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就毫无前途

资本主义之所以必然让位于社会主义，是因为只有通过社会主义，人类历史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那么——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一切稍具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人都一致公认的。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科学理论，还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的存在首先不是出于道德伦理的要求，而是出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尽管在伦理意义上，社会主义也确实意味着对一切罪恶的资本主义现象的批判和否定。但是，当它仅仅在这个意义上被看作是代表着永恒的真理和社会主义的理性王国时，它就只能是一种空想，一种关于未来社会的善良愿望。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科学，正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社会主义首先是人类社会突破资本主义的限制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实践活动的理论表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不是来自人类的理性或良知，而是来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它所遇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桎梏之间愈益尖锐和激化的矛盾。虽然马克思同样对资本主义表示了强烈的道德愤慨，但是，他对资本主义历史暂时性的说明，对社会主义必然趋势的揭示，从来就是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根本的理论前提的。尽管“资本一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因为它在不到一百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样，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必然让位于社会主义，只是因为只有通过社会主义，人类历史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因此，在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一点极其明确。

然而，我们不仅应当根据马克思的一般理论结论来认识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根据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历史实践来充分认识这一问题。

众所周知，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的，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却是以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预见方式，诞生在资本主义远未发展的落后国家。现实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其内部矛盾而走向自我否定的历史结果。相反，在我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完全是因为长期停滞封闭的封建社会已经使我国远远落后于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当资本主义已作为一种世界现象，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磅礴地推进着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时，那种令人绝望地丧失了自我发展能力的封建社会生产方式，却使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远远地落在了历史的后面。同时，历史还严酷地表明，在我国，通过缓慢地发展资本主义来逐步赶上现代社会的一切企图、一切方式、一切道路都已注定是失败的。正是在这种别无选择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给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带来了新社会的曙光。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就是历史的结论，而这一结论同时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现代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是落后的生产力企图获得发展，落后的民族企图跻身于现代社会的一条历史道路。我们搞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讲，并不是因为我们对资本主义的道德上的憎恶而试图人为地逾越这一社会发展阶段，而是因为我们以往的社会已经大大地落后于资本主义从而丧失了发展资本主义的一切历史机会。首先要赶上现代社会的前进步伐，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而不是盲目地沉溺于所谓“本质上”的优越感—这就是我们悲壮的社会主义事业。同时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其初级阶段上的首要目标。

既然如此，无庸置疑的结论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是衡量社会主义事业是否取得成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的根本标准。在我国3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已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一点雄辩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历史成就。然而，由于长时期中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来侈谈社会主义的严重的左倾僵化思想，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曾经一再受到极大的干扰和阻碍，以至致力于生产力的发展竟成了罪恶，富裕、繁荣竟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贫穷、匮乏反成了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这一痛苦的事实同时表明我们的社会主义未能取得应有的充分的成功。它所造成的恶果，还十分清楚地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离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是毫无前途的。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来谈什么“革命”，其最后的结局只能是使“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前进步伐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中旧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沉渣泛起，不正是一个严酷的历史教训吗？我们曾经那样愚蠢地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批判“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命题，批判几乎一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理论观点和实践活动，殊不知，所有这些正是葬送社会主义的全部未来，并导致旧时代复活的行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始终成为主要危害的左倾僵化思想，无一不是与漠视生产力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正如社会生产力的落后状况和它的发展要求使我们无可选择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一样，今天，在经历了巨大的成功和痛苦的挫折之后，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不可遏止的历史要求使我们无可选择地走上了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因此，如果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那么同样也应该说只有社会主义的改革能够救中国。随着改革事业的不断推进，加速生产力发展的重大而紧迫的意义已空前深入人心。然而要真正实现改革的目的，即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我们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彻底性，对一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手段予以正确的认识和评价。

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改革措施不断地引起一些人的道德疑虑。在所有制改革中出现的多种经济形式以及公有制经济的多种经营形式的承包、租赁、股份制等，总难免有搞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嫌；在劳动制度的改革中推行的合同制和劳动力的流动，又被认为危及了劳动者的主人地位；如此等等，几乎每一步改革都会被一些人看作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为什么效率低下、生活贫穷、物品匮乏，企业缺少活力等等落后现象一直没有被怀疑是不是社会主义，而当改革使效率开始提高，生活开始富裕，物品开始丰足，企业开始增强了活力以后，人们却在担心它们是不是社会主义？这难道不是咄咄怪事吗？这种现象说明，在生产力落后国家的民族心理中，对现代社会化生产的有效方法和手段存在着多么严重的误解。

诚然，在我国改革进程中引入和使用的一些经济机制和经济手段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发明，而是在一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广泛采用的。但是，必须看到，这绝不意味着这些东西本身具有什么资本主义的性质。事实上， 这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只要存在着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经济，它们的存在和作用就是必然的，不可缺少的。只是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在历史上首先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首先在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和发挥作用，因而它才显得仿佛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事实上，根据马克思的理论逻辑，既然社会主义是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成的，那么，所有与社会化生产相联系的经济机制和经济杠杆就正是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准备的物质基础。因此，认为我们在改革中努力发展和完善这些物质基础、物质条件，会违背社会主义性质的观点，丝毫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恰恰相反，它只是落后的封建社会意识对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伴而来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感到无知和恐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只是一种蒙昧的迷信。很显然，如果这种迷信仍将纠缠和支配我们的头脑，并影响和决定改革的方向与命运，那么，不论我们如何热切地企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也都将永远被现代社会拒之门外。

因此，问题就很清楚，不仅“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一基本命题，在我国目前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而且，为了真正担当起这一根本任务，为了使我们这个经历了过多的痛苦、灾难和贫困折磨的古老民族，彻底摆脱落后的困境和耻辱，我们必须彻底破除那种把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手段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迷信，必须在全部理论与实践活动中，以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襟怀、智慧与胆略，吸收并创造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方法、手段和形式，来推进我们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写下生气勃勃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灿烂的历史篇章。（图：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