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曲之殇的背后

长期以来的“环境破坏型”发展模式种下的恶果，我们不能回避。

一场泥石流给舟曲县带来了灾难性打击。面对灾难，甘肃省在举行的新闻会上强调，舟曲之难主要源于“5・12”汶川大地震致使山体松垮，以及半年多长期干旱后的瞬间性强降暴雨。

笔者认为，这固然是客观诱因，但长期以来的“环境破坏型”发展模式种下的恶果，也是原因之一，我们也不能回避。面对大自然的报复，我们唯有反躬自省，才能避免更多更大的悲剧发生。

我们看到，从“陇上小江南”到泥石流多发区，舟曲县只用了短短半个世纪。据统计，从1952年8月舟曲林业局成立到1990年，累计采伐森林189.75万亩。全县森林面积每年以10万立方米的速度削减。

这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缩影。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保持9％以上的平均增速，支撑这一奇迹的是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长而非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其实，在经济起飞的初期阶段，低效率的粗放式发展有其必然性。其一，高素质的人才缺乏，企业管理水平不高，只好主要依赖低成本的竞争优势，而这一低成本又主要来自扭曲的汇率、利率或劳动力、环境等资源价格。其二，经济腾飞初期，公众环保观念滞后，对物质文明享受的渴求远远压倒了社会责任和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担当。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任意挥霍大自然的赐予，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长期容忍这一模式。目前，我国的环境压力已臻极限，与环境相关的事件屡见不鲜。据报道，居住在福建上杭的当地人10余年来不敢喝自来水(水源来自汀江)，而是跑到几里外挑山泉水喝；而类似湘江污染之类的悲剧，给当地居民的生命安全带来的危害，更是难以以货币去测度。如果考虑到这些污染成本、健康成本，GDP的含金量无疑是要大打折扣的。

换个角度思考，如果我们不去片面追求高增长。慢一些，也许会丧失一些“面子”，但却可以换来环境质量的改善，居民健康和幸福程度的提升。牺牲环境去发展经济，实为本末倒置的短视行为。实际上，我国已经认识到了原有模式的局限性，提出了要转向可持续发展、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但是，从认识问题到解决问题，往往存在着巨大的距离。究其原因：第一。环境保护面临“公地悲剧”的难题。河流的产权属于典型的“公地”，如果政府不严厉打击破坏公共资源的行为，河流就难逃被过度利用的命运；第二，环境保护存在“代际分配”的难题。资源既属于当代人，也属于子孙后代，但子孙后代并没有办法去影响环境资源的分配。唯一可以值得依靠的就是当代人的觉悟和责任感；第三，环境保护面临“搭便车”难题。由于一个人的力量对环境影响非常之小，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的“污染”没什么大不了；反之，每个人也会认为自己为改善环境做出的努力起不到什么作用。

破解上述难题，唯有政府的强制力和意志力。一方面，政府必须对破坏环境者制定严格、可操作的惩罚制度，强化刑事责任追究。1998年到2002年，中国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387起，只有25起被追究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2003年到2007年我国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90多起，被追究违法犯罪的仅12起。2004年环保部直接处理的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有14起，但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只有四川沱江水污染事件1起。另一方面，避免选择性执法，发现一起惩处一起。唯有强有力的惩处才能起到威慑作用。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强化环保部门相对于地方政府的独立性和执法权威性，才能突破利益集团编织的强大保护网。

舟曲悲剧已经发生，在抢救幸存者、重建家园的同时，我们更加应该去思考，如何避免更多的类似悲剧在不同的地方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