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军事情报组纪事

指示成立西安通讯工作组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顽固派不断制造磨擦，连续发动高潮。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和爱国民主人士警惕顽固派向陕甘宁边区和其他解放区的军事进攻，随时保持戒备。

1943年1月，向来重庆参加中央训练班的王敦瑛指出：“利用你在军队中做教官的特殊身份，成立西安通讯工作组，任务是搜集、胡宗南及其他军队妄图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政治等机密情报，搜集蒋、胡军队破坏抗日、制造磨擦、发动内战的机密情报，及时电告党中央。可与第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联系，暂用他们的电台，保持极端秘密，严防敌人破坏。”并指定王敦瑛为组长。

王敦瑛（1905―1979），苏共党员，山东省黄县人。1935年作为苏共中央派遣的帮助中国革命的情报人员返回中国，先后在吉林、北平、上海、汉口、成都、西安等地做军事情报及秘密工作。1939年任苏联派驻国民政府军事顾问团首席顾问翻译，1943年任第一战区胡宗南长官部上校副官、绥靖公署资料组组长、西安王曲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俄文教官。

为便于王敦瑛开展工作，派遣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电台台长杨才（化名夏仲和）和他的妻子龙文英（化名钱瑾）到西安，还把长期在西安从事革命活动的著名爱国人士、西北民盟创始人杜斌丞及中共秘密党员、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杨明轩介绍给王敦瑛，王敦瑛又通过杨明轩与打入第三集团军办事处任主任的中共秘密党员蒙定军取得联系。还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处长周子健给王敦瑛拨款400元作为经费，在西安市玄风桥34号（今建国路北端）以开设“杂货铺”作掩护开展情报工作，杨才为“经理”，龙文英为“售货员”。由于杨才夫妇早年参加革命，没有做生意的经验，再加上都是四川人，容易引起敌特怀疑，蒙定军遂介绍中共秘密党员张刚参加情报组，以“售货员”身份掩护杨才工作。

与此同时，从苏联弄到一部电台，由王敦瑛等辗转将电台送到“杂货铺”杨才处。1943年夏，西安军事情报组（即西安通讯工作组）正式成立，组长王敦瑛，成员有杜斌丞、杨明轩、杨才、蒙定军、张刚、龙文英、杜琴兰、李儒珍。王敦瑛、杜斌丞、杨明轩、蒙定军分别利用自己公开身份负责搜集敌人情报，一有情报即送至“杂货铺”。杨才、龙文英夫妇与张刚负责夜间用电台向党中央发送情报，杜琴兰、李儒珍为译电员。

划破长空的红色电波

当时的西安是胡宗南长期盘踞的巢穴，是顽固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指挥中心，仅职业特务就有四五千人。情报组工作之初，在物质上和技术上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收发电报时的用电，只能靠灯头来接。而玄风桥一带唯有这个“杂货铺”一家用电灯，其余都点煤油灯，若要收发报电灯即出现明显的闪动。唯恐敌人觉察，只好将收发报时间放在深夜进行，遇上停电就用手摇发电机。深更半夜，恐声音太响暴露目标，每在发报时只得把四周围窗户和发报机用棉被盖住降低声音。电台开始在地下掩埋，用时刨出，用后再埋起来，很不方便，而且掩埋痕迹明显，很容易被敌人发现。后来，杨才直接在里屋墙上挖了个洞，把电台每次用后就放在墙洞里，外面堆满货物，遮挡得严严实实。

就这样，军事情报组在特务如麻的西安城里展开了工作，秘密电台收发报时间准确无误，使红色的电波划破长空，把敌人的军事机密传达到延安党中央及重庆和兰州党的机构。

1943年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研究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部署。7月初，胡宗南发出军令，准备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马栏镇。王敦瑛得悉后，当晚就通过杨才等电告党中央。党中央获悉电报后，即以确凿的事实揭露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行径，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危机，有效避免了顽固派对根据地的军事进攻。

1945年7月，令胡宗南将河南前线及陕西韩城、朝邑、合阳、华阴、华县、西安等地十多个师的驻军开往陕甘宁边区南线，暂编五十九师和骑兵第二师由西安向淳化、耀县一带移动。西安军事情报组连续向延安发报，并由蒙定军亲自向中共陕西省工委和党中央汇报了胡宗南的军事部署与兵力编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即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为政委，统一指挥关中南线的各个部队，并抽调新编第九旅、教导第一旅、教导第二旅和即将开赴抗日前线的三五八旅火速增援关中分区。7月22日，当胡宗南军向关中分区淳化、耀县的爷台山地区发起进攻时，八路军和游击队诱敌深入，主动撤出爷台山及其以西的40几个村庄。正当胡宗南军为夺取爷台山而庆功的时候，8月7日，党中央命令各部出击，次日发起总攻，经过两天战斗，全歼守敌，8月10日战斗结束，收复了爷台山等全部失地。爷台山战役后，党中央通电嘉奖了西安军事情报组。

打入敌人心脏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进入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时期。1946年初，向来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西安军事情报组成员杨明轩（时任胡宗南部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参议）、杜斌丞布置：“请转告三十八军内共产党工委的负责人，运用我党在部队工作过的一些地下党员，选派可靠得力的干部，设法打入军胡宗南部建立情报机构，以便随时了解、及时搜集和掌握蒋、胡、马军妄图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动态和机密情报，警惕与防止反动派对我党我军和陕甘宁解放区的突然袭击。”

杨明轩、杜斌汪从重庆回西安后，即向蒙定军传达了的指示。蒙定军随即远赴甘肃河西走廊重镇武威，联系时任胡宗南部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联系从三十八军撤回的秘密党员安排布点。蒙、赵二位商定，由杨荫东、赵古振两位党员执行打入任务。赵后来虽打入胡宗南西安绥靖公署机要室，但未得到信任，不久便借故离开，杨荫东却成功打入胡宗南军队的第七补给区司令部。至此，西安军事情报组在敌人心脏里铺开了一张多点辐射的情报网：王敦瑛从胡宗南长官部，杨明轩、杜斌丞从高桂滋、邓宝珊、赵寿山等高级将领处，杨荫东从胡宗南军队第七补给区司令部，源源不断地将敌、部队番号、行动路线、驻地、主官姓名及给养补给概况等军事情报发往党中央。

打入敌军首脑机关任西北联勤总司令部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办公室少校参谋的杨荫东，为了适应我军情报工作的急需，按照胡宗南所有部队的战斗序列、兵力驻地、补给情况、长官姓名等项目列制了一个《屯补日报表》，每次复写两份，一份装在司令周士冕的皮包内，以便在杨荫东不能随从参加高级将领会议时，供周士冕随时使用；另一份由杨个人保存，随时送到情报组联络员刘雪琴处，经刘转送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赵伯平。敌人的前方稍有军事行动，杨荫东即告诉刘雪琴。

解放战争时期，杨荫东从容不迫地战斗在敌人心脏里，这种绝密的军事情报工作从1947年2月起一直坚持到1949年5月西安解放前夕。他将敌人进攻延安及占领延安后的几次战役部署，撤出延安后的逃跑计划，以及西府战役时胡宗南的兵力调动与配备等情况，都及时准确地传递给陕西中共秘密领导机关。1947年4月下旬，杨荫东及时提供了胡宗南集中整编军向绥德、米脂推进，企图压迫我党中央东渡黄河的作战计划。党中央根据这一情报，及时组织了蟠龙镇战役，全歼敌一个旅，生俘旅长李昆岗，缴获了大批粮秣、几万套夏装和其他军用物资，粉碎了胡宗南的作战计划，沉重地打击了胡宗南部的嚣张气焰。此次战役结束后，西安军事情报组受到西北野战军前委嘉奖。

奖励40两黄金

1947年8月沙家店战役后，对西安军事情报组及时报告的“敌军战略部署大调整”的情报，副主席给予了高度评价，亲自批示：“情报很确实，最可靠。拨40两黄金作为全年经费。”1948年春夏之交，胡宗南加大对电台侦测力度。西安军事情报组接党中央命令，取消了电台发报，杨才夫妇和王敦瑛亲手将使用了多年的电台拆下掩埋。此后的一年时间里，西安军事情报组依靠党的秘密交通员徒步传递情报，及时准确地向党中央、西北野战军提供了大量军队行动的重要军事情报。

1948年3月初，司令员指挥西北野战军在陕西黄龙县瓦子街一战击毙胡宗南部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接着又在宜川附近歼敌一个旅，活捉敌旅长，两次共消灭敌人3万余众，取得了西北著名的围城打援的宜瓦战役的胜利。此战后，党中央向西安军事情报组发来了嘉奖令。随后在白水县武庄村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非常兴奋地表彰了西安军事情报组的工作，并向前来参加会议的赵伯平、蒙定军说：“你们的情报很重要，很确实，对作战有很大帮助。只要有这样及时准确的情报，一两年就可以解放大西北。”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后，给赵伯平颁发了一枚功勋奖章，作为对西安军事情报组全体同志的奖励，并幽默地称赞说：“我们的军队虽然比胡宗南少得多，但我们有一支无形的军队却比胡宗南强得多!”

（责编 雷蕾）