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浙大内迁与遵义的现代化发展

浙大内迁与遵义教育的现代化变迁

战前遵义，尽管各县学校众多，有文物之邦旧称，但更多只是旧式教育的成品。而浙大的迁入，则是在冲突与互动的语境中，质换其旧式教育的结构、功能，推动了遵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

为遵义带来了大批高素质的现代化教育人才。据统计，抗战期间，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90%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50%以上西迁。浙江大学也是大批专家、学者迁入遵义，1941年210人，1944年420人，1946年445人。其中有著名的气象地理学家、浙大校长竺可桢，物理学家王淦昌，文学家梅光迪，史学家谭其骧、张荫麟、张其昀，数学家苏步青，农艺家罗登义，电工学家王国松，工程师吴馥初等，他们大多都是一时硕彦的知名教授，他们的著作和科研成果，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有很大的影响。

引起了遵义学习观念的巨大变化。内迁遵义的浙江大学向来以“求是”为校训，1939年竺可桢校长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就必须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求是精神也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浙大带来了清新的文化学术空气，培养了当地人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形成了开拓进取的科学理智精神，在这种近代知识精神的感召下，遵义从此有了新的科学文化取向，“遵义青年往常以经商、当兵、做小职员为前途，自此也发生重大变化，读书风气浓厚，大学生和中学生的人数有了很大增加”。这种学风代代相传，使遵义文化现在仍处于贵州前列。

促进遵义中小学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的发展。战前遵义，只有一所师范学校为较高层次的学校。浙大到遵义后，曾在遵义湄潭创办了遐迩闻名的附属求实中学，为当地中小学教育发展、民众素质提高做了拓荒性工作；并将贵州与广西两省的中等教育作为浙大师范学院所属的辅导区，对教师的培训计划、教学大纲的制定，和教学的示范都作了具体工作。1941年4月，在遵义开教学辅导会议，开办教师进修班、星期讲习会。1944年春还办理教员函授学校，由工、农、师范三学院辅导贵州的工业、农业职业教育和英语教育，还组织了“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社教工作服务队”，开展多项社会教育活动，举办学术讲座、开办民众学校、办理民众识字教育、开办青年补习班、设立民众阅览室等。同时，浙大学生在当地的师范和中、小学任课，为地方人士的子女做家庭教师，使许多要求进步的青少年获得了良好教育，提升遵义民众的文化素质，推动遵义教育现代化向纵深发展。

浙大内迁与遵义民众思想观念的现代化转型

抗战时期浙大的内迁，一大批受现代文化熏陶的高素质知识阶层的介入，各种文化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碰撞、冲突、变异与融合，给遵义带来清新的文化思想空气，加速了遵义民众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变迁。

民主和科学精神深入人心。五四新文化运动曾在中国刮起一阵民主、科学飓风，但从总体上对边陲遵义的影响十分微弱。浙大迁遵后，很快成为当地抗日救亡与民主运动的前驱和骨干。浙大师生散居遵义、永兴、湄潭等地城乡，宣传民主和科学，创立各种民主社团组织，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和反对国民政府抗战后期的专制、腐败，掀起一次又一次民主运动浪潮，把浙大进步的民主、科学精神辐射到遵义的穷乡偏壤，深入人心。

形成开放、宽容、平和的社会心态。浙大迁遵初期，长期处于封闭环境中的市民对他们充满了好奇与怀疑，加之“西南同胞因为素来生活低廉，至今人口激增，物价胜贵，因为埋怨‘难民’的到来”，而一些移民又“难免有惟已独尊的习惯，加上语言的隔阂，弄得你刀我枪的情形了”。久而久之，这一特殊的移民群体“不远数千里跋涉而遍历风土人情大不相同的各城市乡村”，而从未出乡的居民“得见来自各地风土人情大不相同的人民，而与之发生各方面的接触。如此交互影响，不仅可以增加双方人民的见闻交际，而且可以渐渐破除历来根底甚深的地域观念”。素质教高的移民群体为遵义民众带来了开放的思想观念和先进的科学文化，拓宽民众的思维空间；遵义市民也逐渐认识到这些外乡人不仅成为遵义社会发展的一个支柱，而他们所带来的新文化、新思想、甚至生活习惯，也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大大增加了他们所掌握的信息量、思维量，遵义民众对外来事物的态度由怀疑、否定开始转为吸收、认同，心态日趋开放，逐步形成了一种开放、宽容、平和的社会心态，并与浙大师生建立了深厚情谊。

现代女性观念意识的增强。抗战时期浙大的内迁，以及遵义现代文化教育的蓬勃发展，使遵义地区的社会风气日趋开化，遵义人民逐渐走出封闭的宗法氏族圈子，尤其是昔日男尊女卑、女性备受歧视的局面大有改观，女性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明显提高，现代女性观念意识大为增强。具体表现为妇女解放，婚恋自由，受教育程度提高，政治参与意识明显增强，就业面扩大等。同时，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的涌入，她们观念开放，衣着现代，言谈举止文明，使长期受旧礼教束缚的遵义女性耳濡目染，看到了一个崭新而异样世界，感受到文化上的强烈反差，也追求平等，倡导教育，追求社会参与，力求进步，进而掀起了妇女解放潮流，加速遵义的现代化转型。

浙大内迁与遵义经济的现代化发展

抗战时期浙大迁遵后，结合遵义经济现状与特点，充分利用其文化、科技资源优势，促进遵义经济的现代化发展。

新型农业的发展。战前遵义是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单一型农业经济。浙江大学内迁后，浙大史地系致力于遵义地质、地形、气候、土壤及农业经济的实地调查，编篡《遵义新志》，为遵义农业的开发与发展提出了建设性依据。农学院成立了农业推广部，在进行优质水稻品种研发的同时，加速对小麦良种的选种和推广，扩大了小麦的栽种面积，并建立了面粉加工厂；还先后进行了马铃薯、番茄的试种，蔬菜、西瓜、胡桃的育种、推广，病虫害的防治，蚕桑、白木耳、食用菌的人工栽培，特别是湄潭红茶的研制和罗登义教授关于野果刺梨营养成分的研究等，这些新品种、新种植、新发展都直接影响了遵义农业生产格局，并给遵义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

现代工业的出现。抗战以前，贵州“谓之为无工业区，并非过语”，近代工业对于贵州来说是稀罕的新兴事物，遵义也不例外。浙大迁遵后，加强对遵义团溪锰矿的勘定和开发，使遵义的锰矿企业（即遵义铁合金厂）很快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家专业生产战略金属钛合金的企业，拥有采矿、选矿、烧结、冶炼等一溜综合性设施，其生产的金属锰是全国独家生产的短线产品，结束了中国当时必须全部进口金属锰和低中炭锰钢用于生产高级合金钢的历史。浙大师生对锰矿资源的勘定和开发，也为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浙江大学还成立遵义化工厂，利用锰粉成功研制了针状高锰酸钾（含量达99%以上），填补了我国高锰酸钾生产的空白，并获得金奖。此外，蔡邦华、唐觉两教授对五倍子的研究，为遵义第二化工厂的成立和遵义倍酸的生产奠定了科学基础。

科技人才的培养。浙江大学迁遵后，结合遵义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在“求是”精神的指导下，坚持科学研究与经济发展并重，为遵义培养了大量科技人才。浙大在文理、工、化3学院的基础上，先后增设了师范学院、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理科研究所数学部、工科研究所化工部、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农科研究所经济部和法学院等，开设了国文、史地、数学、化学、物理、生物、电机、化工、土木、机械、农艺、园艺、农艺、病虫害、蚕桑、农业经济及财政金融等课程，加上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为遵义培养近百余人的科技人才。此外，还有以罗登义教授为代表的许多外地专家及学生战后长期留在贵州、遵义，构成了遵义经济现代化最根本的人才推动资源，为遵义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作了积极贡献。

抗战时期，高等教育机构的内迁，“并非一种纯粹不幸之事。因为她们所迁之地，过去在文化上是未开发之区，科学知识观念的传播，有助于推动国家内地的现代化”。[8]浙江大学内迁遵义，正是竺可桢校长及他的浙大师生以“竭尽知能当有裨于黔省”之勇气和精神，发挥其文化、科技之优势，对遵义进行多层面、卓有成效的开发与建设，推动了遵义经济、教育及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发展。尽管这一变迁受囿于战争时期政治、军事因素制约而呈现突发性、暂时性等历史局限，但我们不可否认抗战时期浙大内迁对遵义现代化变迁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和推动作用，以及在互动变迁过程中所形成的重大启示，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总结和借鉴。浙大的成功启示我们，作为欠发达地区要建成全面小康和实现现代化，就要有一种不甘落后、攻坚克难、奋勇争先的精神和志气，大力实施“三化同步”战略，全力谱写科学发展、后发赶超的华丽篇章；浙大的成功启示我们，作为欠发达地区要借力发展、实现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引智和引资并重，用政策环境来吸引人，用干事创业来留住人，海纳百川，切实破解人才要素瓶颈，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