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平和司法的实践路径

【摘要】平和司法是基于国内实践出现的全新司法模式，倡导协商和对话理念，为我国司法体制注入了新活力，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对平和司法的特征和优势的认识还存在一些误区。目前，刑事和解是平和司法的主要的实现方式，其某方面的缺陷并不能阻碍其与中国司法背景的切合和优越性的发挥。

【关键词】平和司法 实现路径 刑事和解 认识误区

平和司法的实现路径

平和司法是指在社区等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下，政法机关采用多元化的模式矫治犯罪，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使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恢复到原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犯罪处理方法。①平和司法的特点之一是采用多元化的犯罪矫治模式，那么其实现路径必定也是多元化的，即包括但不限于刑事和解。平和司法指导下的司法实践可以是刑事和解、社会服务令、辩诉交易等。

刑事和解。考察司法实务，平和司法最初的实现手段和表现形式是刑事和解，且刑事和解在各地也确实有一些比较成熟的实践。刑事和解一般是指经由办案机关或者其他机构、人员主持，加害人与被害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协商，通过赔礼道歉、赔偿、提供特定服务和宽恕等方式达成双方的和解，从而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办案机关在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基础上，综合案件情况，特别是犯罪的危害性、加害人悔过、赔偿情况及被害人态度，作出撤销案件、不决定或者在量刑上从轻处理。②在司法领域，各地公检法机关都在尝试刑事和解，很多地方政法机关还了专门的规范性文件。但很明显，刑事和解程序并没有纳入立法。故此，刑事和解在各地形成了不同的做法，不同的模式，有学者将其划分为自行和解、司法调解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三种。③

社会服务令。所谓社会服务令（community service order），是地方法院以判决的方式，判处罪行较轻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时间内，必须为社会提供一定无偿劳动。通过此种方式，达到服务社会，矫正犯罪心理，改过自新之目的，完成罪犯改造之任务。英国最早在1973年《刑事法庭权力法》中创立“社区服务”的刑种，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和推广社会服务令处罚措施的国家。在国内，社会服务令最初是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由于未成年人犯罪有其特殊性，对未成年犯罪人施加监禁刑，刑罚威慑功能和教育功能的发挥并不充分，同时增加了未成年人在狱中交叉感染沾染恶习的可能性，并不利于其回归社会。在很多地方法院对未成年犯罪案件试行社会服务令处罚之后，其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置展现出极大的优势。然而，在探索和推行不久之后，社会服务令却被最高人民法院叫停，原因是其行无法可依，法律对监督主体、效果评价、惩罚措施、执行者人身保障等相关事项均无明确规定。考察实践，在绝对于法无据的情况下，各地对社会服务令对象、程序、监督主体的掌握确实出现了混乱，高院的做法实属无奈之举。目前虽不具备实施社会服务令的法制条件，但其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等轻型犯罪的惩戒和矫治优势明显。笔者也曾经建议过在刑法中引入社会服务刑，作为附加刑、刑罚的执行方法，或者在刑事诉讼中引入“缓”程序。

辩诉交易。辩诉交易（Plea Bargain）产生于美国，后广泛普及于英美法系国家，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者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进而双方达成均可接受的协议。虽优势明显，但辩诉交易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其在英美法系的实践也是广受诟病。很多学者指出，在辩诉交易中，法官在检察官自由裁量权面前显得消极无能，很少采取措施来保障有罪答辩的“自愿性”和“理智性”。由于辩诉交易制度和中国司法系统都存在着短时间无法弥补的缺陷，中国目前并不具备实施辩诉交易的理论和制度条件，整个司法系统的运作也不适宜采用辩诉交易的方式处置刑事案件。

平和司法的认识误区

平和司法与法律规制。以刑事和解为例，对刑事和解某些具体模式和做法的争议，以及出现的诸多缺失，源于实践中对其某些关键问题含混不清。这些问题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和解”的内容是什么？有些人认为刑事和解必然是对刑事问题的和解。其实不然，和解的内容应该是民事问题，包括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恢复原状等等。虽然刑事和解程序总体上没有为法律规制，但是也没有依据证明其违反现行法律。而认罪协商即对定罪处刑问题的和解是有违现行法律规定的。第二，“刑事和解”适用案件范围是什么？既然刑事和解是针对民事问题的，那么，和解的案件范围应不限于轻罪案件，任何案件包括严重的暴力犯罪、可能判处重刑甚至死刑的案件，双方当事人都可以就精神抚慰、经济赔偿、赔礼道歉等事项达成和解。和解的结果也就不限于撤销案件、不，从轻量刑也是其结果之一。第三，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是哪些？既然刑事和解的内容是民事问题，且其结果并不一定是对加害人刑事处理的免责，那么刑事和解应该适用于整个诉讼程序。但是，对于具体的诉讼阶段，要细化分析。笔者认为，在侦查阶段和审查阶段的刑事和解应该限定在轻罪案件范围。第四，“刑事和解”完全于法无据？笔者刚刚提到的刑事和解程序并没有法律规制，其所指是整体制度设计上的。实践中也的确因为没有法律对“刑事和解制度”明确规定，而在各地出现了不同的操作和问题。但是，刑事和解是一种案件的处理结果，其处理的过程依据仍然是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第五，“和解”是否拿钱赎刑？确实，实践中很多通过刑事和解结案或者从轻量刑的案例，都是加害人积极赔偿之后的结果，但是，“拿钱赎刑”这种提法本身是对作为刑事和解基石的司法系统的亵渎。“拿钱赎刑”是一种金钱和刑罚的交易，而作为刑事和解内容之一的民事赔偿只是从经济上给予被害人抚慰，但这一举动体现了加害人的态度，即加害人真正意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并真心悔过，认罪态度好，且社会危险性较小，进而最终得到被害人的谅解。

平和司法与诉讼效率。学者在讨论平和司法及其实现手段对诉讼效率的价值时，有些提到了司法资源的节省或办案人员工作量的减轻。笔者认为，平和司法于诉讼效率之意义在于两个方面。其一，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公正是诉讼的首要追求，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社会生活日益复杂，纠纷的多样化使得诉讼追求公正的过程越来越冗长。裁判的如果来得太迟，其公正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平和司法诸手段在查清证据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受害人与加害人双方的意愿，及时了结程序，用有效率的方式保证了公正的更佳实现。其二，对司法资源的节省。对这一点，理论界和实务界颇有争议。以刑事和解为例，实际调研得知，侦查或者审查阶段的刑事和解程序往往并没有减少公安或者检察人员的工作量，甚至相对于普通程序，刑事和解会耗费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平和司法对于节省司法资源的意义，并不应是在个案中节省了办案民警、检察人员某个人的工作量或者节省了某个案件的文书纸张、印刷费用等细枝末节。其意义应是体现在整体司法运行成本的节省上：平和司法手段不仅使案件在某一阶段就此结束从而避免了后续司法资源的投入，而且避免了被害方或者加害方可能产生的报复而新增加的司法成本。

平和司法与地域特点。平和司法诸手段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仍然以刑事和解为例。据笔者考察，各地在对刑事和解予以规范时，出现两个极端。要么是奉行拿来主义，参照其他地区、省份，甚至国外的相似制度，直接在地区内推行；要么关于刑事和解的规定相当细化，同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关于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案件和程序都有所差异。对刑事和解的规定相对混乱。笔者认为，制定者在研究平和司法规范时可以考虑两个差异，即城乡经济差异和多发案件差异，以城乡差异为主、多发案件差异为辅原则。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乡土社会，“居家莫讼”、“一场官司十年仇”等贱讼文化有着很深的影响。当发生纠纷时（当然包括邻里间的刑事案件），大多数当事人往往顾及颜面，希望迅速解决，无意对权利进行更多地维护。这类地区在设计刑事和解时，案件范围可以适当扩大，程序安排可以适当简化。相反，在经济发达的城市，人员流动性大，刑事案件当事人之间关系疏远，而且法制观念相对牢固，这些都会令当事人排斥“私了”，故对刑事和解比较反感。如果司法机关一厢情愿积极促成和解，恐会适得其反，令当事人怀疑一方暗箱操作。因此，这些地区刑事和解规范的制定应该更加注重程序的严谨和案件范围的限制。此外，不同地区由于地缘和文化背景不同，多发案件类型往往有所差异。我们在进行刑事和解制度设计时就应该考虑这些特点，做到有的放矢，这也是很多实务界人士的心声。（作者单位：广东警官学院法律系）

注释

①潘锡海：“‘平和司法’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探索”，《人民检察》，2006年第5期，第46页。

②宋英辉等：“我国刑事和解实证分析”，《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第23页。

③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