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贷款人理论发展综述及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本文对有关最后贷款人职能界定､承担主体､援助对象､援助标准､资金来源､道德风险的产生及防范等方面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得出几点对我国最后贷款人制度的启示:(1)通过法律明确LLR的职能定位;(2)限定救助对象;(3)提高贷款利率;(4)缩短贷款期限;(5)坚持透明原则;(6)加大惩罚力度。

关键词:最后贷款人(LLR);流动性危机;惩罚性利率;国际最后贷款人(ILLR)

中图分类号:F83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7-0034-06

自1797年弗朗西斯・巴林爵士(SIR Francis Baring)首次提出“最后贷款人”这一概念至今，最后贷款人理论经历了深刻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至今仍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热点。

一､古典最后贷款人理论

1797年，弗朗西斯・巴林(Francis Baring)在《关于建立英格兰银行的考察》(Observa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ank of England)中指出，一切有清偿力的银行在危机时刻可以向英格兰银行借款，并将英格兰银行的这种行为称之为“最后手段”，这是关于最后贷款人的首次阐述。该思想后经亨利・桑顿(Henry Thornton)和沃尔特・巴杰特(Walter Bagehot)加以系统和完善，构成了古典最后贷款人理论的核心。

(一)桑顿理论

1802年，亨利・桑顿(Henry Thornton)对1797 年英格兰银行终止兑付银行票据的行为进行了考察，并在《大不列颠纸币信用的本质和效用观察》一文中对最后贷款人(LLR)的概念和方法进行了首次系统性论证。桑顿的主要观点有:

1､LLR的出现归因于:(1)部分储备的银行体系;(2)中央银行对包括发行金币和英格兰银行券高能货币的垄断。

2､LLR的责任是宏观的，是针对整个经济而言，而不是针对单个银行。

3､LLR主要是一种货币功能，而不是银行或信用功能。

4､LLR功能可以在不同的货币制度中成立，并支持中央银行的目标。

(二)巴杰特原则

1873 年，沃尔特・巴杰特(Walter Bagehot)出版了《伦巴德街:货币市场描述》(Lombard Street)一书，重新论证了桑顿的许多重要观点，全面阐述了最后贷款人理论，并提出了著名的巴杰特原则:

1､LLR的责任不仅是在恐慌期间向市场提供流动性，还应包括事先公开重申承诺在未来所有恐慌时期将迅速而有力地提供贷款。

2､LLR必须以惩罚性利率为手段。高利率政策可以把高能货币的扩张限制在结束恐慌所必须的最小范围内;促使借款机构迅速归还LLR贷款，从而将基础货币保持在其稳定的增长路径上。

3､确定了LLR借款人类型､应接受抵押资产种类以及资产的可接受性标准。巴杰特认为，LLR应在以恐慌前的价格估价的优良资产的基础上向任何有清偿力的借款人(银行家和非银行家)贷款。LLR只要确定是优良的票据､债券，即使由于证券市场的恐慌而暂时跌价，它也可以放心贷款。

4､仅向陷入流动性危机而并非破产的银行提供贷款。

(三)古典最后贷款人理论的发展

汉弗莱(Humphrey，1985)，梅尔泽(Meltzer ，1986)总结和发展了巴杰特的思想:(1)最后贷款人要及时地为受到恐慌威胁的银行慷慨解囊，提供无限的现金支持。(2)最后贷款人的责任是整个金融体系，而不是某些银行。(3)最后贷款人的重要责任是防止恐慌造成的货币储备减少。(4)最后贷款人的存在不是为了避免危机的发生，而是为了缓解金融冲击的影响。(5)最后贷款人有双重任务，一个是为受到恐慌威胁的银行提供无限援助，另一个是要公众知道它也会为未来的恐慌提供无限的救助。(6)最后贷款人愿意为有良好资产抵押的银行提供贷款。(7)最后贷款人的责任在于防止恐慌大范围地蔓延，而不是去拯救那些破产的银行。(8)所有提供的救贷款应该是高利率的，有惩罚性的。(9)破产的金融机构，若不能被完整地拍卖，则应当按市场价格出售或清算。在处理机构破产过程中，损失应依次由股东､债券持有人､债务人､无担保的存款人及有存款担保的企业承担。梅尔泽认为，金融恐慌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中央银行没有遵循巴杰特原则。

二､现代最后贷款人理论的演变和发展

现代最后贷款人理论集中围绕最后贷款人存在的必要性和巴杰特原则在现代金融市场条件下是否依然有效这两个基本命题展开。

(一)最后贷款人存在的必要性

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最后贷款人为现代银行系统提供了重要支持，在出现银行危机时防止了恐慌的蔓延。

自由银行的倡导者否认政府部门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必要性。认为银行恐慌产生的唯一理由是对银行系统存在的法律限制，如果没有这些限制，自由竞争的市场就会产生一个防恐慌的银行体系(Selgin，1988､1990)。

同时认为，在自由银行体系下，由不完全信息产生的传染性挤提的情况不会发生，因为在活期存款的合约中已经包含了所有详细的信息。他们同时认为，票据清算所能够解决存款类银行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限制存款转化为现金也能制止恐慌。Dowd(1984)认为这种限制类似于提供一份期权，在这份期权中，银行保留了延期兑付到未来某个时点的权力，作为补偿，银行将支付延期兑付的利息。

(二)承担最后贷款人功能的主体

中央银行并不是唯一的最后贷款人。除了中央银行之外，其他机构也可以成为最后贷款人(Timberlake，1984;鲍德，Bordo，1986;费雪，Fischer，1999)，如美国的财政部､清算中心和1907年的摩根集团都承担过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加拿大的财政部和外汇管理局等都曾对出现危机的银行进行援助，成功执行最后贷款人职能。

在大规模的系统性危机中，当央行无法自行消化时，Goodhart､Schoenmaker(1995)认为应该由政府来买单，同时政府也有权决定社会各方怎样对付危机和由谁来承担损失。

(三)最后贷款人的操作方式

关于最后贷款人的援助方式存在两种争论:通过OMOs(open monitory operations)向整个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货币观点)，还是通过贴现窗口或直接贷款给个别金融机构(银行观点)。

货币观点认为，应急性的流动性供应只能通过OMOs向整个市场提供。古德弗兰德和金(Goodfriend & King，1988)､鲍德(Bordo，1990)､舒瓦茨(Schwartz，1992､1995)认为LLR的操作只能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以此提高对高能货币存量进行补充。Goodfriend & King､Capie(1999)､Keleher(1999)指出直接向金融机构贷款或贴现将使一些不具有清偿力的银行不能受到市场的惩戒，容易引发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扭曲其行为决策。同时，随着金融市场的高度发展，已经提供了向私人部门信用融资的有效途径，同业市场能充分考虑流动性的有效分配，具有清偿力的金融机构能够通过同业市场获得流动性支持。因此，对个体银行的具体干预既违反市场化原则又没有必要。Kaufman也认为，除非是央行对银行的清偿力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否则对个体银行的帮助是没有必要的。他强调了对个体救助的负外部性:不仅会产生道德风险，而且监管当局还会面对政治压力和监管俘获，从而增加更大的负外部性。Kaufman同时扩展了LLR的内涵，认为，虽然金融市场发展很快，而且变得非常有效，促进了流动性机制的改善，但交易速度的加快也增大了清盘和折价出售的可能性，LLR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均衡的资产价格不受暂时流动性的影响。

银行观点认为，最后贷款人只能是向个别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古德哈特(1999)指出无流动性但有清偿力的银行会由于同业市场效率低下､不能从其他银行借得款项而发展为无清偿力的银行。最后贷款人向市场提供资金支持会导致准备金供给总量的增加，而向单个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则不会导致准备金增加。费雪(1999)则认为最后贷款人既可以向市场也可以向单独机构提供贷款。

Hirsch首次把中央银行看作是解决因信息不完备而导致的市场摩擦的一种手段。他认为，中央银行具有的LLR功能类似于提供了一种保险，这会降低私人冒险的成本，但同时会刺激银行的道德风险。同时，LLR给予的监管当局非正式的酌情权又可能导致监管同盟的出现。另一方面，如果存款者认为大银行不会倒闭，那么抵制公共部门管理的策略将会鼓励银行进一步集中。这两种情况的出现都不利于效率的提高。Hirsch强调最优的办法是根据整个金融体系的特征适时调整中央银行的职能。

(四)最后贷款人援助对象的标准界定

古典最后贷款人理论的LLR援助对象非常严格地限制在出现暂时流动性不足的金融机构。但在LLR的实践中，金融危机的复杂性使得LLR的援助对象逐渐突破古典流动性界限。因此，一些经济学家认为，LLR可以向不具有清偿力的银行提供帮助。

索洛(Solow，1982)认为无论银行是否到了无法偿债的境地，当出现银行危机时，最后贷款人都应进行援助。索洛也承认，这种做法会产生某种道德风险，鼓励其他银行有可能冒更大的风险，而公众也失去了监督金融机构的热情。

古德哈特(Goodhart，1985，1987)主张中央银行可以给不具有清偿力的银行提供帮助。主要有三个理由:

第一，中央银行在LLR必须行动时，要区分商业银行到底是流动性危机还是清偿性危机问题是不太现实的。商业银行向LLR申请援助时，存在潜在的声誉损失成本，因为即使是流动性不足的银行，如果向中央银行借款，也表明它在同业市场上已经不具有融资能力，从而被怀疑有清偿力问题。因此，向中央银行借款无需考虑是否是流动性问题还是清偿力问题，只要有足够的抵押品即可。

第二，由于商业银行在生产信息方面的特殊作用，如果LLR让处于困境中的机构破产，有价值的､难以替换的“客户―银行”关系将会失去，保持这些关系的社会利益超过这样做的成本。

第三，因为大银行的破产将毁掉整个银行系统的信心，所以大银行即使没有偿付能力，LLR也只有贷款。

考夫曼(Kaufman，1990)认为，索洛和古德哈特的观点低估了最后贷款人过度援助的风险，这可能会导致面临危机的银行增加在未来对更大援助的需要。他们也忽视了由于最后贷款人延迟让无偿付能力的机构停业，会招致额外的损失及增加最终解决问题的成本。索洛和古德哈特没有意识到最后贷款人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而不是贴现窗口贷款来完成其职能。事实上，借助公开市场操作也可以满足最后贷款人对高能货币的紧急需求，因而不必担心如何援助个别的危机银行。

古德哈特和黄(Goodhart & Huang，1999)认为，一家银行的倒闭会引致金融不稳定，市场主要表现是恐慌，此时很难预测存款人的行为，货币政策操作容易失误。他们通过建立最后贷款人道德风险模型认为，在单一时期模型下，即在银行倒闭的概率､最后贷款人救助的概率和风险概率既定的情况下，最后贷款人是否实施救助取决于银行规模的大小;在动态和跨时期模型中，即各种概率不确定的情况下，最后贷款人实施救助取决于对道德风险和传染性风险的权衡。如果关注道德风险，最后贷款人会慎重考虑是否实施救助;如果关注系统性风险，则最后贷款人有动力进行救助，由此产生的整个市场的均衡风险会较高。

(五)最后贷款人的资金来源

除央行储备外，政府财政也是最后贷款人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古德哈特和斯科恩梅克(Schoenmaker，1993)､斯德拉(Stella，1997)和古德哈特(1999)认为，向一家清偿力不明的危机银行提供贷款，可能会因抵押品价值低于贷款价值而使中央银行蒙受巨大损失，造成资产负债表恶化，减弱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因此，许多国家中央银行不愿单独承担这种风险，通常会要求政府财政对中央银行面临的风险给予担保。实际上，为了维护经济稳定，财政部门通常比中央银行有更大的积极性。

(六)最后贷款人道德风险问题的产生及其防范

最后贷款人的过度援助容易导致金融机构道德风险，且大银行相对于中小银行更为明显。因此，通过征收惩罚性高利率､组织私人部门参与救助､实施“建设性模糊”救助条款､严格的事后信息披露等措施有助于缓解这一问题。

考夫曼(1991)､诺切特和泰勒(Rochet & Tirole，1996)认为最后贷款人对银行的援助会产生两个负面影响:一方面，救助促使银行经营者和股东为获得更多的救助补贴而去冒更大的风险;另一方面，最后贷款人向倒闭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存款人监督金融机构经营行为和业绩的积极性，并且由于救助是对所有存款人提供隐性保险，这也会削弱银行同业监督的积极性。

米什金(Mishkin，2001)认为，这种道德风险在大银行身上表现得更为严重。那些自认为规模很大或很重要的银行相信在发生流动性不足或出现其他问题时，最后贷款人肯定会提供资金援助，因此他们便放松风险约束和危机管理，而从事高风险高收益的业务。同样的原因也使得市场约束力量减弱，因为存款人知道一旦银行陷入困境，政府不会任其破产，自己也不可能遭受太大的损失。于是他们失去了监督银行的动机，也不在银行从事过度冒险行为时通过提取存款进行市场约束。在很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当大的或与政治有联系的金融机构出现危机时，政府便成为解决问题的后援，最后贷款人向经济中投放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作用，将大大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从而引发通货膨胀。

汉弗莱(1985)认为，在现代金融环境下，征收惩罚性高利率等于向市场提供了一个促使资金加速抽逃的信号，这反而会加剧银行危机的发生。同时，银行经营者为在短期内获得更高收益以支付贷款高利息，会追求更高的风险。因此，古德哈特和斯科恩梅克(1995)､普拉蒂和希纳西(Prati & Schinasi，1999)认为，在实践中对个别机构的紧急贷款并没有征收比市场利率更高的利率，银行同业市场通常以正常的利率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救助。

贾利尼(Giannini，1999)指出，通过组织私人部门参与最后贷款人的救助也可以解决道德风险。中央银行以人的身份组织有富余资金的银行向缺乏资金的银行提供资金援助。扮演最后贷款人的主要银行承诺在危机时期向问题银行提供信贷，以保证银行体系的正常运作。但古德弗兰德和拉克尔(Lacker，1999)认为，这种信贷行为必须是帕累托改进，中央银行不能强迫其他银行提供信贷。如果中央银行迫使其他银行提供贷款，或以过于偏护危机银行的条件提供贷款，则私人银行提供贷款支持实际上是对倒闭银行的补贴。在充满竞争的金融市场中，资金富余的银行相对于危机银行具有竞争优势，中央银行劝说优势银行帮助自己的竞争对手摆脱困境有一定的难度。因此，道义劝告､规则力量和合作意识的培养是中央银行在协调银行间援助时的重要职责。

科里根(Corrigan，1990)首次提出了“建设性模糊”的最后贷款人概念，指最后贷款人在事先故意模糊履行其职责的可能性，即最后贷款人向其他银行表明，当银行出现危机时，最后贷款人不一定提供资金支持。由于银行不确定自己是否是援助对象，从而对银行形成一种压力，使其谨慎经营。“建设性模糊”要求最后贷款人从谨慎角度出发，关于是否､何时､在何种条件下提供支援的预先承诺应该停止。在做出决策时，最后贷款人要严格分析是否存在着系统性风险。如果已经存在，应考虑应对系统性传染的最优方式，尽量减少对金融市场运行规则的负面影响。

克劳科特(Crockett，1996)认为“建设性模糊”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迫使银行谨慎行事，因为银行自己不知道最后贷款人是否会对它们提供资金支持;二是当最后贷款人对出现流动性不足的银行提供援助时，可让该银行经营者和股东共同承担成本。管理层会意识到一旦银行倒闭，他们将会失去工作，股东将失去资本，因此道德风险会大大减少。实践也表明，“建设性模糊”可以直接约束或间接鼓励银行的经营者和股东谨慎行事，提高自我防范风险意识，增强自我控制､自我约束能力。

建设性模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即赋予危机管理机构过大的自由决定权，而自由决定权会带来时间持续性问题，如开始最后贷款人认为不向危机银行提供安全保障比较有利，但事后又觉得向银行提供资金援助可能更为恰当。因此，伊诺克(Enoch)､斯德拉和海米斯(Khamis，1997)认为，可通过严格的事后信息披露办法来评判最后贷款人在处理个案时的自由决定权。

(七)国际最后贷款人(ILLR)与第一贷款人(LFR)

1､国际最后贷款人(ILLR)。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国与国之间的资本与货币一体化，金融危机超越国别的限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所有的一切使得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最后贷款人的问题进入了理论家和实践者的视野。

早期的金融史认为，“世界经济中心”应当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费尔南德・布劳德尔假设世界经济具有一定的地理范围，“并且总有一个以占主导的城市和城邦(即经济首府，但不一定是政治首府)为代表的极或中心。在金融危机中，当一国的困难将超越国境时，占统治地位的中心就被认为有责任充当其他国家的最终贷款人”，这是由谁来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最早的理论假说。

目前理论界普遍认为，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承担国际最后贷款人职能比较合适。Stanley Fisher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IMF虽然不是国际中央银行，但是仍可以行使国际最后贷款人的职能，而且会做得很好。他认为，IMF作为危机的借款者，更像一个信用合作组织，通过发行基金份额建立资金的蓄水池，再向成员国贷款;作为危机的管理者，它可以组织和协调危机中的成员国，募集更多的资金。

另一种观点认为，国际清算银行(BIS)可以行使这一职能。被称为“中央银行家的俱乐部”的国际清算银行一向积极推动中央银行之间的互相合作和援助。由于各国中央银行的高级官员通过国际清算银行经常会面商谈，保持着经常的联系，这一安排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更为及时，并且没有附加条件。但它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仅限于其成员国之间，与发展中国家基本无缘。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较发达国家普遍，因此，国际清算银行的这种援助是有限的。

2､欧盟最后贷款人。

Garry J. Schinasi和Pedro Gustavo Teixeira(2006)研究了当系统性金融风波影响不止一个欧盟成员国时，如何实现最后贷款人功能问题。他们认为，对银行集团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有几种可选的协调模式:

第一种模式依赖于详细的事先安排，被认为是“北欧模式”。这个模式是北欧中央银行谅解备忘录中提出的，适用于银行危机发生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北欧国家中运作。一旦发现危机，将由相关中央银行建立一个协调机制，即危机处置小组。在对银行集团有管辖权的中央银行的领导下，危机处置小组集中对银行集团的财务状况和潜在系统性影响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另外，它还集中与银行业管理层进行联系。该小组还负责向各个中央银行决策机构汇报，汇报内容包括危机的系统相关性信息，受影响的银行的偿付能力，最重要的是明确各央行间意见的分歧，目的是让每个中央银行都能了解情况，决策协调。这个模式的主要优点是可以使中央银行间的信息和分析不对称最小化，以减少“囚徒困境”的发生。

第二个协调模式是“监管模式”。因为新巴塞尔协议的实施将增强并表监管者的协调职能，相对于其他中央银行，并表监管者所在地的中央银行可以承担协调职能，这也暗示了某个中央银行相对于其他中央银行来说对银行集团承担更多的责任。例如，这个模式需要更多地考虑集团范围内或欧盟范围的(同国内相比)偿付能力和系统风险。正如并表监管者的作用一样，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该国中央银行对管辖范围内的银行业集团行使一定的“联邦(federal)”职能。

第三，各国中央银行承担的义务，包括信息交换和在现行运行制度结构下对政策措施进行协调。

3､债务重组中的第一贷款人(LFR)。

Daniel Cohen和Richard Portes(2006)提出的解决债务问题的一个政策干预机制――IMF的第一贷款人职能，来解决国际间资本流动的结构性缺陷。IMF成员国应事先制定“债务余额制度”(indebtedness regime)，这种债务余额制度意味着参与者的积极的承诺，不仅是国家，也包括IMF。IMF应在事先(即国家能进入金融市场时)而不是在危机后，就和国家一起建立调整计划(项目)，采取预防性措施防止债务恶化。IMF项目及其实施要让人相信这个国家能以“风险触发”利率，或低于“风险触发”利率迅速重新进入市场。这是IMF贷款的一种适当的催化作用。

三､对建立和完善我国最后贷款人制度的启示

最后贷款人理论与实践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1､通过法律明确LLR的职能定位。建立规范的LLR制度框架，明确LLR的宗旨､目标､责任､范围､方式等，增强救助的目的性､规范性､操作性和时效性，增强我国在转轨期间和加入WTO新形势下应对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2､限定救助对象。对于金融机构的正常流动性紧张，应通过市场手段来解决:(1)变卖资产;(2)股东注资;(3)同业救助。

LLR的救助对象应严格限定在流动性不足但具有清偿力的金融机构。如果流动性危机继续恶化，面临破产性(偿付性)危机时，应由公司股东､债权人(包括法人类和自然人类)和存款保险公司解决。存款保险公司提供援助､重组和偿付存款。类似的还有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保险保障基金及期货投资者保护基金。

金融危机传染至其他金融机构而面临较大面积的系统性危机时，最终损失则由纳税人承担:(1)财政为主体;(2)央行为主体。此时央行的融资不是传统意义上严格的LLR，而是LLR职能的拓展。(3)必要时，须向国际最后贷款人(ILLR)申请援助，如IMF。

3､提高贷款利率。利率提高幅度应考虑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实际，在我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阶段，应参照我国现阶段银行执行的同期贷款利率，并反映高于市场的风险溢价，以及考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现象的存在。同时辅之以“隐含价格”，加强对问题银行的现场检查､监督管理和行为限制。

4､缩短贷款期限。LLR是为了防范系统性风险，对出现流动性危机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制度，应将贷款期限缩短至一年以内，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流动性风险处理机制。

5､坚持透明原则。即事先设定提供LLR的必要条件并遵循预先规定的操作规则，救助中建立详细档案，救助过后一段时间，政府再将详细记录的决策过程公开，向公众解释LLR执行的情况及原因。事前透明既可避免央行受到各种政治压力而滥用LLR，也可使央行决策时有章可循。而事后透明则可避免央行相机决策权过大而带来的随意性，增加央行审慎决策的压力。同时，用建设性模糊原则以降低道德风险。

6､加大惩罚力度。在对问题金融机构提供LLR援助的同时，一定要查清导致经营失败的原因，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通过加大处罚力度，遏制金融机构管理层违规经营､恶意经营行为，降低道德风险。除此之外，有效的LLR还依存于其他制度安排。构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管理制度始终是防范风险的第一道防线。

7､推进建立“审慎监管+最后贷款人+存款保险”的金融安全网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建立规范的LLR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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