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与缩小贫富差距

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已成为社会共识。总理就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认为不改革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会丧失，甚至这样的历史悲剧会再演。表示要解决当前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关键是如何改，改什么。从不同角度去探讨政治体制与现实问题的联系，有助于我们把握改革的方向和具体实施。

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来说要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去完善这些基本制度以及改革、完善其下位的具体制度。邓小平指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当前的政治体制的基本制度是适合中国基本国情的。但是诸多现实问题又表明基本制度还需要完善，及下位的具体制度需要改革。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比如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

贫富差距过大已经成为社会共识。无论是从基尼系数还是从日常观察，人们都能得到这样的结论。贫富差距过大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说中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中一条就是从主要依靠出口、投资拉动到出口、投资、消费协调拉动经济增长。尤其是美国受08年次贷危机影响经济恢复乏力，欧洲欧债危机不见消除而加大投资又产生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国内消费的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这样的超大人口规模的国家为什么没有形成巨大的消费市场。主要是贫富差距过大，中下收入阶层没有市场所期待的消费能力。而且在经济安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中下收入阶层消费的欲望受到抑制，不敢消费。另一方面，贫富差距过大从长期来看影响社会稳定，社会不稳定则破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改革的基本逻辑是功利主义的，即什么能促进经济发展就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从功利的角度我们也要缩小贫富差距。其实从社会主义价值追求来看，贫富差距过大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缩小贫富差距无疑要成为改革的现实目标。

贫富差距和政治体制有什么关系呢？一种现象的背后，一定有它的制度的原因。一种经济现象的背后极可能有政治的原因。美国经济学家布拉德福特.德龙指出：“财富集中的总体水平更是一个政治和文化的现象，而不是一个经济现象：财富集中现象与我们的政治体制和我们对此所持有的态度密切相关。贫富差距的产生有多种原因，政治体制的具体制度安排是其中带根本性的原因。

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跟体制的联系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1.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偏低。据有关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一般在60%-70%之间，而我国只占50%多，有很多地方还低于50%。而且劳动收入所占比重还有逐年递减的趋势。劳动收入偏低则意味资本所占偏高或政府所占偏高。在我国其实资本和政府所得都偏高。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即出现大量富豪，有的甚至成为超级富豪，坐拥几十亿、几百亿身价。资本所占偏高是重要原因之一。强资本弱劳力的这种状况的存在一方面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同时也跟体制有关。比如政府为吸引投资，忽视甚至压制劳工的权益，削弱劳工谈判的能力。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也制约劳工谈判的能力。户籍制度在内的诸多具体制度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过于强大社会过于弱小制约了社会组织尤其是劳工组织的发育及行动。劳工缺乏组织及集体行动的合法性资源导致了劳工的弱势。劳工的弱势表现在经济层面则是劳动收入所得所占比重偏低。政府所占偏高，则意味国富而民贫。产生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因为权力的结构不尽合理。这些都意味政治体制的具体制度的安排存在问题。

2.腐败成为财富分配的一个主要渠道。大量黑色、灰色收入的存在成为财富分配差距的重要原因。每年的灰色收入以万亿计。灰色收入主要是权力寻租腐败所致。这种灰色收入的存在大大扭曲了正常的分配格局。能够获得灰色收入无疑都是拥有权力的各类强势群体。本来他们在正常的情况下已经比其他群体得的更多，加上灰色收入的存在，财富差距则进一步拉开了。有人认为当前腐败由权力腐败发展到职业腐败，有暗中腐败发展到明目张胆的腐败，有政治领域的腐败蔓延到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权力部门的腐败对其他领域形成示范作用，因此产生连锁反应，形成各个领域的腐败。送礼行贿的，使财富集中于被送礼者。送礼者因为送礼使自己的财富被转移，但是得到了若干机会等其他补偿。更有送礼无门者的得不到机会，则越发弱势。财富通过“送礼”进行再分配。再分配的结果，是财富越发集中于强势者手中。腐败也许是任何体制都不可能根除的。腐败跟基本政治制度无关。反腐也不意味否定基本制度。改革的应该是基本制度下位的具体制度。改革具体制度增加民主，形成对权力的制约，是反腐的根本。反腐重点是反政府部门的腐败。削减政府部门的权力，明确权力的边界，使权力的运行公开透明，需要政治体制改革。

3.行业收入差距过大背后的制度因素。在完善的市场中，行业收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会趋向平衡。由于市场机制，行业平均利润会大体一致，劳动者的收入会大体平衡。行业差距过大则一定是市场机制不完善的结果。其中行业垄断是重要方面。在当前，主要是国有部门的垄断。打破国有部门的垄断，使国有企业独立于政府，使其与民营企业公平竞争有助于减少行业收入差距。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由于是非市场部门。其收入则需要加强民主监督来解决。一方面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的进入与流出应该通道流畅，在人员的进出引入市场机制。同时应引入听证制度，由全社会来审议其收入高低，而不是由政府部门自己说了算。

4. 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背后的制度因素。由于历史和地理自然因素区域差距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市场机制会缩小这种差距。完善的市场机制会使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促进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比如劳动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转移，可以促进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地方保护主义会阻碍统一市场的形成。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有赖于体制的改革。目前区域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据有关研究表明，北京、上海等东部沿海地区掌握的政治资源更多，因而获得的基础设施更多，享受到更多的特殊政策照顾，从而积聚了更多的经济资源，反过来他们又利 用强大的经济资源索要更多的政治资源，以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而那些不发达地区则正好相反。城乡差距的悬殊使许多人认为中国是所谓二元世界，即城市与乡村相对隔离的两个世界。二元世界的存在是体制作用的结果。其中户籍制度居功至伟。消除户籍制度，使农民进出自由，其中精英分子能在城市安居乐业。加快城市化，减少农民，农村的资源会相对增多从而提高农民收入。农村土地是财富的重要承担者。农民缺乏对土地的主导权，政府权力可以肆意侵犯农民对于土地的权益，削弱了农民致富的能力。另外，再分配体制的本意是缩小差距，但我们往往看到再分配的结果不是缩小而是增加了差距。所谓再分配的逆分配。比如政府对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投入远大于对农村的投入，这不是缩小而是增大了城乡差距。

从财富差距扩大角度去探讨政治体制改革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以上几种财富差距扩大跟体制的联系的情形告诉我们财富差距扩大背后存在体制的因素。要缩小财富差距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的方向应该是增加民主，缩小政府的权力，增加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一方面遏制腐败，另一方面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同时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使政府着力于服务职能，弥补市场的失灵，比如在再分配领域，这样财富差距的缩小才有可能。

(作者单位：三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