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官德 第10期

“药方”的剂量，在一定程度上映射着“疾患”的严重程度。从官方的表述细节中，也可感受到中央主管部门对官员道德滑坡的忧虑。

近日，首部以“官德”为主题的《中国古今官德研究》丛书面世，官德教育被系统化地体现出来。与此同时，也将捉刀起笔完成丛书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今官德研究”项目课题组的杜丽燕和她的同事们推到了网络舆论的中心。

尽管杜丽燕们再三强调丛书“提出关于官德的理想模式，并不认为它是唯一解决官德问题的渠道”，对于拯救官德不可能有立竿见影的“疗效”，然而，不久前公布的《国务院关于2011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一系列贪腐数据，以及中纪委查出的原山东副省长黄胜的斑斑劣迹都刺痛着公众的神经，他们渴望一剂“拯救官德”的良方。

从中央到地方的“药方”

倚靠提升官德，从源头遏制腐败，逐渐成为近来从中央到地方的一致选择。

据悉，上述由北京市纪委、市委宣传部委托编写的官德丛书将作为北京市党员干部的反腐倡廉教材和教育读本。北京相关部门还将举办中国古今官德研究展览和古今官德大讲堂，对官员进行德训。

地方对于“官德”的教育可谓丰富多彩。在“官德”教育中，浙江推崇组织干部赴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追忆红色历史。而江苏的公务员们除了全员培训职业道德外，还将开展演讲和征文、宣誓、读书和评选等七大主题活动。

事实上，对官员“德”的要求早已有之。2008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首次提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标准，此后，他又再次强调“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

去年公布的“十二五”行政机关公务员培训纲要中，新增的“重点任务”即是“围绕增强政府公信力，大力开展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

为落实纲要，去年年底国家公务员局印发《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下称《大纲》），“将职业道德作为公务员选拔任用的重要标准、考核奖励的重要依据、监督约束的重要手段”，并将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列入公务员初任、任职和在职培训的“必修内容”，并建立培训的“长效机制”。

至此，一场最大规模的“官德轮训”在中国拉开帷幕，数以千万计的公务员将全体接受一轮“职业道德培训”，时间不少于6学时。不久，中组部又印发一份《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提出：要把“德”的考核结果，体现到干部的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等各个方面。

按照国家公务员局统计，截至2011年底已有16个省区市将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纳入“十二五”公务员培训规划；有10个省市区专门下发文件进行了部署。

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规范化、系统化的官德评价体系操作，走在全国的前列。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在国内首创领导干部道德评价体系已经进行了4年多，将官员德行量化和细化，甚至要早于2011年才颁布的《大纲》。考评人涉及单位领导、同事以及服务对象。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教授表示，“考核官德应同时从自评、他评（上下级和同事评议）、群众评议三个方面入手，才能够真正形成全面客观的评价。群众评议应是重中之重。”

对于“官德”的内涵阐述中，中央各部门不尽相同。国家公务员局称：“所谓的官德，就是居官从政者的职业道德，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公务员的职业道德。”而中组部在《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中表示：“考核干部的道德品行，主要考核干部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家庭美德。”

记者发现，在地方的落实上，往往公务员职业道德和“家德”被混为一谈。2010年江苏沭阳将忠于配偶等品德纳入干部考核，同年江西萍乡市出台领导干部选拔办法，将生活方式不健康、不孝敬父母等列为一票否决事项。湖南邵阳县要求家属出具“家庭道德鉴定书”，四川彭山县提拔官员先问家人意见，其中一名干部因不爱做家务被扣两分。

综观媒体报道，今年以来已有不少地方官员因道德考核未过关被暂缓提拔。根据浙江省市县乡换届工作新闻通报会报道，截至今年4月底，该省全面完成换届工作，其中，44名干部因道德考核不过关被取消提名资格。79名干部因道德评价不高，被诫勉谈话、调离原岗位或免职。重庆市荣昌县组织部门近日也透露，本次乡镇换届中，有4名干部因为道德考核未过关而在酝酿环节被否决。

从地方到中央接连出政策提升官德水平，显示出中央政府对官员道德危机的警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国家公务员局副局长杨士秋解释大纲时强调，无数事实证明，公务员出问题往往不是出在能力上，而是出在道德上，无论还是，都与职业道德的缺失相关。

“药方”的剂量，在一定程度上映射着“疾患”的严重程度。从官方的表述细节中，也可感受到中央主管部门对官员道德滑坡的忧虑。

官德缺失现状

记者从最高检历年“两会”上的工作报告整理得知，自2000年底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组织开展追逃专项行动以来，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而据最高检公开的2005、2007、2009、2010、2011年等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这五年共缴获赃款赃物金额达到541.9亿元。“对于当前‘官德’水平虽然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但是总体看水平不高。”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坦言。“中国现在腐败的趋势就是向最低和最高两个方向发展。一把手不受监督控制是最大的问题。”透明国际亚太部高级主任廖燃介绍，一个是基层官员腐败，一个是高级官员腐败。

全球最大反腐NGO透明国际并不以被和被判决的案例数目为衡量腐败的度量衡。廖燃解释：“这只是反映了一国检察官或法官办案的质量，以及媒体曝光腐败案件的数量，并不能真正反映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因此，我们只能以那些最有机会跟腐败官员打交道人员的经验和观察来比较。”

参与撰写《中国古今官德研究》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梁劲泰表示，“反腐与官德的关系就好比治病与健康的关系。惩治贪官这些都是治病。我们写书要讲的就是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健康。至于治病的功能要由组织部门去完成，该开刀的开刀，该吃药的吃药。不过，为什么不在生病之前就保持健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