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与抵达

火车

从北京南站到济南西站，每半个小时就会有一列火车出发，全程只需要一个小时三十七分。但我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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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南站到济南西站，每半个小时就会有一列火车出发，全程只需要一个小时三十七分。但我已经一年没有回过家了。

每次都是妈妈来看我，也不要我去车站接，下了火车换地铁，半个小时以后就站在我家门口了。

才睡了一小会儿就到了，她总是很高兴地说，真的好近。

是啊，好近，我点点头。

是不是太近的缘故，近到破坏了回家这件事应有的形式感？火车一再提速，我却离家越来越远。

关于火车的初幼记忆，与济南的那座老火车站有关。赫尔曼菲舍尔设计，亚洲最大的火车站。那座德国人留下的日耳曼风格建筑，若不是再看到照片，已经想不起它是什么样子。只记得有一个绿色圆顶、四面都钟表的塔楼。小时候在去往火车站的路上，远远地看到它，就开始兴奋了。它耸立在灰蒙蒙的楼群之中，有一种神秘的异国情调。而那种异国情调，好像与正要出发前往的那个地方有关，头脑中生衍出各种想象。拎着箱子走进圆拱形大门，有一种出远门的郑重。它的繁复、典雅、美轮美奂，令旅行充满仪式感。

或许因为太美，才会招来厄运。据说它的存在损害了民族尊严，1992年的时候，工人们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将这个美丽的耻辱拆毁了。然而最近又说要复建。不同时代的负责人，有截然两样的世界观，但他们的愚蠢倒是很相似。知悉这个消息，心里一阵悲伤。死而复生的事是没有的，那座死去的火车站只会在这次复建中再死一次。

那时候去北京，要坐一整夜的火车。清晨被妈妈摇醒，拉起胳膊塞进外套的袖管里，跌跌撞撞地跟在大人身后下了火车，抬头就望见“北京”两个大字。盯着它看，只觉得笔画怪异，越来越不认识了。是因为对这座城市感到陌生，连带着这两个字也变成了一个生词。我嗅着陌异的空气，思忖着各种奇怪的问题。这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去哪里买菜，看什么报纸，有没有像趵突泉那样一个元宵节可以看花灯的地方……说到底，就是无法想象在别处，故乡以外的地方，人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吧。身后忽然传来长鸣的汽笛声，颤动心肝。火车缓缓地朝远处驶去，送行的人木木地挥着手，站在大风里，好萧索。月台上总是刮着好大的风。无论什么时节。非要吹得头发蓬乱，衣角翻飞不可，那种狂烈带有某种戏剧性。大风好像是一件道具。为了离别和重逢。为了给旅人带上一点风尘仆仆的气息。

长大以后，不知道为什么，月台上的风不再像从前那么大了。那些风都去了哪里呢？真是一个谜。没了风，旅人也没了风尘仆仆的气息，剩下的只是劳顿的倦怠。月台越建越大，却越发让人感到局促，再也没有从前那种空旷的感觉了。美丽的列车员站在车厢门外，挽着一丝不苟的发髻，歪戴的制服帽子纹丝不动，就像她脸上的笑容。要是看到哪个送行的人在火车还未驶远之前掉头走掉，我就会莫名地恼火，觉得他对这场离别不够郑重。的确不需要多么郑重。就算有些离愁别绪，也完全不必一个人傻傻地站在原地悲伤，而是可以一边朝车站里面走，一边给刚离开的人发微信，将你的感受告诉对方。

旧时的送别具有一种美感。想来是与悲伤的质感有关。离开之后，两个人各自呆在自己的悲伤里。那是一种隔绝的悲伤，它完全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关在身体里冲来荡去，无法让对方知道。

总之，火车已经不再像从前一样，是一种沉重的、让人感到难过的事物。这个词的属性已经改变了，变得欢乐而日常。这样想一想，在“火车”这个词失去了它所负载的情感重量的时候，那座老火车站适时地死去，变成记忆的文物，或许也是一种合理的命数。 故乡

我在济南出生，在那里度过童年和青春期，直到十八岁读大学才离开。父母也都是在那里长大的，爷爷家和外公家相隔只有几条马路。所以除了它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可以称之为故乡的地方。

可是我对这座城市似乎毫无感情。或许有，却不在我可以感知的范围内。

无论多久不回去，也不会想念。不想念那里的马路，不想念那里的食物，也不想念那里的方言。遇到济南来的人，不会觉得亲切，听到别人夸赞那里，也并不感到骄傲。看全国城市天气预报，听到它的名字，也不会想知道那里的天气是怎样的。对于那座城市，没有丝毫的归属感。

就算是在梦里，也绝少会回到那里。当然会梦到童年的事，很多，但在那些梦里，故事的背景都是架空的，孩子们在没有名字的街道上奔跑，周围的楼房面目不清。如同幼时的剪纸，人形被沿着边线挖拓出来，贴在一张白纸上。

或许是扎根太浅的缘故，没有太多勾连与绞缠，以致后来那些根须是如何一点点离开了泥土，也完全不知道。只是从未觉得痛。

回想起来，那些年的成长里，似乎一直有一种去故乡化的倾向。或者说，去的不是故乡，而是地域性。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已经开始试图摆脱故乡留在自己身上的印迹。首先是摆脱方言。那是八岁那年的事。在此之前，我一直讲的是济南话。那一年，跟随在大学教书的父亲搬进大学家属院，转入附属小学。那里的小孩都讲普通话。这让他们感觉自己有别于那些“社会上的孩子”。

而刚来的我，就是“社会上的孩子”。

“你在说什么啊？我听不懂。”当我无意用了方言里的某个词，同桌就故意流露出一脸费解的样子。我则红了脸庞，羞愧难当。后来对开口讲话就变得很警惕，每次先要在头脑中拣选一番，确保每个词都是标准的。那些方言里的词语，被我拣起又丢掉，扔得越来越远。因为废置太久，最终离开了我的字典。想来因为羞耻而做出的改变，大抵都会有矫枉过正的倾向吧。

那座大学坐落在城市的最东边，当时周围还很荒凉。要坐很远的车才能到市中心，只在周末的时候我们才偶尔会去。大多数时间，我们几乎不离开那座大学校园。一切都在里面了。我的家、我的小学、邮局、银行、医院、游泳池、图书馆、公共浴室，还有放映电影的社会礼堂……那座校园是一个城中城，隔绝于喧杂的市井。如果说我真的有一个故乡的话，我的故乡应该是那个校园。它是孑然孤立的存在，无法被视作是那座城市的一部分。

搬进那里的时候，激扬、绚烂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过去了，理想虽然已经被扑灭，但商业时代还未到来，九十年代初的大学，像一座末世的花园，尚有一点罗曼蒂克的气息逸荡在空中。穿着粗毛呢裙子的女学生捧着诗集穿过校园，傍晚的图书馆前面，三两个男生坐在草地上唱歌、弹吉他。假日的回廊里，挤满了诗社的人，念着我听不懂的华美诗句。父亲教中文，担任某个班级的辅导员，曾经把他们的毕业纪念册带回家来。我翻看着那些学生的照片，他们渺渺地站在山谷里和溪涧边，迎着灼目的阳光，一脸的憧憬。在那些深情的留言里，被提到最多的词语是“梦”、“风景”和“远方”。我喜欢他们，因为他们看起来不太真实。剔透、纯真，没有烟火气，像书里走出来的人，两只脚悬在空中。我无端地牵挂着这些完全不认识的人，想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我幻想着自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迟早会的，我以为，等我长大了就会变成他们。谁知我在走，时代也在走。我没有成为他们，而他们也不再是他们了。那本毕业纪念册一直被我放在床头柜里。不知道是否把它放得近一点，他们的梦和远方，就会也和我有关。我把自己的梦织进了他们的梦里。那些应该深埋在故乡的根须，或许也都扎根在了他们的梦里。

没有熙攘的街道。没有喧杂的市场。没有小市民的智慧与蒙昧。那座大学校园就像一只巨大的钟形罩。我在其中生活了近十年，蓄养出一副耽于梦想的性情，日后走到现实里去，如同曝露在太暴烈的阳光里，始终无法睁开眼睛，将眼前的一切看清楚。

此外，还有另外一股力量，将残剩的根须拔离出那片土地。九十年代初，出国成为一种潮流。班里有同学的父母，趁着因公出访的机会跑到美国，在那里留下来。还有人的父母下了海，去莫斯科做生意。虽然只是极少数，却给这座闭塞的校园带来一丝不安分的空气。那时候，有个女生的妈妈在日本，给她寄回印着玫瑰花的太阳裙和镶满碎珍珠的发卡。体育课上，她站在正午的太阳底下，那只发卡里的每颗珍珠都像一只小碗，溢满了阳光。她带我们去她家玩，用镂着金线的骨瓷杯子喝茶，拿出梳着栗子色麻花辫的洋娃娃给我们看。后来同学当中盛传，她妈妈在日本做的是不正经的职业。我也是流言的传播者之一，对此毫不怀疑，或许是出于一种阴暗的嫉妒心理。我还很嫉妒前排的一个女孩。假期和父母出去玩的时候，她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个丹麦少年，彼此留下联络方式，后来一直通信。圣诞节的时候，那个少年寄给她一本硬壳童话书，还有一块巧克力。很快，各种舶来品涌进我们的生活。韩国文具、美式快餐、意大利冰淇淋。我努力学习，只为换得它们中的一两件作为奖赏。我喜欢被它们包围着的感觉，令我觉得好像生活在别的什么地方。是的，生活在别的地方而不是故乡。

我对那座中庸、沉闷、寡趣的城市早已不耐烦，一心只想快点离开。

悬在半空中的不真实的校园，舶来的物质，这一切离间着我和故乡的感情。上大学那一年，我去了新加坡。坐上飞往热带的航班的时候，我深深地吐出一口气。终于是离开了。

从此，繁华的大都市很快将我淹没。形形的人，千奇百怪的生活方式，光怪陆离的夜色。我抽着舶来的香烟，听着世界音乐，用那只国际胃消化着各种奇怪的食物。乐不思蜀。谁还记得故乡在哪里呢？

这样过去许多年。直到某一天，穿过过街天桥，站在熙攘的路口，跟随行色匆匆的人群穿过人行横道。毫无预感，一阵突如其来的心慌。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感觉自己是一团异物，格格不入。我怎么会在这里？大梦初醒般的惊觉。

大都市那张绚烂的脸已经褪尽了油彩，变得苍白而狰狞。我想离开，但铁笼的门已经降下来。就算历尽千辛万苦逃出去，我又该去哪里呢？

没有故乡的人，是没有退路的。

他们都说，这和年龄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终有一天会听到故乡的召唤。我腾出耳朵，在寂灭的黑夜里仔细地听着。我一直等着，等着它来找我。像个站在十字路口迷路的孩子，等着他的母亲远远地出现，唤他说，该回家了。 北京

那一年春天，我租下朝阳公园东面的一套单间小公寓，用墨绿色的法兰绒做成窗帘。窗帘很厚实，密不透光。可是房间朝东，似乎能感觉到太阳升起的热度，清晨总是会醒过来。惶惶地坐起身，一时不知自己是在哪里。暖气刚停，寒冷的空气长满棱角，如同幼细的兽齿啃噬着我。屋子里黑漆漆的，那块幽绿的法兰绒悬垂在眼前，如同即将拉开的人生大幕。它的四周镶着一道渺远的金边，好像昭示着什么神秘的希望。

那是2005年。我还在新加坡读大学。学业并没有结束，可我已经与那座城市交恶，几乎一天也呆不下去，不断旷课逃回国内。不过回国以后，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因为不想回爸妈家，就一个人呆在北京，住在旅馆里写小说。到哪里不都是一张书桌吗？我的朋友问，他很不理解为什么我非要回国。事实上，旅馆的桌子还要更小一些，几乎是局促的，可是这却能令我感觉到自由。

晚上走很远的路去买一盒牛奶、几个水果，好像非得往那只镶嵌在电视柜里的小冰箱里塞点什么东西，才能让那间太过标准的标准间有一丝家的气味。

为了不再像一个过客，为了让自己有一个真正的去处，我租下了这套公寓，买来沙发和落地灯，将纸箱里的书一本本放在书架里。当咖啡机隆隆地响起，洗衣机滚筒飞速旋转，送水的人按响了门铃，它看起来真的有一点像个家了。我在北京的第一个家。

社区很新，后面有一些楼还没有造好。周围一片荒凉，不远处就是堆满沙石的工地。出租车很少到那里去，大门外泊着一排黑车，后视镜上挂着鬼森森的红灯。司机伏在方向盘上打瞌睡，等待着夜晚的来临。天黑以后，人们才陆续出门。

在那座社区，“正常”好像是一种罪过。住在里面的人昼伏夜出，以健康生活为耻。他们都很年轻，当中有尚未走红的小演员，还有歌手和模特。

有时候晚上下楼散步，就能看到她们，那些穿着纤细的高跟鞋在街头踯躅前行的女孩们，浓冶的妆，一身亮闪闪的衣服，欲望像夜风一样撩拨着裙裾。那一截露在寒冷空气里小腿，微微地战栗着，却又如此坚定，好像真的知道它们该往哪里去似的。

那和下午遇到的她们完全不一样。中午过后下楼，就能看到女孩们穿着肥大的连帽衫，随意挽起蓬乱的发髻，睡眼惺忪地瑟缩着肩膀，站在春寒料峭的风里遛狗。素一张乏暗的脸，戴着大大的黑框眼镜，她们的样子都很像，有时候要靠手里牵着的小狗来区分。泰迪和比熊，小心翼翼地走过彼此，保持着令它们的主人感到满意的距离。大风扬起来，灰鸷的天空里布满沙尘，新栽的树迟迟没有绿。我裹紧外套，穿过楼群中央的石子路，去唯一一间小卖店买烟。

第一次见到小夏，就是那样一个下午。我买完烟回来，上了电梯，就看到一个女孩站在对面的门口，弯着腰，长发遮脸，正稀里哗啦地翻着一只硕大的拎包，寻找开门的钥匙。对面的房子一直空着，她大约是新搬进来的。她手里牵着一只咖啡色的泰迪犬，看到我朗朗地叫了几声。脖子上的项圈太大，它不费力地甩了几下就挣脱掉，朝我这边奔过来。

薄荷，薄荷，女孩唤了几声，气急败坏地冲过来，拎起围着我的腿乱转的小狗。我们看着彼此，点了一下头。这样，我和我的新邻居就算认识了。

她是那种让人难忘的漂亮女孩，有一双空净的大眼。

隔天傍晚出来倒垃圾，又看到她在门口找钥匙。这次包里的东西全部被倒出来，摊在地上。唇膏、睫毛膏、粉盒、梳子、药盒、隐形眼镜盒、黑色丝袜，缠成一团的长珠串首饰和一个记事本。她蹲在一旁，有气无力地拨拉着那堆东西，好像已经忘了要找什么。

这次小狗在房子里面，隔着门呜呜呜地哀哼。

她抬起眼睛看看我。一副别管我，就让我一个人呆着的表情。我拎着垃圾袋走进电梯。

她总是很晚才回家。凌晨一两点，高跟鞋叮叮踩过门外的廊道。过了好一会儿，才听到关门的声响。在当中那段间隔的时间里，我猜想她大概又在找钥匙。好几次在睡梦中，我总是听到哗啦哗啦拨弄钥匙的声音。也许是幻听。

她叫小夏。湖南人，喜欢白辣椒和腊肉，刚来北京一年。她有很多衣服，两只衣柜塞得满满当当。但在家里却常常什么都不穿，光着身子在没有拉上窗帘的屋子里走来走去。除了睡觉的时候，她从来不拉窗帘，可以透过大片落地窗随时看到外面，虽然外面什么也没有，除了灰蒙蒙的大片工地。她通常睡到中午才醒，翻看桌上的一摞送菜单，给外卖打电话。晚上匆匆化好妆，才出门去。

她在夜店上班，做女侍应。她在努力赚钱，梦想是自己开一家小咖啡馆。她还在学英语，教材摊开放在床头柜上，永远是开头的那几页。

我知道这些是因为钟点工王姐。她一三五的下午呆在我家，二四六的下午会去小夏那里。她最初对我讲起这位美丽的邻居，是因为觉得她很怪。有一天下午她正在小夏家干着活，小夏忽然对她说，别干了，坐下来，陪我聊一会儿吧。工钱我照旧给你。王姐从沙发上坐下来。自始至终，她几乎什么也没有说，都是小夏一个人在说。小夏讲了一些自己的事。有个男人在追求她，说是要养她，给她钱开咖啡馆。她不知道是否应该答应。她说有时会忽然一阵心慌，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末了叹气说，或许根本就不应该来北京。

从那之后，王姐工作的时候，常常被小夏打断，请她坐下来陪她聊天。确切地说，是听她倾诉。王姐不喜欢把听来的一肚子话关在心里，觉得那是负担，就常常要对我讲出来。我虽然好奇，却觉得这样不好。但后来发现，她应该也会对小夏讲起我。或许没有那么详尽，但大抵的情况总是会说。因为再在楼下遇到小夏的时候，她对我微笑了一下，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了。

作为公平的交换，我也开始向王姐讲起一些我自己的事。比如我千方百计地逃避学业，躲在这里写作。我猜这些小夏很快也会知道。后来我们再在社区里遇到，就会点头微笑，好像已经很熟悉。

多奇怪的交情。靠一个钟点工连接着。在那些王姐来我家的日子，我总是会问，这两天小夏还好吗？如同是在问一位老朋友。我想她是我到北京认识的第一位朋友。

后来小夏辞去了工作，长日呆在家里。一个男人时常来看她。但是咖啡馆却成了没影的事。那个男人离开她之后，另外一个男人开始常常在晚上来找她。她变得很少出门，除了带小狗去医院。那只小狗总是在生病。她变胖了一些，已经不再学英语了。

因为婆婆死了，女儿无人照看，王姐决定回四川老家。她离开的时候我很难过。对着她挥手，告别的却好像是小夏。我和她那层虚弱的交情，大概从此就要断了。

从那之后，我和小夏好像忽然不在一个频道上了，廊道、楼下、大门外、小卖店，在从前所有遇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有遇到过彼此。她究竟是几时搬走的，我也不知道。只是有一天在走廊里，看到有人搬着一张沙发向那扇门里走，才知道有新人搬进来。我一阵失落，重重地关上了门。我恋旧，对新人没有兴趣。

我果然再也没有见过小夏。

当然，没过多久，我就有了很多新朋友。有了很多是实实在在的友谊。晚上我们常常去巷子里的酒吧喝酒。那时候，后海还没有彻底没落，烟袋斜街的几家酒吧尚有一点灵魂。南锣鼓巷的巷子还很窄，没有如织的游客。我们出了酒吧，走到寂黑的大街上。整座城市好像还很空旷，正等着那些新来的人用发烫的欲望将它填满。

看到过一些回忆北京从前时光的文章，1980年代的北京，1990年代的北京，2000年的北京，无论是谁，都觉得自己追忆的那段是北京最好的时光。这大抵因为有自己的青春在里面。最好的时光有很多，因为有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在里面。所以对我而言，2005年可能也是北京最好的时光。城市陷于疯狂建设之中，到处是施工的工地，每天都有很多高楼建造起来。奥运倒计时牌被竖立在广场上，上面的数字闪闪发亮。人们在一片眩眩的阳光里奔忙。一切都好像在冲刺。仿佛2008年以后，这里将会是一片难以想象的新天新地。

2006年末，我终于结束了在新加坡的学业，彻底回到北京。次年春天，我搬了家，住进另外一个社区。这个社区和之前住过的那个出奇地相似。住的也都是昼伏夜出的年轻人。

有一天看到对面的门口站着一个女孩，正将手伸进包里掏索着钥匙。弯着腰，长发遮脸。我的心一紧，险些失声唤出来。

她甩了甩头发，露出红彤彤的小脸。额头很光亮。

不是小夏。

或者说，是另外一个小夏。

这城市里有许许多多个小夏。她们满怀希望地来到北京，寻找着微茫的机会。她们努力地追赶着什么，却不知道最终会到达哪里。

张悦然，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樱桃之远》、《誓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