工作者怎样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运用苏联档案理论的经验。

这样做的效果很好，影响很大。各地如饥似渴，对我们刊出的文章自发地组织学习，当时我们统计了一下，有22个省市还组织了小型学习班，学习我们刊出的文章，并纷纷寄来学习心得。

我们还根据曾三的提议，结合当时的情况，组织了两次大讨论。

一次是关于“档案工作应如何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服务”的大讨论。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思想大讨论。之所以要组织这次大讨论，是因为1953年我们党提出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还着重指出：“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全党、全国人民都要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

但当时有很多档案工作者情绪不稳定，不安心工作。认为这个工作太简单，是老太太干的活，有把锁把房门锁上就行了，看不到本身工作与总路线的关系。为了使档案工作者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到自己的工作与总路线的关系，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档案工作者就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情。所以从1953年12月出版的第5期开始引导读者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不久，就收到许多的来信来稿，在1954年出版的7、8、9三期上就刊出了12篇。第lO期还刊出了吴宝康的《论档案工作的意义及其目前存在的问题》的文章，刊出这篇文章是为了在对这次讨论进行总结之前，先对一些主要问题作个全面阐述，使读者明确当时要整顿与改革的档案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紧接着，在第11期上刊出了《档案工作怎样为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服务?》的讨论总结。这篇讨论总结是由裴桐起草，编委会讨论通过，以编委会的名义发表的。

总结说：要“使档案工作能适应总路线对它的要求，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并根据这一总的要求和当时的具体情况，还提出了档案工作人员今后的四项任务。

一是：宣传与学习苏联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二是：有步骤地改善机关文书处理与档案室的工作；三是：主动供应领导上和各部门所需要的材料；四是；把解放前的历史档案就地安全保管起来。

这四项任务的提出，就使得档案工作人员心里豁亮了，方向明确了，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了。大家纷纷表示：愿意在档案工作上发挥积极主动的创造精神，出色地做好本身工作。

再―次是组织了“由谁负责立卷好”的大讨论。这是一次全国性的业务大讨论。

原来立卷一直是档案部门的事，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就拿我当时在中央秘书处的情况来说吧，1951年，华东局关于上海地下党留下的中央文件请示中央如何处理。中央批示说：护送到北京，交给中央秘书处(护送的人当中，就有一位是

解放前冒着生命危险，最后一个保管这批档案的同志)。到1952年秘书处接收了这批文件后，曾三让副组长孙之叫我保管。这是一批十分珍贵的文件，是解放前艰苦岁月中的一段真实记录，是我们的一些先烈用生命保存下来的，装了十多个大木箱。这批文件没有整理过，都是一些零散文件，不要说没有目录，就连统计数字都没有(不知道有多少份)。当时是按箱子的数量交给我的。后来由我们整理组进行了整理(每次整理时，我都得负责去仓库打开箱子的钥匙)。中央档案馆成立时，我们就把这批整理好了的中央文件移交给了中央档案馆。

的《可爱的中国》原件，瞿秋白起草、批示的《文件处置办法》，就是在这批文件里发现的。各地也都一样，接受了大批当地保存下来的解放前的零散文件，档案部门不整理行吗?这就是历史原因。

现行文件就不同了，文书部门了解文件的来龙去脉，一边收集一边立卷这是最方便不过的事啦，为什么要等到将来交给不了解情况的档案部门去立卷呢?

但当时文书部门反应很强烈。他们说：“文书部门立卷，档案部门干什么?”而文书部门应该干什么，档案部门管不了。

所以，这次大讨论就使得档案部门、文书部门、各级领导同志都开始清楚“由谁负责立卷好”的问题。这就为1954年12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省(市)级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暂行条例》和1956年4月国务院制定的《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两个文件，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1955年，刘少奇在签发《暂行条例》时，还称赞这是档案工作的第一个改革，希望档案工作者能继续进行改革。

这两个文件的制定和刘少奇的批示，就在全国解决了由文书部门立卷的难题。

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大区撤销的问题。曾三在这个时候非常担心的问题是：这些大区的档案怎么办?怎样才能完整地保存下来而不受到损失?曾三向杨尚昆和中央领导同志打报告、提建议。还在《档案工作》上组织文章，大力宣传保存大区档案的重要性。并在第14期上刊出了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发的《关于中央局撤销后档案集中管理的办法》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的《关于大区行政机构撤销后档案集中管理的办法》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的制定(可以说是由曾三促成和参与的)，就使得大区的档案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

所以说，《档案工作》在对大区撤销后机关档案必须集中管理问题上的配合宣传，做得比较好，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它的功劳是不可没的。

上面我们说的办刊物，只是曾三搞档案建设三部曲的第一步，这一步是做宣传工作，这是从1951年创办《材料工作通讯》开始的；第二步是办教育，建立教学机构，首先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档案系，这是从1952年开始的；第三步是组建业务指导和保管机构，成立了国家档案局和中央档案馆，并在全国县以上地区成立各级档案局、馆，这是从1955年开始的。曾三在20世纪50年代初用五年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抓了这三项极为重要的工作，这就为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扎扎实实的基础。曾三同志不愧为是新中国档案事业的真正的开拓者和杰出的领导人。我们怀念曾三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