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超越”不要“穿越”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在2015年9月将饱受争议的前任阿博特赶下总理宝座，并在就职后毫不客气地对老对手的诸多施政方针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正。2015年11月2日，特恩布尔宣布将爵位制度（即爵士和女爵士）从澳大利亚国家荣誉体系中废除，业已授予的爵位不受影响。他表示，废除的原因是这种制度早已过时，与今天的澳大利亚格格不入。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制度在一年多前才刚刚被时任总理阿博特恢复。这种现代社会中本已几近虚名的爵位制度，在澳大利亚人心中又有着怎样的历史含义和政治寓意呢？

澳大利亚的国家荣誉体系

爵位制度曾是澳大利亚国家荣誉体系中的一项内容。作为大英帝国曾经的殖民地，如同很多其他的英联邦国家一样，澳大利亚的国家荣誉体系上也留有十分深刻的帝国烙印。

在殖民地时期，澳大利亚长期沿袭英国的荣誉体系，也就是按照英国的相关制度和评定规定，以大英帝国政府的名义颁发各类荣誉勋章及称号。从很大程度上讲，制度和文化是政治关系的表现，荣誉体系也不例外。带有强烈英国帝国特征的荣誉体系被很多人视为大英帝国的精神遗产。在历史上，大英帝国通过包括爵位制度在内的国家荣誉体系，试图来凝聚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帝国统治地区内的精英与帝国中心的情感纽带和利益关系，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大卫・康纳丁教授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刻意强调的信号，即他们都被视为社会地位同等的人，而不管他们的肤色或文化如何。”

1931年，澳大利亚从英属殖民地独立出来后随即加入英联邦，奉英国君主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因此英国王室依然可以按照以前的方式给澳大利亚人颁授爵位或荣誉奖章。1975年，英国女王颁布诏书允许澳大利亚建立自己的国家荣誉体系，设立澳大利亚勋章。这也被澳大利亚人看成是清除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荣誉体系的重要手段，也是彰显澳大利亚独立自信的重要标志。于是，澳大利亚在选择性继承英帝国荣誉体系的同时，逐步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制度文化，一种继承了帝国遗产同时又具有本土化特点的国家荣誉体系逐渐完善。虽然一些明显的传承依然清晰可见，但帝国痕迹也被逐渐刻意抹去，比如原来的“女王英勇奖章”变成了“国防服务奖章”、“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则变成了“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可以说，澳大利亚的国家荣誉体系涵盖了社会的许多方面，上到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几乎从事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机会在澳大利亚国家荣誉体系中享有一席之地，各类勋章和荣誉对于激励国内精英阶层、卓越人士和代表人物也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比如“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就是专门授予在战争中有杰出表现的军人。此外，相对于加拿大等国的荣誉体系，澳大利亚更为宽松，相当部分勋章授予了外国人。国家荣誉体系在澳大利亚深受重视，奖项的设立不仅要经过充分论证和征求民意，而且要经总理、总督和英国女王逐级批准方可有效。授勋仪式也往往挑选澳大利亚国庆日、英女王生日这样的重要节日举行，并由国家领导人亲自给获得者颁发勋章。

两立两废背后的故事

此次的主角爵位制度，曾经带有高贵的光环。不过，随着人类历史特别是政治文明的进步发展，它的地位和影响早就大不如前。全球最大广告集团WPP的总裁、爵士头衔的拥有者马丁・索罗就自嘲地说，他的爵士身份以前在订餐厅和航班座位时还能有点用。不过，爵士头衔依然是独特的文化符号及身份象征，因而对一些人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在澳大利亚，爵位制度从建立至今，经历了两立两废。1975年，澳大利亚在自己的国家荣誉体系中设立了澳大利亚勋章，最初包括三级：最高为荣勋勋章，其次为服务勋章，最后是荣誉勋章。1976年5月24日，时任澳大利亚总理、自由党人士马尔科姆・弗雷泽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提议，创立了新一级勋章，其中就有爵位勋章（knight and dame，荣获者名字前可以加上Sir/Dame，翻译成中文即爵士/女爵士），这也是澳大利亚首次在本国国家荣誉体系中引入爵位制度。由于澳大利亚尚在英联邦内，英国当时还可以给澳大利亚人继续颁发爵位，两国各自的国家荣誉体系因此并存了一段时间。英国的颁发甚至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才结束。不过，澳大利亚自己的爵位制度命运比较坎坷，在建立才十年之际，即1986年，霍克领导的工党政府向女王建言废除澳大利亚的爵位制度。同年3月3日，女王签署皇家制诰同意在澳大利亚国家荣誉体系中废止该制度，但已获此荣誉的14人不受影响。

在此之后，爵位这种荣誉式且带有殖民回忆的制度渐渐淡出了澳大利亚民众的视野，直到饱受争议的阿博特成为总理后，这个话题才引发了新的争议高潮。曾就读于牛津大学的阿博特，本人长期是一名不加掩饰的君主立宪制支持者。1995年，他在自己《最低程度的君主制以及它为何对澳大利亚有效》一书中写到：“在一个几乎没什么可以持久的年代，那顶可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王冠――仅次于教宗――是西方文明延续至今最古老的制度，它也许的确是过时之物。但是，澳大利亚人可能恰恰需要这种过时的东西来阻止肯德基快餐文化横扫一切。”正是怀着对昔日宗主国的这种复杂情感，2014年3月19日，阿博特在既没有充分咨询内阁、也没有征得政府多数同僚认同的情况下，向英国女王建议恢复爵位制度并获得同意。新政策在同年3月25日被正式宣布，规定每年最多向四人颁布，本已废止了近30年的旧制度卷土重来。此举立即在澳大利亚国内引起一片哗然，人们多对此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指责称阿博特“穿越回到了旧时代”，这对标榜革新进取的阿博特而言不可谓不是一个响亮的耳光。

然而，事实证明阿博特是铁了心要一条道走到黑，他随后的举动更让人觉得作为一国之领袖，竟然尽显媚态。2015年1月26日，也就是澳大利亚国庆日当天，阿博特向到访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授予了澳大利亚骑士爵位。这一举动顿时在澳大利亚国内炸开了锅，澳大利亚民众惊呼“今天是愚人节吗？”，还有人极尽讽刺之能，借用爵士（knighthood）和噩梦（nightmare）在构词法上的相似，发明了“爵士噩梦”（knightmare）一词，并抱怨说这样的荣誉应该授予一个澳大利亚人，而不是已经有了70多个头衔的女王丈夫。反对党工党领导人肖腾指责“在一个澳大利亚人讨论民族身份的节日授予菲利普亲王爵位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绿党领袖则表示有更多优秀的澳大利亚人更有资格获得此荣誉。阿博特的大本营、自由党内部更是对他的出格之举极其不满，认为此举轻率不负责任。英国广播公司（BBC）后来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这也成为终结阿博特总理生涯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阿博特当时拒不承认有错，还反唇相讥与媒体打起了口水仗，但在内忧外患中被赶下台后他也不得不黯然坦承，授予菲利普亲王爵位这件事是他本人一个极不明智的决定。如今，已成明日黄花的阿博特只能眼睁睁看着势头正盛的特恩布尔无情地摧毁自己曾为之骄傲的“杰作”。

超越旧时代

2015年恰好是澳大利亚国家荣誉体系创立四十周年，爵位制度引起的争议及其最后的结局似乎也为这段历史暂时画上一个句号。为什么一个爵位制度会引起澳大利亚民众如此关注，甚至成为党派斗争的焦点呢？关键原因在于它牵扯到政体争论、历史共识和国家身份等重要而敏感的深层问题。

首先是政体上的争议。1931年，

英国议会通过了《威斯敏斯特法案》，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白人统治的自治领与联合王国共同组成了英联邦，成为邦内享有自由和平等的独立国家，并共奉英王为国家元首，各自治领享有内政和外交的自。1986年，英国女王签署了《与澳大利亚关系法》，澳大利亚最终获得了完全立法权和司法终审权，英国法律不再对澳大利亚有效，英国政府及议会也不能再对澳大利亚各州行使权力，这也标志着澳大利亚的完全独立地位得到了法理承认和制度支撑。不过，英国的君主在法律上仍是澳大利亚的国家元首，澳大利亚提名、英国女王任命的总督为法定的最高行政长官，澳大利亚的联邦议会则由英国女王（由总督代表）、众议院和参议院共同组成。基于这些原因，澳大利亚也被认为奉行君主立宪制。这样的安排也反映出澳大利亚作为前英国殖民地的历史渊源。

时间越长，就有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觉得这样总不是个事儿。澳大利亚已然是在国际上形象气质俱佳的独立民主国家了，可上面好像总有个家长在监护着。于是，澳大利亚要求彻底脱离英联邦、建立完全的共和制政体的呼声也逐渐多了起来。其中有组织的共和运动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高潮，并与要求维持现状的势力发生了激烈碰撞。1991年～1996年，工党领袖基廷连任两任总理，他旗帜鲜明地宣扬共和制，宣称只要国旗上还有其他国家的标志，澳大利亚的未来就是没有希望的。1992年英国女王访问澳大利亚时，基廷没有按惯例行屈膝礼，这也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头一遭。之后他还违背君臣常礼用手挽着女王，这在共和派、和派中都引起了强烈震动。1999年，霍华德政府就是否废除君主制、实行共和制进行了全民公决。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力推发动公投的领导人之一正是现任总理特恩布尔。公决的结果是55%的人投票反对共和制，澳大利亚依然维持了现状。尽管当时的民意显示真正反对共和制的其实不足30%，但正如代表和派阵营的霍华德总理所说，现有的宪法和政体保证了澳大利亚的稳定和发展，而且加强了澳大利亚与欧洲的关系，为什么一定要改弦易辙呢？不少民众还担心共和制下的总统可能权力膨胀，危及民权。正因为有这种求稳心态，觉得动不如静，大多数人都不愿冒风险去改变政体。

时至今日，支持共和制的力量一直无法进一步增强，甚至有所消退。在2014年澳大利亚一家市场调查公司组织的调查中，被调查者中支持澳大利亚实行共和制的比例只有39.4%，为20年来新低，这从某种程度上也能说明为什么阿博特敢于恢复爵位制度。不过，阿博特还是错估了形势，他恢复爵位制度并授予菲利普亲王爵位的举动，不仅刺激了澳大利亚国内亲共和制人士的神经，还让很多民众觉得受到羞辱。而特恩布尔是个韧性十足、敢说敢干的政坛老手，他敢于拿曾经让自己跌倒的硬石头来做文章，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得到了亲共和制人士的支持，其中不仅包括外交部长毕晓普等关键性政府要员，还有工党等主流政治势力的支持。如工党领袖肖腾曾在特恩布尔上台后给后者写信建议废除爵位制度，原因是它“不符合澳大利亚现代社会”。更重要的是，民众此时正好对特恩布尔有“重拾旧山河”的政治期待。正如澳大利亚财政部助理部长阿历克斯・霍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表示，无论是谁接任了阿博特，在这样的环境下，都很可能做出同样的决定。可以说，特恩布尔废爵并非心血来潮或公报私仇，而是恰逢其人、恰逢其时、恰逢其事。从长远来看，它可能揭开了又一次政体变更争论的序幕。 2012年6月4日，澳大利亚堪培拉，时任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与反对党领袖阿博同点燃了庆祝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六十周年的火炬。

从历史共识方面来讲，澳大利亚与英国王室的关系涉及敏感的历史观问题。澳大利亚受英国殖民统治200余年，但也正是得益于日不落帝国的强大权势和随之而来的贸易便利，澳大利亚逐步发展成繁荣之地，来自各地的外来移民构成了富有活力的人口基础，使其焕发出蓬勃的朝气，这块最早用于流放罪犯的土地慢慢成为帝国版图中璀璨夺目的一块乐土。澳大利亚虽然最终摆脱了殖民地身份实现了独立，但殖民的印记和帝国的基因在它身上体现得还是比较鲜明的。对年纪大些的澳大利亚人来说，相对更容易接受现有制度和传统，他们习惯于延续至今的文化思想观念和行为制度规范，既不愿也不忍心完全舍弃这段历史。即便一些年轻人，也对哈里王子等新一代英国皇室成员心存好感。另一方面，也有相当部分澳大利亚人不想始终背负帝国的历史枷锁，他们对英国王室即便是形式上的高高在上都难以忍受，认为这种旧制度的存在是对今日澳大利亚的羞辱，只要不切断与英国的殖民联系，就无法确立澳大利亚的国家地位。不过，文化、习俗等方面的联系并不容易割舍，还有不少人对英联邦内这种历史关系甚为珍惜，甚至会怀念帝国统治下的岁月。比如，澳大利亚以前的国歌是《上帝保佑女王》，在1984年被《前进，美丽的澳大利亚》所取代，传递出另立新天地的心态，但《上帝保佑女王》之后仍然在一些地区或相应场合上被使用。1954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澳大利亚，掀起“女王热”，悉尼50多万人空巷相迎。2011年4月，英国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大婚，澳大利亚国内也津津乐道，一些家庭还同日举行了各类聚会，时任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出席婚礼并代表澳大利亚表达了最诚挚的祝福，总督昆廷・布赖斯则表示王子婚礼“温暖了澳大利亚人的心”。由此可见，爵位制度的立与废，从一个侧面正好体现了澳大利亚人心中那种既想勇敢告别过去、实现超越的决心，同时又对残留的帝国印记和文化抱有的一种脉脉温情和依依不舍。

从国家身份角度来看，国家身份是指“一个民族在任何时间和地点由自身文化的表现形式所展示的形象”。它是一套相对稳定的、对自我概念的表达和期望，使一个团体相信它所隶属的国家享有某种典型特征，这也使得它能区别于其他国家。澳大利亚长期致力于成为一个中等强国，它既是西方集团成员，也是南太平洋最大、最强国家，是整个西太平洋地区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典范之一，同时还是美国十分重要的战略盟友，更是当下“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地区构建的热情参与者。环顾周边，澳大利亚对自身国家身份还是有着一份“自带光环”的优越感和略显高傲的自信张扬，军事力量有限却常常爱谈论如何促成地区军力平衡，国内领导人常换却爱以民主先锋自居，时不时对他国政局评头论足。不过，澳大利亚也尴尬地发现，周边不少国力不如自己、抑或政体相异的发展中国家都实现了真正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但澳大利亚却还背着殖民历史标签，常被讽刺为英国的门徒、美国的跟班。试想澳大利亚的国家元首都不是本国人，总感觉没有足够的气场来支撑强国的身份。

澳大利亚越是想成为新兴核心战略地区的重要行为者，就越是要摆脱依附者、跟随者的形象，表现出更多的独立自主姿态。废除爵位制度，一定程度上能满足澳大利亚对外政策中对国家身份的强化和塑造需求，代表了澳大利亚重塑自身的决心和愿望。

国家身份包含的政治、文化观念，也是影响澳大利亚政局不可忽视的因素。比如，反对党工党在阿博特恢复爵位制度后就迅速向选民承诺，一旦大选获胜上台执政，将废除这一制度。特恩布尔此时抢先出招，自然也有为国内大选抢占先手的政治考量。

有意思的是，澳大利亚废爵之举在英国本土也赢得了一些掌声。比如，长期宣扬废除君主制的英国共和派势力代表人物格拉汉姆・史密斯乘机呼吁英国政府效仿澳大利亚，从国家荣誉体系中废除爵位，他认为“在任何国家，这些头衔都是愚蠢的，完全与现代民主价值背道而驰，也为政治阶层随心所欲地滥用”，“我们需要全面改革英国的荣誉体制，不再要什么帝国式荣誉、中世纪头衔。我们需要让国家用一种简单、诚实和可靠的方式来表彰那些值得获得承认的人”。同时，特恩布尔废爵的决定，虽不至于成为多米诺骨牌中倒下的第一枚，但在英联邦内产生的影响还是较大的，引起了人们广泛的议论和思考。对这些国家来说，超越历史的羁绊和自我的束缚，比起穿越回过去更具有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

（作者为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与安全研究所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