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身体生产的后现代时尚思潮

摘 要：很显然，走向身体生产的时尚思潮，正将卷入其中的时尚涉身者转型为这样一种极为矛盾的社会行为主体，即一方面在自由选择的权利确立中成为自我生产与自我消费的自由人，另一方面又在选择动机的社会依赖中成为被生产与被消费的身体符号。如果从学理分析角度，将身份追逐走向身体生产这一时尚思潮行动路线给予意义凸显，则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给予较为清晰的转折性事态把握，并由这种把握和描述，斟定事态转折的社会意义，抑或确立我们自身的时尚生活境遇与价值向度：其一，这一行动路线具有既定社会秩序瓦解后公共生活转型的符号隐喻功能；其二，这一行动路线具有意识形态弱化后日常生活中心化的符号隐喻功能；其三，这一行动路线具有“贵族文化”与“精英文化”宰制失灵后“大众文化”优先性的符号隐喻功能。对时尚思潮的弄潮儿来说，身体生产首先是以身体欲望的冲动满足为设定行为目标；其次在于对身体缺陷审美修复的虚拟预期，也就是为了实现更高的身体诉求和更具想象力的审美愿景，每一个时尚涉身者都会把自身置于程度不同的缺陷判断之中，甚至在艺术明星或身体偶像的他者性参照中表现出对自身的强烈不满；其三在于所有时尚涉身者通过自身身体形象的符号创建，形成时尚场域得以可持续建构的不竭驱动力量，驱动由身体生产支撑着的时尚思潮漫溢前行。

关键词：大众文化；文化符号；艺术；身体生产；后现代；时尚思潮；审美文化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一

后现代驱动带给时尚文化的重大后果之一就是，去等级化同时也去意识形态化的时尚思潮，在“身体生产”转换中确立其意义主旨和社会行动路线，且一定程度上导致传统时尚知识谱系（如作为知识工具的“滴落理论”），对这些主旨和行动路线的解读失灵，进而也就迫使我们以新的知识命题方式，去回答“身体生产”的意义主旨和社会行动路线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其参照性移位究竟何在。

进入问题的第一道门槛，在于对“生产”、“身体生产”，给予较为清晰同时也准确边际定位的概念限制。“生产”概念在此限制语域，并不指涉人类学知识谱系内诸如“制造”、“发明”、“劳作”等义项，而是与消费概念相对应并成为消费社会支撑杠杆之一的工具理性语用成果，这一成果不仅可以溯源于本雅明式所谓“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了出来……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的对象以现实的活力”，①而且更应该溯源于让·鲍德里亚的“当代垄断性生产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而一直也是关系和差异的（垄断性）生产。因而某种深刻的逻辑共谋把庞大的托拉斯和渺小的消费者联系了起来，把生产的垄断性结构和消费的‘个性化’结构联系了起来，因为个体所追求的‘被消费了的’差异也是普遍化生产的一个重要领域。同时，今天在垄断符号下，某种非常巨大的同质把生产/消费的不同内容如财富、产品、服务、关系、差异等联系了起来”②。

从这个意义上说，严格语义限制的生产是指被体系化、标准化、复制化、消费化乃至利益化等所完全覆盖的人类集合行为方式，这种“被集合”不仅广泛地呈现为物质后果形态，而且还深刻地体现为精神后果形态，一切进入生产现场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总是或直接或间接地拒斥形而上价值目标和主体性意义创造，所以在其萌芽阶段就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否定文化生产的逻辑起点与现实动力③。“身体生产”作为生产环境和条件下的人类行为方式，以身体作为生产资料并以身体作品甚至身体产品当成行为取向的价值目标，从而在特定意义上既满足个人的自我消费意愿亦吻合着社会的公共消费诉求，所以在看似简单的“具身化”（embodymen）实现过程中，承载着“身体规划”和“身体管理”整个自控权利体系中开放性开发的资源社会化功能④。处于身体生产过程中的“具身”，显然很大程度上是主动性自我选择的结果，尽管在选择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生产体系及生产环境的语境压力，但主体性确立足以使其挣扎。福柯“驯顺的肉体所处困境的那种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严厉的权利的控制。那些权利强加给它各种压力、限制或义务”⑤，因而也就意味着“自我”的“自觉他者化”并由此带来基于自身而非社会的交互体验与自我消费，同时也意味着在社会延展空间通过身体资源公共性开发以实现其或直接或间接的利益成果。正因为如此，身体生产命题的现实性与合法化，也从一个特定位置确证着费瑟斯通式归纳陈述的“社会与文化之间的决定性联系的终结，吹响了意指文化的胜利号角”⑥。

进入门槛之后的社会景观之一隅于是就呈现为，当身体生产成为后现代社会大众文化界面的公共事态或普遍消费事态，反应最敏感同时也最强烈的就是时尚思潮，因为时尚思潮从它涌动于人类社会的那一天起，就是围绕着人的身体来展开其符号创造活动的。西美尔关于“社会形式、服装、审美判断、人类表达自我的整体流行风格藉时尚而不断变异”⑦的判断，只有在身体关注成为特定时域或者特定界面社会价值焦点条件下才有可能，因为服饰、体饰、缀饰等文化装饰内容，既呈现为时尚的重要物质载体，又呈现为以身体为中心轴激活社会意义转动的重要符号形态，所以时尚思潮反应必然首先呈现于身体存在方式和身体符号形态的变化之中，反之则身体方式和身体符号形态的变化必然导致时尚思潮的社会转型。正因为如此，身体社会学研究或者时尚社会学研究，都从重心各异的知识学立场保持着对身体核心存在意义的高度关注，而且无论是社会学家关注到的诸如“身体的物质特性，需要在权利的肉身方面进行分析以获得阐释，需要对每一个体不同性别主体的生产给予解读”⑧，还是时尚学家关注到的诸如“衣着或饰物是将身体社会化并赋予其意义与身份的一种手段”⑨，都可以在消费社会境域统辖至“现在，无论在何种文化之中，身体关系的组织模式都反映了事物关系的组织模式及社会关系的组织模式”⑩，当然也可以在时尚文化维度统辖至“关于衣着的社会学视角，需要从用来观看的客体的衣着理解进行挪移，转向衣着乃是一种具身行为（embodied aciviy）的理解方式，意即它是社会关系中的被具身”B11。基于这样的统辖，时尚思潮正在后现代背景走向身体生产的特征凸显，就具有进一步给予分析的知识平台。

很显然，走向身体生产的时尚思潮，正将卷入其中的时尚涉身者转型为这样一种极为矛盾的社会行为主体，即一方面在自由选择的权利确立中成为自我生产与自我消费的自由人，另一方面又在选择动机的社会依赖中成为被生产与被消费的身体符号，所以彼得·布鲁克斯（Peer Broos）在讨论作为欲望对象的身体怎样被充分符号化时写道：“这些言说着女人化的身体的东西是出售给女人自身的：在妇女乐园没有几个男性顾客。这固然可以视为暗示着女人根本的自恋，或者是鼓励她们拥有自己的身体，但更是女人与她们身体的疏离，它们被（由男性拥有并管理的）市场经济接管，受到那种经济的界定和迷恋，并且反过来以零碎的形式、通过现金关系提供给女人”B12。

遗憾的是，尽管彼得·布鲁克斯对身体拥有者的主体自在矛盾关系敏于洞察，但其叙述常常站在后现代知识立场分析现代性背景下的身体经验，而且这些叙述态身体经验又限宥于文学文本和艺术作品的精英文化呈供，因而也就难免存在较为严重的指涉错位或者经验失重，因而离我们讨论走向身体生产的时尚思潮还有一段距离。在我们的视野里，后现代境域的时尚涉身者（远非艺术作品大多以女性身体作为欲望对象和符号动力那样狭隘），在他（她）们以身体生产姿态进行时尚消费体验之际，无论是服饰方面诸如面料、款式、色调或者袖型，还是体饰方面诸如纹身、整容、健美或者化妆，抑或缀饰方面诸如名表、宝石、金链或者玉器，皆无不在饰者的自我呈现目标统辖下成为身体生产过程所必不可少的辅助生产资料，且与作为基本生产资料的身体一道最终演绎为时尚涉身者最佳符号设计与充分身体规划的产品成果形式。所有的饰品一旦进入身体生产工序，它们对生产者而言就是身体经验和身体表达的有机组成部分。

身体表现欲望和身体实现动机，其强烈程度足以让“物恋主义”知识陈述方式陷入阐释失灵的困境，物恋主义取向的“一种精神策略或者精神坚守。它能使人类个体从具有令人不可思议的能量和非物质感受的某物或某人，转换为物质形态外在现实的某物或某人，这种存在形式使得某物或某人处于受控之中”B13，不得不在否定性命运中代之以“仿像”型主体性建构。这种取代丝毫不意味着物恋的消失，而是物恋的意义转向，物在与身体的欲望化关系重组中成为身体符号表现的有机元素，就仿佛女性在后现代文化境域中与物恋主义的关系为性别经验关系，就仿佛她们“在主体性和客体性一分为二的摇摆中确立一种优秀女性气质规则……往往是一种虚拟，一种仿像”B14。问题的原委不仅在于“物恋”向“仿像”的文化转换，而更在于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私人化表象后面隐藏着的社会化本质，亦即在于转换过程其实是由巨大的无形机器来予以加工生产的，即便杰姆逊命名的精神分裂症（scizoprenia）以及所能覆盖的任何一种极端另类化私人行为和时尚表现，其符号形态最终都是这架机器的产品。这就是后现代背景下以身体生产为行动路线的时尚宿命，一方面是身体在身体生产中充分价值实现，另一方面是这种价值实现任何时候都以身体被生产为前提，时尚中的身体及其时尚符号，其自在性、神秘性、物恋性、级阶性、攀附性、意识形态性等，皆无不黯然失色、苟延残喘而已。

二

如果从学理分析角度，将身份追逐走向身体生产这一时尚思潮行动路线给予意义凸显，则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给予较为清晰的转折性事态把握，并由这种把握和描述，斟定事态转折的社会意义，抑或确立我们自身的时尚生活境遇与价值向度。

其一，这一行动路线具有既定社会秩序瓦解后公共生活转型的符号隐喻功能。

现代性从其建构的历史起点开始，就在颠覆封建社会或者贵族国家过程中，显示其对基于契约理性社会秩序的国家形态和公共生活方式的不懈追求，不仅神话价值指向地拟定“只要有若干人结合起来自认为是一个整体，他们就只能有一个意志，这个意志关系着共同的生存以及公共的幸福”B15，而且意欲实现政治生存方式的“在这种民主政体之下，人民只受本国法律的约束，不受任何人的支配，生活体面，有权在最高议事会上投票及担任政府公职”B16，甚至以称颂姿态看待日常生活状态的“托克维尔曾经说过，在美国，人人都在谋生……人人都是劳动者，一切行为，包括出任公职在内，都被化简为一种生计”B17。在这个漫长的追求过程中，逐渐形成一整套现代性精神引领下的政治形态、经济形态、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逐渐形成其较为完整、成熟和体系化的价值观念、法律制度、行为规则、道德标准、利益方案、日常理性，逐渐形成以社会正义和个体平等为核心支撑的公共社会生活现场。但是，令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们始料不及的是，他们所意欲建构和实际建构成果的“边际公共生活秩序”以及支撑这一秩序结果的“社会真理”（或者说现代性所指涉的社会本体论价值标竿），在全球化和后现代社会转型中程度不同地崩裂并将继续下去B18。也就是说，全球化背景下的公共生活转型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方式与文化逻辑的衍生后果，无论是社会价值标竿还是日常生活形态，无论是市场经济模式还是政府存在方式，无论是科学知识功能还是人际交往习惯，统统都在转型过程中改变其必然因果关系与终极规划方案，由此导致后现代公共生活对现代公共生活的扬弃和超越中，呈现出现性分析知识谱系完全不能阐释穿越的既纷乱却又勃勃生机的生存景观与活动现场。转型的全面性和深刻性，不仅可以如丹尼尔·贝尔那样作宏观把握的“这些旧的背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消失。在日常工作中，人不再面对自然，不管它是异己的还是慈善的，也很少有人再去操用器械和物体”B19，而且可以如乔·霍兰德那样给予文化细节捕捉，在审视诸如“新的能量——精神的和社会的——看来恰恰来自于男女新的合作形式之中，来自男人对他的扎根于自然之中的女性的影子（sadow，在此我使用荣格的象征性的词汇而非严格的生物术语）的恢复，来自妇女对她们在历史上表现出来的男性影子的发现”B20。这样的意义生成形态中，逆向性地追问后现代精神取向与后现代社会结构。按照这样的逆向性意义求取路线，我们就不难发现时尚思潮在指涉后现代社会转向与文化转型中，具有问题澄明的独特符号隐喻功能，亦即它在象征喻叙事中，形象地为历史和世人诉说其“我们只是后现代历史时代的儿童……我们的部分现场，以及我们的部份意愿”B21，其诉说与哈桑的理论叙事具有同样的指涉有效性。究其根源，在于时尚符号变化的诸如“到1990年代中期，格朗基演化为（或者说没落）‘波西米亚风’”B22，其实深层地反映着某些世纪末社会集体心态的变化消息，并以其身体生产的时尚符号成果，承载着社会消息的微观叙事与宏观隐喻使命，即所谓“这些符号故事乃是世界秩序的一面镜子”B23。后现代公共生活较之现代公共生活，在转折性递进中叠加进一系列新的意义向度和价值维度，所有这一切都直接抑或间接地反映在人们所日常经验着的时尚生活和时尚思潮中，而这也就是其叠加和转折符号隐喻功能的内在逻辑。

其二，这一行动路线具有意识形态弱化后日常生活中心化的符号隐喻功能。

随着公民社会、公共社会、民主社会、法制社会等一系列社会价值目标在全球范围内的更充分实现，虽然各国政党政府结构和国家间交往关系仍不可避免地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博弈特征，还大多在核心价值维度显示其“按一般性勾勒，即使在冷战高峰时代，意识形态世界图景仍然不得不存在细微差别，不同的意识形态在这一图景中占据其不同部分”B24，或者文化帝国主义思路的“其所瞄准的不在于领土占领或经济控制，而在于对人的精神的占领和控制，以作为改变两国之间权力关系的工具”B25，但所有这一切都无疑已经遭遇后现代境域的严峻挑战，政治学家们极端神化的“意识形态神话”，连同“可能被解构的现代主义假定的优先性”B26，对消费社会空间和公共生活方式而言，再也无法无条件地装扮其神秘主义文化色彩和神圣不可侵犯统治地位，因为日常生活本身逐渐成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社会大众的中心化和本体性存在形态，生存者及其生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日常依恋甚至日常崇拜。从约瑟夫·皮珀的“在闲暇之中——惟有在闲暇之中，不是别处——人性才得以拯救并加以保存”B27，到迈克·费瑟斯通的“如果我们来检讨后现代主义的定义，就会发现，它强调了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界限的消解、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明确分野的消失、总体性的风格混杂及戏谑式的符码混合”B28，再到阿马蒂亚·森的“主要的问题乃是，人们能够过上良好的生活……生活水准的价值在于生活”B29，我们完全可以在密布状叙事路线中寻找到日常生活及其日常性大放异彩的人类生存风景。尽管以日常生活和日常性为基本格调的生存风景，并不必然与意识形态崇高或者政治英雄秀发生意义冲突，而且让·鲍德里亚甚至坚信“意识形态确实是贯穿于符号生产和‘物质’生产中的一种形式……同时也存在于符号内在逻辑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之中”B30，然而社会大众在这一新的生存风景中不难深刻地体验其基本同时也最直观的事实，那就是所有相关联的意识形态意义线索至此皆退处间接、潜在和次要的存在位置，代之则无论是乡村日常景观的所谓“绝大多数民间生活的简单形式，都在家的温馨表现中得以想象实现”B31，还是城市日常景观的所谓“他们在老城中倍觉幸福，寻觅自弗朗哥时代以来变化不大的酒吧，与艺术家、、药商、学生以及来自不同种族多样化群体的客人们勾肩搭背”B32，都在日常生活公共化、大众化、消费化等一系列去意识形态化现场事态中成为生存关注中心，并且日常生活中心化因其对意识形态中心化的有效生存取代，全面而深刻地改变着支配型社会格局以及亿万草根平民的现实命运，他们在这种改变中成为自主选择幸福生活的合法权力主体。当日常生活主体较大程度从等级制或者支配状态中解放出来，并进入消费权力支撑起来的公共生活境域，其文化解放及其身体自由就都成为可以把控的自为现实，进一步则能在身体生产的时尚体验中追求符号主体性创建效果。符号主体性创建不仅使得拥有充分文化权利的个体时尚化地进行“发生在居家和旅行中的精力消费”B33，而且还在身体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充分实现“体验性设计创造出一种环境，有意识地精心制作出吸引特定个体关注的舞台”B34。此时的时尚涉身者，符号主体性创建使其获得幸福体验的必要逻辑前提，身体资源的开发利用，为幸福体验提供了充分物质条件，而身体生产所带来的时尚后果，则在广阔的日常生活空间，凸显着日常生活中心化时代大众社会自由生存状态的符号隐喻功能。

其三，这一行动路线具有“贵族文化”与“精英文化”宰制失灵后“大众文化”优先性的符号隐喻功能。

以封建贵族为统治力量的“贵族文化”和以新兴资产阶级为统治力量的“精英文化”，在人类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先后承担过精神宰制的神圣使命，并由此无条件地占据特定民族精神意识史的文化统治地位，所以我们也就很容易回溯性地阅读到诸如“戈雅的《形同下层艳女的奥尔巴公爵夫人》告诉我们，西班牙的男女贵族有时穿得像马德里的工人阶级一样”B35，或者所谓“社会中的精英，其外表与较低地位者明显区别开来。精英们建构其日常风尚，但与此同时，也竭尽全力地使其外表与通常人们的习惯保持差异”B36。正是历史地发生着的等级社会结构（古典背景）、利益支配社会结构（现代背景）以及裹挟着的无条件优先性文化形态，使得大众文化、草根文化、底层文化、民间文化等不同文化形态，长期处于被改造、被驯化、被粗鄙指涉的价值地位，极限情况则甚至被勒庞那样的学者将其指斥为“乌合之众”，而指斥的逻辑起点只不过某种恐惧心理的“目前，铸就各民族命运的地方，是在群众的心中，而再也不是在君王们的国务会议上”B37。

后现代之所以能被称之为后现代，首先在于公共生活深化后的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大众文化、公共文化、消费文化、流行文化等文化形态成为实际上的主流文化形态。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地位的重新编序，使得传统荣耀的“贵族文化”、“精英文化”等不得不迎来其辉煌的末日，只能以残存的姿态坚守着它们对于支配优先性的记忆，尤其是“精英文化”撞击极端意识形态文化的殉道式美丽记忆。由此开始，历史叙事必须又一次重新开始，因为“一旦后社会史作出这样的重新界定，新文化史与后社会史之间有人宣称的非连续性也就十分明显了”，B38而且因为人们不得不现实性地自我质疑着“那么我们能够——甚或在这一时代我们应该——为这样的现象构建某些暂时性的编序，既包括编年体的亦包括范畴体的，也许可以解读这些现象的变化趋势与逆反趋势，解读其艺术性、知识性以及社会特性”B39。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时尚思潮的同步性事态演进过程中，它既是认识主体对历史文化转折进程的解读对象，同时也具有对更宽泛和更深刻的历史转折进行解读的主体性特征，主体的身体生产过程或者说在时尚符号显形的隐存深处，已经无意识地积淀着主体的自觉意识史和文化经验史。

也就是说一方面后现论视野密切关注时尚思潮的现场症状，关注诸如令人不可思议的要理解“何以‘肚皮舞’现在如此狂热和流行，搁置某些先行概念十分重要。不要去想象为了酋长们逗乐，成群的性感女眷姑娘们在阿拉伯月光下起舞弄影，代之所见到的，则是拥有肥硕腰围、年龄老迈的妇女们，在某地的荧光之下寻找她们内心的偶像”B40；另一方面时尚思潮本身直接脱胎换骨自后现代日常生存的体验与实践，脱胎于诸如“当代不断涌现的旅游者的假日聚所如旅游胜地、主题公园，不断增加的、通过公开展览提供知识的博物馆，就是一些对世界的仿真物，是对蒙太奇世界及超现实世界的接受”B41。

在整个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文化价值路线转折事态过程中，大众文化、消费文化、草根文化等久受压制的文化形态，最终在时尚文化境域获得了意义传播和价值扩散的绝对支配权，并以全新的支配方式和支配力量调节着所处社会的时尚动态变化。时尚思潮对“大众文化”优先性事态转折的符号隐喻功能，深刻地揭示出整个社会对“贵族”和“精英”的模仿，已不具有普遍意义或者主流价值，代之而起的是时尚思潮大众“受时装装饰的身体从不处于固定的状况。相反，它不断根据自我的种种变化而在服装方面得到重新造就”B42，而且同步性的宣告西美尔命题对时尚思潮的后现代状况失去解读张力B43。

三

如果说如上所述仍然残留宏大叙事方式痕迹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回到技术知识层面，对时尚思潮身体生产价值路线的“身体生产”本身，作更加深入的细节性探究，也就是有必要追问身体生产究竟如何在技术操作过程中以何种手段实现时尚符号规模化同时也标准化的生产目标，否则它就无法称之为“工业机器”（indusry macine）的产物，当然也就更无法上升至“后工业社会”（pos-indusry sociey）“符号生产”（sign producion）的维度来审视时尚思潮的现场事态B44。

走向“身体生产”或者说“身体的符号化生产”的时尚思潮，其现场事态极为复杂，各种专业知识身份的学者已经而且还将从不同知识背景对其进行揭蔽和编序，而在我们的窥望视野里，则至少能够梳理出一是身体欲望的冲动满足，二是身体缺陷的审美修复，三是身体形象的符号创建。诸如此类的义项编序，无疑都是身体生产得以进行并形成产业链意义的时尚思潮所必不可少的生产方式，以及必不可少的匹配性生产手段或技术程序。

对时尚思潮的弄潮儿来说，身体生产首先是以身体欲望的冲动满足为设定行为目标，这一设定的逻辑前提，既在于身体的“主体”（subjec）常常处在自我实现或者说外在化展现的倾向姿态，处在自恋和诱惑的心理隐情包围之中，亦在于身体的“他者”（e oer）始终具有欲望响应的连动机制，或者说欲望共振的冲动机理，具有他恋和被诱惑的情绪激活反包围欲望。就逻辑前提的前者而言，日常生活中自我作为个体的“具身”（embody）过程，其内在驱动力量之一就在于身体的欲望冲动，这种欲望冲动不仅体现为自然本能层面诸如性别淡化之际的身体渲染、疾病来袭之际的身体抵抗、年龄老化之际的身体维护，而且更体现为社会意义层面的诸如身体语言的交往传达、身体情绪的诱惑吸引、身体状况的凝视感知B45。当身体生产进入符号生产程序，时尚涉身者也就在“具身”过程中将情绪化的欲望冲动及其所携带的个体，具身化为身体资源，全部捐献给宏大社会框架里的时尚机器，并且几乎全都把这种奉献看做本真的生命体验和激情勃发，甚至看作自我价值实现的纯洁殉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所谓“很多注意力都集中于这些身体再现的技术，集中于如何用这些材料以如此让人产生幻觉的精确度再现身体”B46，还是所谓“这些装饰物体通常在遮盖身体的同时又展现了身体，将本来可能并不存在的性意味附着其上”B47，抑或时尚涉身后果所致的“差异的个体性仅仅从外在化地使身体意义在性别中得以充分发展”B48，都可以统辖至“身体社会学”（e sociology of e body）的解释视野，并在“身体的认识论分化为社会建构论者和建构论者”B49的知识背景下，对身体欲望冲动满足的相关时尚事态给予充分释义。

其次在于对身体缺陷审美修复的虚拟预期，也就是为了实现更高的身体诉求和更具想象力的审美愿景，每一个时尚涉身者都会把自身置于程度不同的缺陷判断之中，甚至在艺术明星或身体偶像的他者性参照中表现出对自身的强烈不满。

确有极少量的缺陷修复者，在肉身界面出现某种先天性抑或后天性缺陷并企求着时尚装饰效果，例如帕垂丝·M.莫瑞蒂（Paricia M. Mulready）与简·M.拉波（Jane M. Lamb）讨论女性化疗病人的“整容治疗”（Cosmeic erapy），就是立足于这一企求的涉身合法性予以议题延展，即所谓“许多这类消极性外形变化，通过整容能被加以伪装”B50。但绝对多数的缺陷修复者，其所自我凝视的那些“缺陷”不过是复杂社会镜像的反射后果，或者是虚拟性他者凝视的拟置物，深层地或者无意识地反映着涉身者的身体想象与审美预期，并意欲通过“践行身体修饰”（Body-modificaion pracices）来实现其身体想象效果与审美预期后果，所以我们才能见到文献陈述的诸如“2000年以来，实施整容中，内容急剧增加，其中包括移植物嵌入、烙印、雕刻、纹身和刺青。纹身和身体刺青变得非常流行，几乎波及所有年龄、职业和社会阶层的人，而且成为全社会可接受的主流”B51。

以当代女性为例，如果说以整容为有力手段的缺陷修复就身体审美预期而言，还主要表现为身体自然资源的整合加工和直接生产，那么这些具有强烈修复诉求的时尚涉身者，就会进一步充分实施服饰、体饰、缀饰乃至涂饰等时尚符号的身体统筹，并且就会表现为身体社会资源的审美对象化与间接再生产，由此也就产生直接生产与间接再生产有机统一基础上的身体时尚化及其缺陷修复效果。但是，在女权主义者看来，这种审美修复实际上是一种时代灾变，纳阿米·伍尔芙（Naomi Wolf）为此愤怒地控诉“美的反冲力所带来的当代破坏性，正在摧毁女性的身体，使我们心力耗尽”B52。

其三在于所有时尚涉身者通过自身身体形象的符号创建，形成时尚场域得以可持续建构的不竭驱动力量，驱动由身体生产支撑着的时尚思潮漫溢前行。

身体形象既是自我凝视的产物亦是他者凝视的产物，其具身生成和社会照面，无不迫使时尚涉身者努力通过符号创建来实现其身体形象的主体性指涉和主体间性标识。很显然，这一生产程序已经超越于身体形象的自然资源整合与修复，其生产目标拟定的符号创建，隐含着社会大系统才能托举支撑的文化创新行动，发生于身体社会化和身体符号化的更大时尚生产空间，并经历着自身被社会性“着衣”、“修饰”、“造型”等一系列塑造过程的文化体验，所以珍妮弗·克雷克才有充分理由认为“社会性身体由个人的特点和品质构成，而这些特点和品质的表现有赖于具体场合。”

“不同的社会性身体利用不同的具体技术来表现自己。尽管日本脸谱是一种精简的装饰形式，但它和海根人复杂而充满个性的头饰、南美卡都非人精细的身体图案以及西方化妆品的独特表现力之间却有着共同之处。这些装饰方式都用具体的文化方式塑造了社会性身体”B53。时尚偶像（fasion icons）之所以能成为时尚偶像，就在于他（她）们有能力基于自身形象并向社会辐射和发散其时尚符号，并且如同事态陈述的“1990年代初，杰克·肯尼迪（Jacie ennedy）呈献出一种极为特别的时尚风貌，于是也就特别流行起对其套装、连衣裙、礼服和小圆帽等的模仿袭用。但趣味发生了变化，时尚在第一时间就完全成为青年主导，而伦敦则是‘青年地震’的震中。模特如简·施瑞普顿（Jean Srimpon）和泰姬（wiggy），影星如茱莉·克里斯蒂（Julie Crisie），且首先是音乐家们，成为了新的偶像。要么如彼特雷丝（Beales），穿起了极为时髦的套装，要么如滚石乐队的吉米·亨得瑞克斯（Jimi endrix）和凯思·瑞恰兹（eiRicards），以她们自己兼收并蓄的服装混杂进行打扮”B54。

每一个体都在寻求自身的时尚符号表现形式，并在符号创建中确立其特定时空位置个体存身的主体性品格。其符号创建的不同之处在于，有些人倾向于服饰，譬如香奈儿（Canel）在1926年发明黑色燕尾服以渲染所谓“有礼貌的黑色”（Well-mannered Blac），也有很多人倾向于体饰，以至出现学理分析结果的“面部着彩（皮肤、眼睛、头发）能被定型”B55；有时候我们所见到的是单一元素就能达到极有指涉力的符号创建效果，例如各种风格的“比基尼”，更多的时候则是众多元素通过身体呈现才能产生完整的时尚符号。情况无论多么复杂，其时尚进入的共同后果都在于，个体的身体资源通过社会化生产及其自身的主体性创建，完成了符号化、意义化和时尚化的文化价值转换。

当然，这种文化价值转换，除了如上所述以及更多义项的生产程序支撑以外，还应该包括确保这些程序获得支撑力的技术手段，否则所谓身体生产也就根本无法链接起“具身”、“涉身”、“量身”、“显身”和“遍身”等一系列基本环节。在我们看来，在所有的可能性技术手段中，最为关键或者说最是时尚符号生产的核心技术，那就是“物—体”拼贴和“状—态”拼贴。“物—体”拼贴隐存着时尚文化生成的主—客关系结构。虽然物亦有形而且体亦是物，但是物质资源和身体资源的功能整合以及整合后的开发性生产，却是“物”的客体性与“体”的主体性既随机遭遇又自觉选择的复杂互动过程，这个过程带有明显主——客融汇特征，而建立在这一复杂互动过程之上的时尚符号创建与身体生产组织，将直接影响着所在时空边际的时尚思潮现场事态。这里的“物”是纯粹的客体存在，是欲望的对象和满足欲望的物质资料，是麦尔考姆·巴纳德（Malcolm Barnard）所描述的“劳瑞（Lurie）《服装语言》的‘我们为什么要穿衣服’那一部分……着装被视为提供御寒……并未努力去解释其怎样交流或者怎样伪装身份”B56。这里的“体”在物的自在性中承载着既渴望世界亦眷恋自身的自为主体性，承载着肉身的欲望本能与灵魂的精神飞越，承载着“对于灵魂——肉体对立的摒弃……人类的每一个体都是灵魂与肉体的复杂存在过程”B57。于是，当社会“为身体着装”B58（addressing e body）或者这种着装进一步演绎为时尚维度的“作为符号体制的社会生活”（social life as a sign sysem）B59，“物”和“体”的功能链接与意义兼融就具有事态进展向度的唯一性，而这种唯一性就成为两者拼贴的技术逻辑和强制生产工艺，时尚涉身个体与社会时尚机器都必须依靠这一技术逻辑和生产工艺以提高身体生产效率和时尚符号生产力水平。“状—态”拼贴隐存着时尚文化生成的常—变关系结构。

虽然“状”同样会有丰富的时空变异和文化背景差异，而且不同时尚设计师的想象性“构图”同样会相去殊远，但作为成形的符号形态，一经形成便有其稳定性和常量特征，这较之“态”的因人而异和千变万化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后者在任何时候都几乎是非确定性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状”和“态”在时尚具身化过程中的拼贴，实质上就是常量和变量的随机性嵌位。对于那些时尚得体的普通个体和时尚设计可广泛得体的设计师而言，他（她）们的拼贴智慧、拼贴经验和长期形成的拼贴规程，毫无疑问就是其时尚效果显形和时尚魅力流行的助推利器，所以我们才能读到关于利器叙事的诸如“到1941年，当裙子的下摆缩短到膝盖，衬裙的长度也就相应地较短。随着新的式样（1947），衬裙变得更加丰满，而且经常在下摆进行装饰，或者饰边。对于家庭裁缝类型而言，使用降落伞丝绸较为适宜”B60，或者所谓“简·莫尔（Jean Muir）用一些柔软的、女性化的直筒长裙庆祝她的25周年纪念，这种直筒长裙显示出何以她是一位深受巴黎和纽约同行尊重的时尚设计师。其1991年春夏时尚展，再一次呈现她那精细、流畅和瘦削的线条。简·莫尔直筒长裙，用黑色平针织品制成，略显帐篷形状而且颈部开阔，裹有宽带，从大腿中部开始的左边镶有一排纽扣”B61。当然，我们此处仍然是粗线条地议及事态，如果对所议进行更加技术和专业性的拓展，则这些拼贴的技术规程和符号生产工艺会更加精密化、谱系化而且标准化，那将有待时尚符号学家和时尚设计专业工作者在其门类知识文本里给予更加详细的技术知识叙事。

四

必须指出的是，正如时尚思潮的演进过程并非只有由身份追逐向身体生产转换的单一意义线索一样，就这两种意义存在的时空关系结构而言，亦非线性关系的简单延伸与颠覆性置换，而是价值重心移位和意义权重比变化。这实际上也就是说，于身份追逐的主流文化状态下，时尚的身体关注和涉入同样存在，同样会有诸如“在服装上，有一个指称的俚语成了一种紧身胸衣的名字。这种紧身胸衣可以让人隐隐看到内衣，这无疑是高档时尚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对隐私的展示”B62；与此相一致，于身体生产的主流文化状态下，时尚的身份诉求和等级旨趣已然不会绝迹，甚至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当代时尚学家所叙事的诸如“好莱坞影片《劳动中的姑娘》，显示时尚和着装怎样识别其社会角色，而且也呈现其如何常常运用时尚和着装来伪饰她们的社会地位”B63。

然而，事态本身并不能由此遮蔽时尚的身份追逐时代与身体生产时代的历史时序，亦如并不能在总体趋势把握上忽视当时情境的那种“社会弱势羡慕社会特权，从而通过模仿行为以与后者的‘优势’进行抗争并以此获得认同，甚至进入优势群体”B64，或者当下情境的那种“外在形象的民主化，与时尚欲望延伸及其全球化后果相匹配”B65。唯其如此，才能既确保我们对时尚思潮意义线索的清理具有事态客观性，同时也确保在对事态客观性充分认识的基础上重审我们的未来选择向度，而这恰恰是一切事实揭蔽和知识追问的价值目标之所在。

① 瓦尔特·本杰明著，王才勇译《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② 让·鲍德里亚著，刘成富等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为了深化对议题的理解，可参阅其《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议及的“我们并不愿意说‘个人是社会的产物’，因为，当下对这一命题的理解，作为一种文化主义的陈词滥调只是掩盖了一个真理，即在这种极权主义的逻辑之中，一种仅注重生产增员的体系（如资本主义体系，但不仅限于资本主义）能够在最为深层的意义上，如自由、需要以及无意识等等层面上将人作为一种生产力生产和再生产出来。体系只能将个人作为体系的诸多要素生产和再生产出来。它不能容忍例外”。（让·鲍德里亚著，夏莹译《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

③ 德波瑞·库克在评论阿多诺对大众文化所持见解时，就认为“阿多诺关于文化商品物恋特征的分析，从文化产业的不同环节补充了其关于生产过程的论述”。（DeboraCoo， e Culure Indusry Revisied： eodor W. Adorno on Mass Culure， Rowman & Lilefield Publisers， Inc. 1996， London， P.29.）

④ 按照（Cris Silling）所谓“一旦意识到身体已经成为许多现代人的一项规划，连带着就要承认，身体的外表、尺码、体型甚至内容，都有可能依照其主人的设计，接受重构……在这种情形下，身体变成可塑的实体，在其主人的时刻用心和艰辛劳作之下，得到形塑和打磨”（见克里斯·希林著，李康译《身体与社会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则身体资源开发或者身体生产只不过是身体规划中的一个实现环节，并且其功能诉求显然因消费社会的内在驱动维度所致。对这一判断的认识深化，可参阅A. roer and M. roer， Body Invaders： Sexualiy and e Posmodern Condiion， oundmills， 1988， Macmillan.又参阅M. Jonson， e Body in e Mind： 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ion and Reason， Cicago， 1987， Universiy of Cicago Press.或者E. Grosz， Volaile Bodies： oward a Corporeal Feminism， Bloomingon， 1994， Indiana Universiy Press.

⑤ 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等译《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5页。

⑥ 迈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

⑦ 齐奥尔格·西美尔著，费勇等译《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⑧ Margare E. Farrar， Building e Body Poliic， Universiy of Illinois Press，2008， Cicago， P.32.

⑨ 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著，郜元宝等译《时髦的身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⑩ 让·鲍德里亚著，刘成富等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页。

B11 Joanne Enwisle， Addressing e Body， in Malcolm Barnard（ed）， Fasion eory， Rouledge， 2007， London， P.276.当然，一切其它学科对身体议题的深度关注，同样为时尚文化研究提供间接知识支持，例如Geoffrey Samuel， Mind， Body and Culure： Anropology and e Biological Inerface， Cambridge Universiy Press， 1990， New Yor.

B12 彼得·布鲁克斯（Peer Broos）著，朱生坚译《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85页。

B13 Louis J. aplan， Culures of Feisism，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New Yor， P.5.

B14 Lorraine Gamman & Merja Mainen， Female Feisism： a New Loo， Lawrence and Wisar 1994， London， P.216.关于“仿像”概像，鲍德里亚从《圣经·传道》中引用如下段落给予定义：“e simulacrum is never a wicconceals e ru， i is e rua conceals ere is none. e simulacrum is rue”。按照这个理解思路，其实就是物在拟人化过程中成为形象符号，因而也就可以在与身体的融入过程中成为身体表现符号，一种新的拟置态真实存在物。

B15 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5页。作为公共社会愿景的早期形态，其现代性价值取向显然是与17世纪洛克主张具有观念类同性，即所谓“公共体在这方面总是最高的权利，但是这并不能在任何政体下被认为是这样，因为人民的这种最高权力非至政府解体时不能产生”洛克著，叶启芳等译《论政府》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2页。

B16 斯宾诺莎著，冯炳昆译《政治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5页。

B17 戈登·伍德著《民主与美国革命》，约翰·邓恩编，林猛等译《民主的历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

B18 参阅：“Cange， as we ave seen， can be abrup or slow. I moves consanly， bu a is own pace， and isory reminds us a e evoluionary direcion of global cange is uncerain. Many rends are unfolding a e same ime， and eir impac in combinaion can move e world along an unexpeced rajecory”（Carles W. egley and Eugene R. Wiopf， World Poliics： rend and ransformaion， omson Learning 2004， New Yor， P.630.）又参：“e Age of Social ransformaions is no over ye. And e callenges looming aead may be more serious and more dauning sill an ose posed by e social ransformaions of e weniecenury”（Peer F. Drucer， In A ime of Grea Cange， ruman ally Boos 1995， New Yor， P.269）。类似陈述，均表明社会转型的全面性与深刻性，而非仅仅体现于政治或者文化维度。

B19 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等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00页。

B20 乔·霍兰德著《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观》，大卫·雷·格里芬编，王成兵译《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86页。

B21 Iab assan， e Posmodern urn： Essays in Posmodern eory and Culure， Oio Sae Universiy Press 1987， Columbus， P.47.

B22 ElizabeWilson， Adorned in Dreams： Fasion and Moderniy， I.B. auris & Co Ld 1985， New Yor， P.250.该书作者还给予如下补充叙事：“is was promoed by， among oers， e London sop， Voyage， wo designed Luxury garmens ofen from recycled and exoic maerials. e boemian syle of e fin de siècle rewored e ippy idiom a grea expense o creae a fey， disordered appearance， suiable for an aris’s mood or a minor acress playing peaseblossom in A Midsummer Nigs Dream”（ibid），说明这种时尚思潮无论就其规模还是就其影响力，都远不至于全球化文化事态，所以我们选取作为叙事案例，只不过着重于某种不乏冲击功能的微观指涉力。格朗基风格（grunge）作为20世纪90年代流行于欧美的服装风格，以邋遢不分性别为特点，而宽大的格朗基牛仔裤，则往往为特定音乐人群所乐于穿用。

B23 Sanjay Jogdanada， Mang Narraives： Semanic Reappropriaion of My， in Bernard Bel， Jan Brouwer， Biswaji Das， VibodParasarai and Guy Poievin（eds）， e Social and e Symbolic， Sage Publicaions India Pv Ld 2007， New Del， P.169.

B24 Jon Scwarzmanel， Ideology and Poliic， Sage 2008， London， P.8.

B25 an J. Morgenau， Poliics Among Naions： e S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e McGraw ill Companies， Inc.1993， P.72.

B26 Colin ay， Poliical Analysis， Palgrave 2002， New Yor， P.231.

B27 约瑟夫·皮珀著，刘森尧译《闲暇：文化的基础》，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页。

B28 迈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

B29 阿马蒂亚·森著，徐大建译《生活水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B30 让·鲍德里亚著，夏莹译《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B31 Roger D. Abraams， Everyday Life： A Poeics of Vernacular Pracices， Universi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5， Piladelpia， P.83.

B32 Mclcoim Miles， Ciies and Culures， Rouledge 2007， London， P.89.

B33 Seven McEacern， ouseolds， Wor， ime Use and Energy Consumpion， in Paul Blyon， Besy Blunsdon， en Reed and Ali Dasmalcian（eds）， Ways of Living： Wor， Communiy and Lifesyle Coice， Palgrave Macmillan zool， New Yor， P.33.

B34 Claudia Seine， Rei urosawa and Ali Dasmalcian， Designing for Well-Being： e Role of e Pysical WorEnvironmen， in Paul Blyon， Besy Blunsdon， en Reed and Ali Dasmalcian（eds）， Ways of Living： Wor， Communiy and Lifesyle Coice，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New Yor， P.267.

B35 彼得·伯克著，杨豫等译《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B36 Yuniya awamura，Fasion-ology： An Inroducion o Fasion Sudies， Berg，2005， New Yor， P.24.

B37 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按照同样的论述逻辑，当韦伯在现代性背景下讨论精英文化维度的诸如“归根究底，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乃是理性的持久性企业、理性的簿记、理性的技术及理性的法律。不过，这还不算完全，我们还得再加上：理性的精神（raionale Gesinnung）、理性的生活态度以及理性的经济伦理（raionale Wirscafseos）”（韦伯著，康乐等译《经济与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就其逻辑关系而言，已经先在性地隐存着精英对理性的优先占有以及这种占有对现代社会的有效支配或者说合法化支配。

B38 米格尔·卡夫雷拉著，李康译《后社会史初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B39 Iab assan， e Posmodern urn： Essays in Posmodern eory and Culure， e Oio Sae Universiy Press 1987， Columbus， P.84.

B40 Micele Oreclin， Sain’All Over， in Ray B. Browne（ed）， Profiles of Popular Culure： A Reader， e Universiy of Wisconsin Press，2005， Madison， P.188.作者在本文的下一自然段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读：In e curren resurgence of belly dancing， is repuaion as a seducive ar is played down. Raer i is promoed as a way for women of all sapes and ages no only o one eir obliques bu also o deepen eir souls. e success of is message explains wy sales of videos by belly wins'Neena and Veena are soaring and gyms in New YorCiy and Los Angeles are sceduling bally-dancing classes during ours once reserves for Pilaes. I's wy dance sudios from Omaa o Ancorage can' accommodae everyone seeing o enroll.

B41 迈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B42 珍妮弗·克雷克著，舒允中译《时装的面貌：时装的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7页。

B43 当然，有些学者认为西美尔命题通过某些条件性修复，可以拓展其所曾经具有的当下张力。参阅Gran David McCracen， e ric-Down eory Reabiliaed， in Micael R. Solomon（ed）， e Psycology of Fasion， Lexingon Boos，1985， Massacuses， P.39.

B44 虽然“后工业社会”并非对“工业社会”的颠覆和否定，但其对“符号生产”的兴趣重心转移，则显然应该看作当下社会分析和文化研究的背景转折，情形亦如建筑学领域呈现出来的诸如“所有的规模、尺度、细节和观念问题，都被成功地符号化为飘逸的食肉飞鸟，依视一片开阔的沼泽”（Carles Jencs， e Language of Pos-Modern Arciecure， Rizzoli Inernaional Publicaion，Inc.1991，New Yor，P.167.），唯此才能揭蔽社会与文化演化表象后面的“为什么某些群体及其社会文化特征一代代坚持和成长，而另一些则蜕化甚至绝迹”（Jay Weinsein，Social and Culure Cange： Social Science for a Dynamic World，Rowman & Lilefield Publisers， Inc.，2005， Lanam， P.12.），而这也是我们关注“符号生产”的原由之所在。

B45 关于这类归纳的深度理解，可参阅Eillen Fairurs， ‘Growing old gracefully’as opposed o ‘muon dressed as lamb’： e Social Consrucion of Recginising Older Women， in SaraNeleon and Ionaran Wason（eds）， e Bode in Everyday Life， Rouledge， 1998， New Yor， P.257-274. Alexandra owson， Embodied Obligaion： e Female Body and ealSurveillance，（ibid P.219-240）. Emily Marin， Immunology on e sree： ow Nonscieniss See e Immune Sysem（ibid P.45-63）.

B46 彼得·布鲁克斯著，朱生坚译《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页。

B47 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著，郜元宝等译《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页。与此仿佛，SaraGrogan在讨论“身体外表、性吸引及性感”议题时，强调“身体表特征的文化相关性，也就是与符号的性吸引之间的关联，而且既聚焦于同性吸引，亦聚焦于异性吸引”（SaraGrogan， Body Image： Undersanding Body Dissaisfacion in Men， Women and Cildren， Rouledge，2008， New Yor， P.167.）

B48 ZillaR. Eisenslein， e Female Body And e Law， Universi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 Bereley， P.90.

B49 Bryan S. urner， Regulaing Bodies： Essays In Medical Sociology， Rouledge，1992， London， P.61.

B50 Paricia M. Mulready and Jane M. Lamb， Cosmeics erapy for Female Cemoerapy Paiens， in Micael R. Solomon（ed）， e Psycology of Fasion， Lexingon Boos，1985， Massacuses， P.256.

B51 SaraGrogan， Body Image： Undersanding Body Dissaisfacion in Men， Woman and Cildren， Rouledge，2008， New Yor， P.36.

B52 Naomi Wolf， e Beauy My： ow Images of Beauy Are Used Agains Women， arper Collins Publisers， Inc.，1991， New Yor， P.19.

B53 珍妮弗·克雷克著，舒允中译《时装的面貌：时装的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4页。

B54 Valerie Seele， Encyclopedia Of Cloing And Fasion， omson Gale，2005， Farmingon ills， P.47.

B55 Israel Abramov， An Analysis of Personal Coloar Analysis， Lexingon Boos，1985， Massacuses， P.216.

B56 Malcolm Barnard， Fasion as Communicaion， Rouledge 1996， London， P.51.约翰·弗雷格（Jon Flügel）尤其强调“衣服的保护功能应该首先被视为足以简洁表征的功能……不仅能够抵抗低温的不舒服，而且能够抵抗炎热”（Jon Flügel， Proecion， in Malcolm Barnard（ed）， Fasion eory： A Reader， Rouledge，2007， London， P.126-127.）

B57 Geoffery Samuel， Mind， Body and Culure： Anropology and e Biological Inerface， Cambridge Universiy Press，1990， New Yor， P.7.

B58 参阅Joanne Enwisle在《为身体着装》一文中所说的“穿衣的文化意义延伸至所有情境，甚至延伸至我们处于的条件下：其时即使我们出现不穿衣服的情况，也仍然存在严格的法则和符码所统辖”（inMalcolm Barnard（ed）， Fasion eory： A Reader， Rouledge，2007， London， P.273.）

B59 参阅麦尔考姆·巴纳德（Malcolm Barnard）所谓“社会仪式，如上提及到的诸如婚礼和丧礼，涉及到时尚和着装的运用，以表明不同的社会价值场合或者身份”（in Malcolm Barnard， Fasion as Communicaion， Rouledge，1996， London， P.68.）

B60 C. Wille and Pillis Cunningon， e isory of Undercloes， Faber and Faber，1981， London， P.168.

B61 ElizabeEwing， isory of wenieCenury Fasion， B.. Basford LD，1992， London， P.283.

B62 若昂·德让著，杨冀译《时尚的精髓：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优雅品味及奢侈生活》，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0页。

B63 Malcolm Barnard， Fasion As Communicaion， Rouledge，1996， London， P.63.

B64 Yuniya awamura， Fasion-ology： An Inroducion o Fasion Sudies， Berg，2005， New Yor， P.20.

B65 Gilles Lipovesy， A Cenury Of Fasion， in Malcolm Barnard（ed）， Fasion eory： A Reader， Rouledge，2007， London， P.82.

Posmodern Fasionable Ideological rend as Body Producion

WANG Lie-seng

（Cinese Naional Academy of Ars， Beijing 100029）

Absrac：Obviously， fasionable ideological rend moving owards body producion is involving fasionable people ino an exremely paradoxical siuaion. On one and， from e perspecive of free coosing rigs， ey become liberal in self-producion and self-consumpion. One e oer， from e perspecive of social dependence ey are moivaed o coose， ey become body symbols produced and consumed. If we consider is from e academic angle， e ransformaion from ideniy pursui o body producion a leas as ree funcions： firs， e symbolic meaporical funcion of public life ransformaion afer e collapse of esablised social order； second， e symbolic meaporical funcion of daily life cenralizaion afer e ideology weaens； ird， symbolic meaporical funcion of public culural prioriy afer e fail of dominaion of noble and elie culure.

ey Words：Body Producion； Posmodernism； Fasionable Ideological r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